中文系 苏兴良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时节。
复旦校园内的草木染上了新绿，山茶花、樱花、杜鹃花都开得红艳艳的，唯有这广玉兰花不饰胭脂，冰清玉洁。我望着枝头上硕大的宛如装饰灯般的花朵，就不禁拉开记忆的闸门，回忆起以前教学生涯中的一段往事 …我于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复旦大学工作，至今已有四十一个年头了。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执教生涯经历 “文革 ”前、“文革 ”中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足迹遍及第一至第六教学楼，令我最难忘的要数“文革 ”后给全国统一高考入学的第一届新生上课的情景，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印象。
来到复旦大学的第一年是教越南留学生汉语，接着就是 “停课闹革命 ”的“文革 ”时期。虽说１９７１年又开始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但那时是工农兵学员 “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时代，自己是以 “臭老九 ”的身份上讲台的 ；而且那时中文系只设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和汉语三个专业，也没有细分什么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课，我所讲授的鲁迅课也就归入文学评论，因此直到１９７７年也没有上过正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
１９７８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标志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季，恢复高考后录取的新生，开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年，我很荣幸地担任了中文系７７级新生的教学任务。第一学期单独给汉语专业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二学期与潘旭澜先生合作给文学专业的学生合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后就这样讲下去，直至退休。
我们上课的地方是第一教学楼一层西边的阶梯教室。教室内能坐六七十人，听讲的人把教室挤得满满的，不仅有７７级学生，还有中青年教师，也有校外来进修的，但课堂环境格外的安静。潘旭澜先生首先开讲 “五四 ”新文学部分。他两手撑着讲台，身体微微前倾，两眼不看讲稿，微笑的目光投向讲台下的听众，口吐珠玑，缓缓道来，有时用语助词 “啰、噢 ”来加重语气。他从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一直讲到１９３０年“左联 ”的成立，下课时则走下讲台，到学生中间去交谈。我当时类似于潘先生的助教，到前面把黑板擦干净，再拿听课笔记把没记清楚的地方请潘先生指教。
记得潘先生上到第八周，因要去江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课就由我来接手。正巧讲到鲁迅后期的战斗生平和杂文，因我曾给工农兵学员讲过鲁迅，所以尚能应付。等把鲁迅部分讲完，向开会回来的潘先生交差，并说学生想听他的课，但他无论如何不肯再上，见我有些着急，便解释说他最近肝部有些不舒服，于是我不便再推卸，只能全力以赴把课讲下去，遇到什么难题就向他请教。后来潘先生带了研究生，或给学生上当代文学专题选修课，就没有再上现代文学史课。转眼就是二十八年，潘先生最近已乘鹤仙去，想起当年我们合作的情景，还有他的音容笑貌，恍惚就在眼前，心中感到十分惆怅和思念。
当年我在课间休息时，习惯地站到教室南边的窗前，看窗外高大的广玉兰树，借以舒缓上课时的紧张情绪。那广玉兰树的叶片椭圆厚实，足有手掌那么大，叶面绿油油的，仿佛涂了腊，背面则显得暗黄。每到春光洒满大地，枝条上长出嫩绿的新叶，老叶便渐渐枯黄脱落。待到五月中旬，枝条上又会鼓出又长又尖的花骨朵，趁人不备，开出雪白的花朵。那硕大的花瓣洁白如玉，灿若金丝般的花蕊，散发出阵阵芳香，沁人肺腑。我有时看得出神，仿佛觉得教室内的学生就如这广玉兰花，度过 “文革 ”的寒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绽开怒放，他们是多么光华耀眼的一代啊 ！
这届学生都很珍惜大学学习的机会，不仅学习刻苦用功，对教师也很尊敬，师生关系很融洽，课后我常常留下来跟他们聊天。有一次，楼鉴明等几位语言专业的同学，说起 “文革 ”期间学业中断、基础知识差的问题，我说你们能考进复旦，说明你们已经很优秀，只要有志气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接着，我给他们讲了 “五四 ”新文坛的两个掌故：在“五四 ”新文化阵营中，胡适是留美博士，学位最高，有点瞧不起别人，说刘半农的学问 “浅”。其实，刘半农那时虽然还没有出国留学和上过大学，但他学问根底并不浅，很会写文章。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他是助编，后来随陈独秀到北京，一方面继续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预科作教员。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写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和。复王敬轩。等一批笔锋犀利的战斗文章，曾受到鲁迅的称赞。但是刘半农为了争口气，于１９２０年赴欧洲留学，最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堂堂正正地当上北京大学的名教授 ；我还讲到沈尹默，他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五四 ”时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又是。新青年。的编辑，新诗写得好。一次把诗稿拿给胡适看，胡适说你的诗不错，只是字写的蹩脚。沈听了并不生气，暗暗下苦功练字，最后成了著名的书法家。我讲到这里时，楼鉴明微笑着说，“文革 ”中他曾跟沈尹默学过书法。我说，那太好了，不仅要向他学书法，还要学他勇于进取的精神。课后，还有的同学把自己写的文学评论文章拿给我看，我觉得写得很好，就写封推荐信，介绍给文学评论杂志去发表。就这样，我和同学们经常在一起谈学习、聊文学，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１９７９年春节，楼鉴明、任念麒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到我的寓所，说是给老师拜年。我是既惊讶又欣慰，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三人合买了一本精美的手册送我，内写 “苏老师：感谢您的谆谆教诲 ”，下面署上三人的名字 ；另外还赠我一帧楼鉴明的书法横幅。上书：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落款是：周“总理诗一首。一九七九年春节书奉苏老师校正，鉴明。我”收到这两件礼品，心里充满灿烂的阳光，过去 “文革 ”十年中郁积在心中的晦气被一扫而光，我从此感到作为一名教师的欣慰和自豪 ！多么好的学生啊 ！他们的前程将无可限量 ！
他们三人毕业后全部留校任教。楼鉴明在汉语教学之余，继续着他在书法上的追求，并发起成立复旦书画协会，在得到老校长苏步青支持和原书画社老前辈喻蘅的帮助下，１９８２年复旦书画协会成立，为复旦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复旦书画艺术开创了新局面。楼鉴明后来去了日本的大学执教，书法造诣更是享誉日本书道界。任念麒有一副好歌喉，每次系里开新年联欢会，他都用嘹亮的歌声给大家带来欢乐，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去了美国留学深造。另一位同学，在中文系继续读到博士，而今已是博士生导师了。后来很不幸，楼鉴明和任念麒去日本和美国后，均在九十年代英年早逝。我每每看到珍藏的他们送给我的手册和书画，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哀，不明白他们玉兰花似的生命为什么凋谢得那么早 ？
花开花落，星转斗移。从１９７８年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了。每年春暖花开、校园浸润在绿意花香之中，当我走过第一教学楼门前，看到那四季常绿的广玉兰树和盛开的玉兰花，嗅到那沁人心脾的芳香，就会自然回忆起当年在阶梯教室上课的情景，脑海中浮现出当年那批莘莘学子的身影，心中充满无限的温馨和怀念，也愈加感到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责任和荣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