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眉县之横渠先生（张载，公元1020—1077年）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完整系统的“气论”，为传统儒学中独具特色的本体论学说。其坚持经世致用，关注民生日用，使他成为理学史上四大学派之一的关学首领，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贡献。本章将集中阐述横渠先生的人生抱负、人生态度和死亡观念，并进而探讨其现代意义所在。人生抱负：为万世开太平人生抱负为人们在一生中所欲实现的志向。世间人海茫茫，每个人因其所处之历史环境、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个人的文化素养、精神境界的差异，表现出的人生抱负有相当大的区别。一般人当然皆以富与贵为人生的抱负，可达到者毕竟只有少数，即便获得者又有多少人感到了真正的人生幸福呢？更不必说大多数无法实现其富与贵的人生目标者了。由于把富贵树立为人生的抱负，许多人皆沉溺于眼前之一己私利，一生往往无所作为，在步入人生终点时，便常常感慨万分地叹道：白白活了一辈子。所以人生抱负的确立实与人之一生的展开、人之一生行为的趋向及成功与否关联得十分紧密。横渠先生刻意弘扬传统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自述其人生抱负：“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所谓“为天地立志”和“为去圣继绝学”《宋元学案》引作“为天地立心”。
即穷究天地之理（它们正是先圣先贤所立以为学的内容），并阐发以教化万民。横渠先生从研《易》入手，经年累月钻研不辍，为学讲学著书立说，使儒学在隋唐佛道之学的挑激下，入宋而有勃然复兴之态。横渠先生为学尤重《易》，实为通过《易》以窥天地之道之理。在他看来，天地之道当为“生生之道”，“生生之道”即是“仁爱”之理。人生于天地之间，自然应该遵天地之道而思而行。由此，横渠先生寻到了天地之“志”，并试图贯之于人伦日常之中，其全部的学术活动之核心莫不在此。范育先生叹道：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学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无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正蒙·范育序》。可见，横渠先生以“为天地立志”、“为去圣继绝学”为人生抱负，实起自于正统儒学受佛老之学的侵袭，认为这种状况对学者而言害莫大焉，对天下人而言亦害莫大焉。故其提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的观点来矫正佛学“以空为真”之蔽；以“不有两则无一”之说矫老子“以无为道”之蔽；并以“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的气本论矫佛学“生死轮回”论和道家“久生不死”之论均参见《正蒙·范育序》。。横渠先生这种“攻乎异端”的为学精神确与先秦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上》。相通相类相像，也充分显露出儒者人生抱负所蕴藉的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质。
所谓“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引作“为生民立命”。，即是将天地之道贯之于民间社会，以成为百姓日用之间所自觉遵循的准则，从而使天下大治。世间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如何满足生存与生活的欲求。可是佛学以“欲”为“恶”，故要“窒”；道家以“欲”为“害”，故要“息”。横渠先生将何处？应该看到，横渠先生不是一位纯书斋型的学者，他是一个脚踏实地、深知民间疾苦的“实学家”，所以他与正统的持“寡欲”说的儒者有些不同。他在“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中，并不是断然否定人欲，认为：“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但同时他也指出：“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丧本焉尔。”《正蒙·诚明》。这就是说，人之物欲亦是人性之组成部分，是不能完全“窒”与“息”的，但其属于人性中较低的“攻取之性”，所以应该将其置于德性的统领之下，不以“利”害“义”，不以“欲”害“德”，如此就做到了“未丧本焉尔”。此外，正因为横渠先生有“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抱负，所以，他少而喜谈“兵”，长而论“封建”、论“均平”、论“宗族”，处处显示出关学“学贵致用”的鲜明特色。虽然横渠先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张似乎有些迂阔，大都也没能付之实施，但从“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抱负而言，他比之只能坐而论“道”，只会注经弄典者要高明得多。为何在“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社会环境内，在佛道之学流布天下之时，横渠先生独能以“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人生抱负并勉力践履之呢？横渠先生云：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未知如之何矣。《正蒙·诚明》。“大人”就是体“道”之人。在横渠先生处，天地之“道”即是万物之“性”，其表现各不同，而其本质却是“一”。一个人若不自知“性”，不觉“道”，便只能囿于个我的所见所思所求，就只会去追逐于个我之私之利之欲。而若能自“性”而体“道”，悟解到天地万物人我皆“一”，就能做到立己亦立人，知物必去周知万物，爱人则兼爱天下之人，成就自我也去成就他人。如此，人们才能做到概然以天下之事为己份内事，天下人之疾苦为己之疾苦。
横渠先生说：“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理学经窟·义理》。人生皆为有限之存在：人的肉身所占的空间为有限，人之生命的历程有限，人所吃所喝所用亦有限。因为这样一种人生实存的性质，而使众多的人限囿了自我的人生：求有限之物，追有限之利，活有限之生命，故而无法臻于“极高明”之境界。实际上，人生各方面虽皆为有限之存在，而人之精神心灵却可脱出有限达于无限之境。这不仅仅指人之精神意识可驰骋于千万年之前，想像于千万年之后；更在于其能跃出个人肉身之限囿，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并生，从而趋于无限。横渠先生希望人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要“知周万物”，以精神之“道”济于“天下”，如此，能以“博大”求之，便能以“博大”致之，从而具备“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人生抱负，并因此在人生中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来。这即是横渠先生所立之人生抱负给现代人的有益启迪。人生态度：存顺殁宁人生抱负主要是人们在生活过程中树立的理想目标，按横渠先生的看法，人们应该拥有远大而崇高的人生抱负，一如他自己所树立的一样。但现实生活往往不会按人们主观设想的那样去发展，有崇高的人生抱负者常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如孔子怀“仁政礼制”之治国方案而惶惶“如丧家之犬”，孟子雄才大略却常遭“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冷遇。在宏大的人生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许多人改变乃至放弃原有的目标，渐渐地世俗了、沉沦了，甚至与社会中的卑鄙无耻的东西同流合污了。横渠先生毕生精研儒学，苦求治国之道，但其政见方略常不被社会所用，仕途亦十分坎坷，最后逝于贫病之中。他为何在严酷的现实中不放弃其“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人生抱负呢？其原因就在于他坚执“存顺殁宁”的人生态度。在其著名的《西铭》中，横渠先生气势磅礴地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正蒙·乾称》。在人世间，富贵福泽是人之所求；贫贱忧戚是人之所避。人们往往把人生中的这种趋避活动视做人生的全部内容，故而陷于求利求名求权势的无穷争夺之中不能自拔。在横渠先生看来，富贵福泽也好，贫贱忧戚也好，仅仅是人生的状态问题，远不是人生的全部内容，更非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人生中最重要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当是人们能否体天之“道”，并坚定地践履之。
天之“道”为何？横渠先生从其气本论出发，指出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三者皆为气之“聚”，所以，天地之性即物之性，亦即人之性，故而人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的朋友。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体悟去为人处事，就要恪守一种泛孝主义：对君主和百官臣僚要视为“长上”而忠之；对天下的老年人残疾者孤独鳏寡者皆视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而孝悌之。所以，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并不在取于富贵，而在完成自我各种尽孝的责任。引起一般人万分欣喜和全部注意的富贵福泽在横渠先生那里不过只为“厚吾之生也”；引起一般人苦恼烦闷恐惧忧愁的贫贱忧戚，在横渠先生处倒是一种值得欣慰的人生历练。这种与常人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恰恰起因于横渠先生把人之德性的体悟和发扬置于人生之首务，当做人生活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内容。所以，人生存着，就做自己该做的分内之事（体天之“道”并践行之），以豁达的心胸、无所忧闷的心境去承受世间的各种状态：富亦好贵亦好，贫亦好贱亦好，它们都各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对人之生都实有其用，人们不必也不能违拗之。此之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富贵时坚行其“道”，贫贱里恪守其“德”，面对死亡亦持之不怠，故而能够心安体亦安，人生状态的不同决不动摇其崇高之理念和抱负，这就是横渠先生“存顺殁宁”的人生态度。现代人在生活中一般很难认同“存顺殁宁”的人生态度。人们往往抱一种拥有得越多越好的人生观，成天追逐名利，永无满足之时之处。可实物的占有总是有限的，人之贪欲却无限，所以，现代人常常感到强烈的人生疲惫感。为此，我们应该从横渠先生的人生态度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应该看到“存顺殁宁”的人生态度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性的理得心安而非世俗生活的心满意足。
横渠先生说：“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至，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正蒙·至当》。一个人只有乐得其“道”，循“道”而行，才能奠定世俗生活的顺畅，也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而不至于落入无穷无尽的贪欲之中饱尝人生的痛苦。许多人在生活中因为自我的愿望常常落空，又受到重大的人生挫折，便看破了红尘，从而走向随波逐流的无可无不可的生活，对人生抱着宿命论的看法。而横渠先生的“存顺殁宁”的人生态度决非宿命论的而是积极有为的。横渠先生常说要“乐天安土，所居而安”，要人们既安于人间的富贵利达，也顺从于贫贱忧戚的状态，有学者指其为消极而宿命，这是一种皮相之论。横渠先生曾以儒者的人生态度比较于佛家的人生观：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阴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正蒙·乾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