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追求
上海医学院 郭慕依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８０岁来临之际，我这位在这里已工作、生活４８年的儿子，总想对她说些什么，但要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一时真不知该从何说起。“实话实说 ”，这可是中央电视台首先由崔永元主持的一档著名栏目名称，却也是当代媒体电视节目主持人作访谈类节目时常用的一句时尚用语。在此，不妨借过来用一下，如实地谈谈我自己对一生喜爱和追求的事业 ———病理学的感悟吧 ！
服从分配，踏进病理之门
１９６５年７月中旬的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六年大学生活快要结束了，一心想当一名外科大夫的我，此时，也该把自己的理想说出来，填入由学校发下的毕业生分配征求志愿表。但在那个全民学习雷锋的年代里，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的思想如雷贯耳，深入人心，因此，在我的脑海里，也不存在什么个人想法的一点点空间，一点点杂念。就这样，我接受了学校的统一分配，来到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报到，当上了一名病理学教师。这一干，就是４２个年头，从未离开过，而且成为我一生热爱的事业，真正实现了我在志愿表上所填写的 “服从学校统一分配，干一行，爱一行 ”的诺言。
我是如何喜欢上病理学的呢 ？病理学是一门很难学习、也很难掌握的学科，不仅内容多，涉及面广，而且必须在实践 （如尸体解剖、病理外检、细胞学检查等 ）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增长才干。因此，我在任教研室助教、讲师的日子里，非常珍惜每一次参加尸体解剖、尸检查房、外科病理检验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实践，尽力争取在每一次实践中，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将病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夯实。我不仅虚心地向年资高的老师请教，更是一丝不苟地查阅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反复地钻研和分析每一个病例，当自己心中有数，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后，才如实地写出诊断报告或做出结论，尽力防止诊断错误的发生。我还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通读国外原版 （英语 ）的病理学教科书，仔细地观察教研室多年珍藏的１２８例典型尸检病例和一套４００余张各种肿瘤的教学切片，并认真地完成教研室主任 （应越英教授 ）交给我的各种撰稿 （如医学百科全书、病理学教材、家庭医学普及全书、辞海等 ）任务。回想往昔，我在完成一个个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病例的正确病理诊断后，心里总是充满着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成就感，因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乐，并立下誓言，为祖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而贡献一生。
学校信任，跨出国门深造
“文革 ”动乱的十年，“四人帮 ”鼓吹批判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思潮严重泛滥，使得我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学习、掌握的俄语丢进了垃圾箱，大学期间选修的英语知识也忘记得差不多。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学校领导考虑派遣中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以迎接 “文革 ”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我经过一番突击的英语培训和多次参加教育部出国人员选拔考试之后，终于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受学校公费派遣，走上了留学进修之路，到了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 ———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开始了一年半十分紧张而又枯燥的留学生涯。
“文革 ”十年造成我专业上的荒废，使我初到这样一所知识的殿堂时，顿感十分渺茫和无所适从，不知该从何学起。好在我的导师———病理学系科文教授 （Dr。Colvin）是一位十分善良、友好的美国人。他热心地帮我安排好食宿之后，常用极其缓慢的语速，告诉我在他实验室里即将开始的课题研究，并介绍他手下的两位女技术员与我相识。随后的几周里，全由她俩指导我学会了各种实验技术，包括给大鼠注射、检测尿蛋白、抽血，直至处死动物、取其肾脏和制作病理切片、染色等。十分幸运的是课题研究进行得相当顺利，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全部实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写出了论文初稿，并等待导师的修改。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就十分自由地学习我想要学的知识，尤其是对该室近千例肾病理活检资料的复习。因为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宝贵财富。我大约花去近半年的业余时间，翻阅和观察了该室存档的全部肾穿刺资料，使我对肾活检病理学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式的提高。我在结束一年半时间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进修学习后，按时回到了祖国，把我在教研室主持的肾活检病理学诊断工作更加规范起来，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经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会的选拔和资助，我又一次赴美国德州圣安冬尼奥医学中心进修肾病、特别是开展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一年内我不仅学会了细胞培养技术，还掌握了部分分子生物学技术，从而为我回国后申请和完成１０余项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各类科研基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校训铭记，结出创新成果
众所周知，一所学校的优劣，集中体现在该校领导和教师所继承、遵循和发扬的校风和学术氛围。上海医学院在我国早年医学教育家、创始人颜福庆教授倡导的 “正谊明道 ”的办学理念，继而演变为 “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八个字的校训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使其成为我国知名的医学院之一。这既是上海医学院前辈们所积累的经验总结，更是今天在校师生所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在这八个字的校训中，“严谨、求实、团结 ”是为实现 “创新 ”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因此，创新是我校校训的核心或灵魂。曾是上海医学院一名学生，而今成为该校一名病理学教授的我，不仅熟知这一校训，更重要的是将其付之于日常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实践活动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吹进了沉默多年的校园，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顿时使高校焕发了青春，注入了活力。党中央为了发展边疆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原有西藏林芝县卫生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西藏医学院，并在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了七七、七八级两个班 （每班约４０余名）的学生。１９７９年春，在上海市委的统一组织下，我受学校的派遣，支援西藏，成了该医学院唯一的一名病理学教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承担了这两届医学本科生病理学课程的讲授任务，深受该校学生的欢迎，还荣获该年度先进工作者称号。
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先后两次赴美进修学习后，我成了教研室肾病课题组的负责人。不仅担当起近几年刚建立起来的肾活检病理诊断临床服务项目，还在成功建立起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技术后，深入开展对肾小球疾病和肾小球硬化机制的基础研究。自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４年，共获得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各相关部门的课题基金１０余项，指导培养了１０余名硕士和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１３０余篇，获国家级、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七项，还主编出版了。实用外科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人与智能。等专著。最近，我又完成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肾活检病理学。一书的撰稿任务，年内将公开出版。这是一本完全由自己常年积累的资料和实践经验总结写成的专著。与此同时，我也十分重视对教学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如对基础医学专业 “理科 ”基地班学生，实施基础医学课程的整合式教学 ；两度更新和充实由谷镜汧教授主编的。病理学。教材，使其成为教育部 “十五 ”规划教材 ；我主编的。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和。病理学多选题，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另外，为临床博士研究生开设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课程，制作病理学多媒体教学课件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实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我校校训实质内涵的无比正确。
已经历八十个年头的上海医学院，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无数的医药卫生界权威人士、高校教师和普通医务工作者，我为她骄傲，为她自豪，我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都应归功于她。此时此刻，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祝福她在今后的年代里，永远焕发青春，充满活力，培养出更多、更加优秀的人才，为２１世纪中国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