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934年和1935年先后写过两篇《“京派”与“海派”》，足见他对这问题的重视。
什么叫“京派”和“海派”？
鲁迅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
那么，就一般来说，“京派”与“海派”的作风有些什么不同呢？据说，“京派”治学比较严谨，但失之于抄撮功夫；“海派”比较机灵，但失之于浮浅不实。因此，自以为“京派”者，常常抑“海派”而崇“京派”。这当然都是指旧时代而言。
文章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分析了“京派”与“海派”的形成条件。鲁迅认为，“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因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从旧文人中的“京派”和“海派”来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正是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影响到了文人风气，“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鲁迅在写第二篇《“京派”与“海派”》时认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就是指这些话。的确，在几次“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鲁迅的分析是最富有科学精神的。
自诩为“京派”者因为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固然有此前的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以至到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陷落山海关后，就是这批学者，向政府呈状申请古物南迁，“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他们认为这些珍贵文物，才是“国家的命脉，国家精神寄托之所在”，所以鲁迅这里要问：“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最后，鲁迅对自诩为“京派”的先生，进以忠告，说“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仍不失与人为善的态度。
第二篇《“京派”与“海派”》写于1935年4月14日，发表于同年《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并非前此的余波，而是在文化界斗争的新形势下文人的继续分化。它揭露了“官的帮闲”与“商的帮忙”的合流，即所谓“京海杂烩”。鲁迅说：“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读此，我们知道鲁迅如何善于分析当时文化界的种种斗争的迹象，把它提到从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高度。
两篇《“京派”和“海派”》都写得深入浅出，说理透辟，生动活泼，而且富有传统文学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