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危机随着1949年6月巴黎外长会议的结束而终告落幕。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容看，苏联和美英法三国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西方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尽管迫使西方三国同意重开讨论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并将柏林货币问题列入议程，但作为其两个基本战略目标，苏联既没有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也未能把西方势力逐出柏林。因此，危机对抗的结果并非平局，而是苏联落了下风。
通过空运为西柏林供给物资是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途径。有关空运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数据参加本书附录。空军对柏林的大规模空运总共持续了324天，共飞行277264个架次，运输了包括食品、燃料、药品和衣物在内的2343315吨物资，平均每个柏林公民人均约一吨。[美]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硏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0页。美国的空运政策和行动，一方面为自身在封锁境况下坚守西柏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通过由此而反映出的坚定信念，对筹建西德国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早在危机开始之初就曾表示：“如果丢失柏林，那么西德就是下一个柏林。”Lucius D.Clay， Decision in Germany，p.361.同样，在当时绝大多数美英联占区管理机构的德国籍官员看来，西方从柏林撤离也将直接影响到西德其他地区的社会和政局安定，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也将因此而很难继续得到大多数西占区民众的支持。NewYork Times， June 28，1948.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们也认为，能否成功建立西德国家有赖于美、英、法三国能否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如果柏林被西方抛弃，就不敢保证今后的西德政府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NewYork Times， July 4，1948.此外，德国当地的政治势力在组建西德政府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尽管美国的政策最初得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和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支持，但在德国亲西方政党的内部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例如苏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雅克布·凯泽尔就明确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强调德国既不偏东方也不偏西方，而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他坚决反对分裂德国并认为保证统一有助于形成一个和平的新秩序，德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并建立“新的社会形式”。Werner
Conze， Jakob Kaiser， Politiker zwischen Ost und West （Band 3）， Stuttgart 1969， S.68.
1947年11月，柏林副市长费迪南·弗里敦斯堡更是重新提出要成立全德人民代表会，由德国各州派代表参加签署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并号召重建统一的德国。参见WilfriedLoth， Deutschland im Kalten Krieg 1945-1963，Berlin 1992，
S.6.在1948年6月初《伦敦决议》出台后，就连原本支持建立西德政府的阿登纳，也批评《伦敦决议》是模糊的、不公正的，并预计德国人将拒绝就此与西方三国进行合作。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p.283.同时，许多德国民众也认为在该《决议》指导下尽管西德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但并不是完全的独立。例如鲁尔的产品将根据西方三国管制的规则进行分配，西方军政府依然将对西德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德国当地的新闻媒体也对西方三国成立西德政府的建议反应极为消极。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283.
因此，如何说服这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德国政治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西德民众，赞同组建西德国家的政策主张并服务于自身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着实提供了解答这道难题的好机会。包括空运行动在内的美国坚定立场，平衡了德国内部对《伦敦决议》的不支持声音。危机期间，几乎所有的非亲苏政党的发言人都在西德各地的议会中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立场的认可。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将空运称作是“令人惊叹的成就”，他认为柏林人的战斗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并钦佩美国率领西方三国所取得的成绩。此外，各新闻媒体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对美国领导的空运予以认可。慕尼黑的《南德日报》（SuddeutscheZeitung）声称，空运不但是历史上最大的航空运输行动，更是最人道主义的表现，因为它使两百万无辜的德国人避免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牺牲品，它也是反对恐怖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心灵桥梁。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284.类似的陈述既可以在自由主义的也可以在保守主义的刊物上看到。
整个封锁期间，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联合行动，在西德的新闻媒体上收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由于封锁造成的德国境内的紧张局势，使得许多西德的政党领导人将西德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正如《南德日报》所指出的：争夺柏林制造出了一种不寻常的互动关系，美国为了帮助德国人而投入战斗，反过来又可以依靠德国人的力量来支持自身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主张。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p.285.北威斯特法伦州议会的一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籍议员说：如果美国不援助柏林，他们就将丧失德国人的信任，他们对柏林的救助反过来赢得了西德政党领导人帮助华盛顿对抗莫斯科的使命感。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p.285.这一点还可以反映在封锁早期的汉诺威地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言语中：“必须向柏林人展示我们理解他们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清楚美国等西方大国正通过他们的行动保卫全体德国人的切身利益，我们不应该忘记柏林人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p.285.一个危机期间在德国波恩议会工作的美国官员回忆说，空运是当时议会内部谈论的一大主题，这是美国力量和决心的最好证明，封锁和空运毫无疑问有助于筹建西德国家计划的实施。克莱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在1948年10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美国对柏林的空运行动密切了与德国人的关系，使他们重新确立了完成组建西德国家任务的信念。[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27页。事实上，当西德议会委员会于1948年9月1日召开，并开始为西德地区制订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后，筹建西德国家的工作便进入了快车道，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家体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的辩论很快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得以解决。[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第94页。在以上消除西德地区各亲西方政党之间分歧的过程中，美国空运的延续及其不断加强所造成的坚定对抗苏联的政治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筹建西德国家进程的推动，只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决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改善美德关系最直接的事例。诚然，在冷战爆发之初西占区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完全摆脱“战争对手”、“占领者”等固有的意象，因此美英在危机中的空运行动着实是一项在德国民众内心树立友善形象的“民心工程”，对于德国人而言，美国的空运行动在与苏联的封锁行动的比较之下就显得更为可贵。当然，空运行动对于美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所蕴涵的短期政治利益诉求的意味，它所彰显的精神魅力和政治影响力还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因此当十余年后柏林再次因美苏对抗而重现危机态势时，肯尼迪总统依然派遣克莱这位当年反对柏林封锁的“英雄”，与副总统约翰逊一同前往柏林鼓舞当地人的士气。此举的目的无外乎就是利用克莱这个标志性人物的重现，一方面勾起德国人乃至于西欧人头脑中对美国在1948—1949年坚定立场和援助精神的“美好回忆”，以起到促进西方内部团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在向莫斯科展示自己的决心如同第一次柏林危机时那样坚定不可动摇。
当然，美国的危机决策在作用于德国问题本身而产生积极政治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德国（西德）在1948之前的工业产出仍不及1936年水平的一半，但到1949年3月这一数额已经跃升至89%，同期的外贸年出口量也几乎翻了一番。对此，哈佛大学历史系奈尔·弗格森教授认为，上述变化不但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直接援助（马歇尔计划）的影响，更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48年6月西占区货币改革以及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空运等强硬对策。弗格森认为“美国的援助是通过灌输信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也表示马歇尔计划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复苏，将西德1948年后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价格调控的取消以及西马克的发行所产生的信心增长似乎更有道理。弗格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美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坚定表现，美元与德国马克的联手所取得的成果也不会这么大。[美]奈尔·弗格森著，李承恩译：《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