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亨利·拜尔·德·司汤达（Henri Beyle de Stendhal）来说，意大利从年少起便是他向往的国度。十一岁时，他第一次来到伦巴底（Lombardei）。青年时，他入伍，并以轻骑兵少尉身份，参与意大利战役。这次相遇，让他想把意大利当成第二故乡。一八〇二年，司汤达[原名亨利·拜尔，但后来以他崇拜的德国考古学家约翰·约阿辛·温克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的出生地“司汤达”为名]离开军队，全心投入写作，想当个知名的文学家。
拿破仑垮台后，司汤达在米兰待了七年。他以笔名，先出版了音乐家传记，以及一篇关于意大利绘画的文章，他可是任意使用意大利的专业文献，却大半未指明出处。他也引用歌德《意大利之旅》中他觉得有趣的段落，同样没有注明出处。知道这件事的歌德，在给友人卡尔·弗里德里希·蔡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的信中抱怨这种“无耻任意的”侵占。
司汤达的《论爱》一文与第一本小说《阿曼斯》（Armance）不太成功，负债累累的司汤达认真地想过自杀的问题。靠着担任特里斯特（Triest）领事一职与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小说《红与黑》，他才脱困；司汤达靠这本小说达成自己的目标：一举成名。一八八五年，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称赞这位法国作家为法国最后的大心理学家，“以拿破仑般的速度跨越他的欧洲，穿梭过数百年的法国心灵，成为这些心灵的发现者”。
在他一八二六年增订版的旅行日记《罗马、拿波里与佛罗伦萨》（Rome，Naples et Florence）中，尽管书名没提到，司汤达还是提及他在威尼斯的事——偶尔借用第三者的资料，不过带着极具个人色彩、思想奇巧的看法。
这位三十四岁的外交官暨作家以轻松的聊天语气，但却往往尖锐犀利，描述着他在旅行中认识到的人与事。这种尖锐犀利有时会给司汤达带来麻烦；在政治上，大家认为他并不可靠：一八二一年，他被奥地利警长当局逐出米兰，伦巴底警察总长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称他为“十分危险的人物与许多极为有害的读物的作者”。
一八三〇年与一八三一年冬，司汤达在被任命为法国驻特里斯特领事后，偷偷离开驻地三次之多，引起奥匈警察当局不安。威尼斯警察总长让人小心监视这位难以捉摸的外交官，却只能查出司汤达特别的艺术才华，因为他不断进出剧院。
在一八一七年六月司汤达第一次造访威尼斯之前不久，他在帕多瓦遇见一名高大迷人的年轻人——一名德国人，富有、一头金发，出身贵族。司汤达原本以为谈话会风趣生动，不过这位年轻人的谈吐显然不合司汤达这位斯文人的品味：“他兴致盎然地对我提到一种应该引进德国的宽大裤子。只要他们能够再度成功引进一种民族服装，德国人便相信欧洲会承认他们是个国家。可怜的德国人渴望个性渴望得要命，从社会上没有这种个性的人身上，便可看出这一点。”
司汤达一旦傲慢起来，很快就变得粗鲁，尤其牵涉国与国或文学上的竞争。他觉得德国文学杂志中一些文章攻击到法国文学，而自己也被波及。譬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在他的《戏剧艺术与文学讲座》中，把莫里哀的喜剧贬为“沮丧的讽刺作品”。“德国只有一位作家，那是席勒，其次便是写了二十本书的歌德，”司汤达冷静地评论到，“我发觉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多半受到虚荣的欲望指使，想要留下印象，而不是被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或非凡心灵的意识所驱动。”
至于这个关于德法心态差异的主观看法是否客观，还有得争论。尽管司汤达毫无疑问想靠自己的文学作品让人留下印象，他倒是同时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与一种非凡心灵的意识，从他丰富的幻想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点。
此外，司汤达对法国人也多所指摘。一名同行法国人的蠢行尤其令他难以忍受。他愤慨地表示，要是这种只重外表的家伙还能让人忍受的话，那这一类法国人就得兴奋地沉醉在这种享受中，就像意大利人那样，而不是装着厌倦享受的样子。
“我是在史特拉（Stra）对面的邮船上写下的，”司汤达在往威尼斯的路上记载到。“我停下来看看那座被拿破仑偷掉的比萨尼的美丽宫殿，我不知道为什么拿破仑想毁掉威尼斯的贵族。难道他们不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吗？威尼斯贵族自认为国家的主宰，不用缴税。拿破仑便想到催缴这些欠款。由于比萨尼积欠巨额，美丽的史特拉宫便被没收。”
司汤达住在欧洲饭店（Hotel de l’Europe），即之前的莫洛西尼之屋（Ca’Giustiniani Morosini），一栋十五世纪中的宫殿，法国人尤其喜欢这间饭店。今天，这栋建筑再也不是饭店，而是威尼斯市政当局与双年展的办公室。
“没什么好写的，我感到无聊，”一八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这位法国作家在这座世界最美的城市里抱怨到。不过，隔夜这位作家的无聊便得到补偿。“马可里尼在这里演唱《唐克莱帝》（Tancredi），”司汤达兴奋地写道。“她靠着美丽的声音和稳健的台风风靡全场。那种流芳百世的企图心，真是令人动容。”佛罗伦萨的女歌手玛莉塔·马可里尼（Marietta Marcolini）从一八〇五年到约一八一八年间，是位甚受欢迎的女高音，尤其在诠释罗西尼的歌剧上。不过，热衷音乐的司汤达认为罗西尼的歌剧值得如此，尽管《唐克莱帝》的歌词应该改善。司汤达从一名报纸编辑处得知，《唐克莱帝》同时也在巴塞罗那和慕尼黑演出。
隔天晚上，作家被邀请参加一名公爵的私人音乐会，直到凌晨三点，而且司汤达并未透露主人的名字。他很惊讶公爵能演奏一手好竖琴，且对音乐有独到的看法，一名司汤达同样隐其名的A女士，还对此开玩笑。司汤达因此得知，意大利人一致认为：愈会演奏乐器的人，就愈不懂他所演奏的东西。司汤达认为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和愚昧的名家打交道。
第二，习惯冷漠地聆听自己演奏出来的动人曲目。
第三，重视其他艰难的技巧，而忽略打动听众的心。
关于最后一点，司汤达想起一桩他从查尔斯·科雷（Charles Collé）这位歌手与剧作家处听来的插曲：一名受托抄写一封信的笨书记，只努力描摹美丽的字句，却没注意到那封信说的是他自己。
这时司汤达再也不能抱怨无聊，他已融入社交生活中了。有一次，在好好睡了一觉后，他深夜来到弗罗瑞安咖啡馆，夜里一点左右，那里聚着“四十到五十名上流社会的仕女”。他听闻，圣摩西剧院的一出悲剧中，有位暴君递给儿子一把剑，命他杀掉媳妇。“这些乐天知命的人无法忍受这类悲剧的冲击，”司汤达继续说，“整个大厅喊声动天，观众要求暴君收回已经交到他儿子手中的剑。年轻的王子走到舞台前，费了好大力气才让观众平静下来。他保证他根本不会顺从父意，并发誓，只要观众再给他十分钟的时间，就会看到他救下他的妻子。”
读过歌德《意大利游记》的读者，会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歌德看过戈尔多尼的《吵闹的乔基亚》，十分生动地记述过。在司汤达《罗马、拿波里与佛罗伦萨》游记的德文译本注释中，表示作者的这则插曲引自一八一七年三月《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剧谈中。不管司汤达是在弗罗瑞安咖啡馆听到，还是在报纸中读到，他自己的评论如下：
戈尔多尼以威尼斯方言写成的喜剧宛如法兰德斯的绘画，也就是说，他们毫不遮掩，粗鲁下流，因为他们呈现出威尼斯共和国被毁前那段欢乐纵欲时期小市民的风俗……《吵闹的乔基亚》和《闷闷不乐的托多罗先生》皆为杰出的市民喜剧，但要是之前在作家心中没有产生动人的念头，剧院中是不会有杰出的作品出现的……
六月二十五日，司汤达收到过去四个月巴黎寄来的所有的信。这位快乐的收信人写道：“快乐甜蜜，彻底忘却一切！”对他来说，法国来的最重要的新闻，似乎是“在出色的选举法颁布后，我们的国家正大步朝着美国人健全的人类理智迈进，那全要归功于我们国王的果断性格。一八一六年会因为法国教育这一件事而被记入历史中。至于意大利这个伦理沙漠的重要性，在于这个国家会在艺术中找乐子，尽管他们才开始运作国会”。
隔天凌晨一点，在一座公园的亭子中，司汤达再又“不想写作”。他后来所写下的，有些地方再度看来像是抄袭歌德的笔记，但在有关海的那一段，却并不完全一致：“我看着宁静的大海与丽都岛远处的尖端，那里隔开了潟湖和大海，并被大海隆隆拍打着；浪头如同一道发亮的线条，月儿温柔地照着这静谧的一幕……摇船沿着夏逢尼海岸滑行，只花了十二分钟，接着我就在圣马可狮脚前的小广场上岸……”
这晚，他和一群愉快的友人在一起。每位在场的人都要以自己的怪异性格来配合“说话动物”可笑的崇高功能。这些“说话动物”是从波隆纳来威尼斯定居的年轻作家乔凡尼·巴提斯塔·卡斯提（Giovanni Battista Casti）的连篇寓言。这组一八〇二年出版的寓言是部反君主政体的社会讽刺作品，嘲弄着旧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与他们的习性。“要是我永远不用离开这个国家，该有多好！”司汤达叹气表示。“我在寇纳若（Cornaro）先生的花园度过美妙的一晚！”
隔天晚上，这位法国作家又有新的意外惊喜：“在剧院中，我被介绍给拜伦爵士。他真是一表人才！一对美丽的眼睛无与伦比。啊！真是一位帅气的天才！他不满二十八岁，已是英国首席诗人，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首席诗人。他聆听音乐时，脸庞完全符合希腊人的理想美。”
司汤达不是到了一八一七年六月才在威尼斯遇见拜伦，一年前他已在米兰见过他，热情地描述过这位年轻的爵士，并试图和他交往。“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帅气与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在一八一六年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一想到大画家会如何描绘这位天才时，那张俊秀出色的脸孔又浮现在我眼前。”
司汤达显然十分兴奋，但同时又有点嫉妒这位英国诗人的外貌。这点可以理解，他那张胖脸既不特别迷人，自己又不像拜伦那样有名。不过司汤达很快就平静下来。“只要想像一下，这个人不仅是位大诗人，也出生于英国一个古老的家族，在我们这个世纪，有点难以想像。当我知道拜伦爵士是个讨人厌的家伙时，我倒是高兴得很。每次他踏进斯塔耶夫人在科培特庄园的沙龙时，其他的英国女人都会离开，”司汤达愉快地记下他刚听到的社交传言。“这位可怜的天才不小心结了婚，妻子十分机灵，又挖出不利于他的陈年旧事。每位天才都很疯狂，极不谨慎，但这里这位更加丑陋，每两个月就找上一位女演员。要是他只是个笨蛋，也就没人会注意到他那种富家子弟的纨袴行径……”
司汤达相当迷恋这位迷人的英国同行，停不下来一边咒骂他，同时一边又为他痴迷。他得知拜伦逃离英国，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英国社会的不公与假仁假义，并成了人民公敌。“希望他平安无事！”司汤达语带讥讽地写道，好换上教训的口吻继续下去：“不过，前提在于这个二十八岁的家伙已出版了六本精彩诗集，并熟悉这个世界，那他必然会发现天才在十九世纪没得选择，要不是笨蛋，就是怪物。”
不过，话并未到此为止，司汤达立刻接了下去，这回又是赞美的语气：“不管怎样，他是我所见过最亲切的怪物，他在诗艺与文学论辩上，天真得像个孩子。他和学院派正好相反。他会说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在这还跟一位写过一本关于人间天堂正确所在的重要书籍的穷酸教区牧师学亚美尼亚语。这位天性阴郁的爵士醉心东方诗篇，会将这个天堂译成英文……要我是他的话，我会装死，重新生活，像那位利马（Lima）的成功商人史密斯先生一样。”
在这个语带挖苦的建议后，司汤达结束了关于拜伦爵士的长篇大论。隔天，他便已“尽快”离开威尼斯，指出：“我不想再为那些乏味的想法伤神。”
不久后，他记下《威尼斯给我的想法》（Pensée qui me sont restée de venise）：“在色彩上，巴黎的一切都很贫乏，威尼斯则是一切耀眼：船夫的服装、大海的色彩、清朗的天空以及天空在夺目的水中的倒影。鼓励纵情声色、远离科学的政府，贵族对出色肖像的品味。这些只是威尼斯学派的其他基础。”
这位仔细的作家也记载到一个同样留在他记忆中的出色观察：“当她们的丈夫和情人在外打鱼时，马拉莫可（Malamocco）和佩勒斯琴纳（Pellestrina）的女人在岸边唱着塔索和阿里欧斯特（Ariost）的诗歌；她们的情人则在水面上以下面的诗歌响应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