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有位学生叫傅凤，曾随阳明学习“圣学”。但考虑到父老母瞎，一心想尽孝道。于是改学训诂文辞，以期通过科考来一举改变窘境。由于求之心切，日夜不息，终于患重病，“几不可救”。阳明叹曰：“嘻！若生者亦诚可怜者也。生之志诚出于孝亲，然已陷于不孝而不觉矣。若生者亦诚可怜者也！”傅凤闻言不服：我若不入仕获俸禄，又怎能改变家贫的状态以尽孝呢？阳明说：你求禄仕太急以至成重疾，甚至可能丧命，能说是“孝”吗？你伤身害体求“禄仕”，“禄仕可得乎”？傅凤感其言，非常后悔，并问：那我怎样做才能免于不孝呢？
阳明答曰：“保尔精，毋绝尔生；正尔情，毋辱尔亲；尽尔职，毋以得失为尔惕；安尔命，毋以外物伐尔性。
斯可以免矣。”《与傅生凤》，《王阳明全集》，第271页。对身体要爱惜，对性命要珍重，外在的得失要放得下，不要因为求取功名利禄而伤身害体，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家“保身全生”的主张，后直接传到泰州学派，由王艮等人发扬光大。阳明这种保身全性的人生情怀，集中表现在其《瘗旅文》中。正德四年秋，时谪贵州的阳明从篱笆间看见一吏携一子一仆由京师来上任，途径龙场，投宿土苗家，满脸疲惫，次日晨即匆匆而行。近中午时，有人自蜈蚣坡来，说老者已死，旁有两位哭者甚哀；傍晚时分，又有来者告：已死俩人，哭者仅一人；第二天一早，再有人来告：坡下已积三尸矣！阳明听罢，哀伤良久，决定带上二仆去掩埋。并撰文祭曰：“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瘗旅文》，《王阳明全集》，第952页。阳明强烈地抨击了世人以外物为重而以己之生命为轻的生死观，认为一个人为了五斗米的俸禄而到偏远地区就任一小吏，是对自己生命的极端不负责，而且还连累到自己的儿子与仆人。正德十五年，阳明平定朱宸濠叛乱，立大功却蒙受诽谤，甚至有生命之忧。此时，阳明既忧个人安危，更想到家人该怎么办？“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生长往不悔矣。’”《年谱二》，《王阳明全集》，第1270页。可见阳明对生命的珍视不是局限于个人，而包括家人。嘉靖六年，阳明被朝廷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起兵征讨广西的思田和田州的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了叛乱，但此时他已身患重病，“恐竟成痼疾”，因而多次上奏请求恩准他回乡养病。在朝廷未允的情况下，他决意不等下旨便起程回家。因为他知道：“身在而后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黄宗贤》，《王阳明全集》，第833页。为心性之学、求良知之致、拯世济民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如果性命都不保，还谈什么事功与学问呢？儒者“死得其所”的另一面是为了某种道德价值而勇于赴死。阳明在这方面的论述与行动，都堪称世之典范。“问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失了。
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语录三》，《王阳明全集》，第103页。面对“死亡”的胁迫，人们不应该一味地恐惧，要问个“当死不当死”的问题。违背“天理”，苟活于世，不过如禽兽一般，活着又有何益呢？要真正死无所憾，则必须为某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阳明云：“人孰无死，岂必穷乡绝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户庭，或饮食伤多，或逸欲过节，医治不痊，亦死矣。今尔等之死，乃因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矣。古人之固有愿以马革裹尸，不愿死于妇人女子之手者。若尔等之死，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呼壮士！尔死无憾乎？”《祭永顺宝靖士兵文》，《王阳明全集》，第964—965页。人是一样“生”而百样“死”，最好的“死法”是“驱驰国事者”，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死。阳明又在《祭刘仁徵主事》一文中说：“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虽修短枯荣，变态万状，而终必归于一尽。君子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视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视不义之物，若将浼己，又肯从而奔趋之乎？而彼认为己有，恋而弗能舍，因以沉酗于其间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远及一二十年，固已化为尘埃，荡为泥沙矣。而君子之独存者，乃弥久而益辉。”《王阳明全集》，第1036页。人的生命期限不一样，或寿长或命短；人生状态也不同，或荣华富贵或贫困潦倒，但最终都面临一死。因此，人们对生命之“修短”或状态之“枯荣”不必太在意，既不因生而喜，也不因死而悲，关键在“闻道”、“弘道”和“行道”。那些奔竞于名利、沉溺于享乐者，几十年便化为尘埃、荡为泥沙，什么都不可能留下；只有那些能“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死后仍永存不朽，这即是“死得其所”。正德十四年，阳明在吉安起兵试图征讨朱宸濠，但兵微将少，形势十分危急。他毅然引兵西进，而将家属留于吉安府衙内，聚柴薪于四周，命卫士说：“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第1351页。
这充分烘托出阳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而且还是其践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最好表现。正因为有此生死价值观为其内心依托，阳明才能以大无畏之精神，鼓舞士气，并以天才的计谋，迅速地取得了平定朱宸濠之乱的胜利。阳明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九死一生，然而也成就了他的不世之功。嘉靖七年十月，阳明病归，“将属纩，家童问何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第1428页。生死不动于心，唯忧学之不明，阳明之死正是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最好显现。正如钱德洪在《讣告同门》中所说：“夫子勤劳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则亦何憾。”《王阳明全集》，第1445页。
阳明生死智慧之沉思清儒马士琼云：“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开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王文成公文集原序》，《王阳明全集》，第1620—1621页。阳明子的一生，气节、功业、文章等各个方面皆矗立起座座丰碑，世人皆难望其项背，推其为“古今完人”，亦不为过。以今日之视角，如何看待阳明的生死智慧呢？第一，从阳明立志为“圣贤”的生死之求来看，其给现代人之人生观的启迪是：一个人要有远大的前途，做大事，非要早立高远之志向不可。志向高，人生势能才大；志向远，人生追求之动力才持久。反之，志向低、志向小，则人生动力有限、发展有限、成就亦不大。阳明因以“成圣成贤”为志，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志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仍勇往直前。从而其开拓的人生事业宏阔无比，做出了惊人的世功与学问，获得了不朽之人生成就。第二，阳明的“龙场悟道”，从“俟死”到“俟命”，摆脱了“生死之念”，终则彻悟“良知”之旨，这一过程明白无误地告诉现代人：超越世俗“生死之念”对提升人生境界、开拓精神领域、获得人生发展是多么重要。人的“生死之念”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惧死恋生之念”；而且当处在某种特别艰难的人生状态时，也会产生“求死解脱之念”。要摆脱这二者，就需要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去建构人生之形上本体，只有从精神上回归这一形上本体，人们才会在“万物一体”的本体性存在中，获得生死一如的体认，才能从根本上超越“生死之念”，既不恐惧死亡之迫近，又因勇敢承担人生责任而摒弃求死（自杀）的念头，从而跃上一个全新的人生境界，获得广阔的人生天地，并由超越生死的大智慧而得到人生的大成功。第三，阳明关于“死得其所”的生死之履，既要求人们勇于为道义、事业、理想而献身，也要保身全生，珍惜我们得之不易、不可再有的生命与生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价值论，固然有其永恒之意义，但时至今天，在人人沉溺于感性生活而常常置生命健康于不顾的现代，阳明关于重身、珍生、全性的学说与实践更值得我们重视。当人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样式时，一定要记住阳明先生告诫世人的：不要为获取外物而伤身害命。人若“皮之不存”（命损身亡），则“毛将焉附”（谈何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