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的起步
哲学学院 胡景钟
研究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的人来说，原是一个不敢进入的禁区。但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同志却要求我们复旦开设世界三大宗教课程。
我们哲学系根据这一指示，开展了宗教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 “文革 ”期间一度停顿，但后来又恢复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特别是在２００５年，还建立起宗教学专业。回顾这一段不平常的历史，从中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深远意义。
约在１９６４年间，毛泽东从杭州回北京经过上海时，在锦江小礼堂约见周谷城、刘大杰等教授、专家谈天。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问周、刘两位先生，复旦是否开设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 ）课，两人回答说没有。毛泽东说，像北大、复旦这样的大学应开设三大宗教课。在座的还有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会后，陈丕显向复旦党委杨西光、王零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王零同志与另一位副书记徐常太 （分管文科 ）随即告知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要系里积极筹备开设三大宗教课程。胡老接通知后，即找我 （当时任副系主任 ）商量如何具体筹备开设这几门课程。当时关键是师资。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佛教可请严北溟先生准备开设，他是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有扎实的基础 ；耶稣教 （基督教 ）可请华东师大的徐怀启先生，他是原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教授，讲授这门课程完全有条件 ；至于讲授伊斯兰教 （回教 ），我们感到在学校范围内物色人有困难，于是就想到上海伊斯兰协会去聘请。经过与该会商议，请到了该会会长伍特功教长 （他的儿子伍必熙在复旦任新闻系副主任 ）。师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确定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在高年级开设这三大宗教课程。为了使这几门课程在哲学系生根，除佛教已不成问题外，基督教则可以从外国哲学史研究生中物色人选去旁听徐怀启先生的基督教课，逐步把这门课程接下来。经过研究，选派了姚介厚、黄颂杰两位当时的研究生去听课并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和任务。开设三大宗教课程是我们哲学系宗教学科建设的起点，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课程开设仅仅过了一年，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 ”降临，三大宗教课也随着 “停课闹革命 ”而终止了。
１９７３年“文革 ”还在进行中，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在 “研究 ”教育革命的过程中，公布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份材料是毛泽东１９６３年底的一个关于成立外国研究所批示，但却给我们哲学系宗教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开了一个大门和有力的支持。毛泽东的批示如下：“这个文件很好 （注：‘这个文件 ’是指１９６３年冬周恩来同志在出访非洲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为对象的１４个研究所 ），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 ）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都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现代佛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水平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是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一点请宣传部门考虑一下。毛泽东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批示使我们了解到１９６４年我们开设三大宗教课程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重大意义，在此之前我们并未直接看到这一批示的原文。毛泽东的批示使我们当时 （“文革 ”后期 ）修订课程开设计划时有了新的重要依据。我看到这个批示十分高兴，于是就向系里建议是否可以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开设三大宗教课。由于条件限制，先开基督教。经过批准后，我与外国哲学史教师尹大贻同志 （他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有联系 ）研究后，聘请该会成员郑建业先生来讲授基督教史 （他在这方面有较高的造诣 ）。经批准后，这门课在哲学系的三年级开设起来了。这在全国高校哲学系中是绝无仅有的。“文革 ”结束后，我们除继续开设基督教外，佛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开设，不过任课教师有些变化，佛教仍由严北溟先生讲授 ；伊斯兰教请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人斌教长讲授，基督教则由我承接郑建业先生讲授。这可以说是复旦哲学系宗教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
到了１９８４年，三大宗教课在哲学系已开设了七八年。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对宗教，尤其是对佛教、基督教很有兴趣和愿意深入研究的新人。其中尤以当时的１９７７级学生姚鹏、中外哲学史研究生王雷泉、邵一诞等最突出。由于有了宗教学科师资的后备力量，我就在系内建议成立宗教学研究室，经向学校备案后，于１９８５年正式成立该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而且我们还借用了其他系科研究宗教方面的师资力量，其中有历史系的王庆余、吴鹤鸣，国政系的徐以骅等。这样，宗教学教研室开展工作就有了较雄厚的力量。教研室成立后，我们除了在系内增开了。罗马教廷史。（由吴鹤鸣先生讲授 ）外，还为全校开设了公共选修课。宗教概论 此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受国家宗教局、上海宗教局的委托培养政府宗教事务干部，帮助这些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各主要宗教历史等，先后办了三期，培训宗教事务干部６６人。后来又举办了神职人员的佛学研究班，参加人数１５人，帮助他们在哲学等理论方面深造。这时教研室的教师人数很少，而台柱是王雷泉同志，上述工作主要靠他完成。他当时还向我建议设立宗教学专业，我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条件似乎还不太成熟。这样，专业设立之事一拖就近十年。到２００５年，在王雷泉同志、还有从瑞士留学回国的张庆熊同志等的努力下 （当时我已离休 ），经哲学系的领导研究同意向学校和教育部申请，终获得批准建立。这为哲学系的宗教学学科翻开了新的一页。
今天，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所指出的 “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 ），我们都没有知识 ”，“国内没有一个 …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这是多年来全国宗教理论工作者艰苦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我们复旦哲学系宗教教学研究机构的一份 “辛劳 ”。虽然离更高的要求：对世界各大宗教派别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写成系列专著，培养出高水平的宗教研究人才，以适应当今２１世纪世界上各个宗教派别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对各阶层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的新形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可以预期这个目标最终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