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小说戏曲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融、整合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门开放的阔狭、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量与能力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和文化重建的面貌，也牵引、制约着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观念方法的学术走向。由是观之，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观念方法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节“五四”前后，文化革新与
学科创建期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一方面国外强大的文化势力借用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地冲撞、侵入国门，迫使立志图强的国内有志之士，有意地借鉴西方进步文化，去改革乃至推翻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重建崭新的中华民族文化。于是，西方哲学特别是文艺理论纷纷涌入，彻底改变了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小说视为改良政治和国民精神的最有力的工具，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其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建设派，以“人的文学”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掀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独秀的《论戏曲》、郑振铎研究小说戏曲的系列长论、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齐如山的《说戏》等煌煌论著，便是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20世纪小说戏曲新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上述奠基性著作所发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使人们深切地感受着，这种影响的力量不单是来自那些著作中的现成结论，而且也是来自导出结论的那些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新的理论方法包含着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考据学派，一种是进化观念。两者是既承继着中国传统的两脉来源又吸纳了国外新理论而加以改造的结果。前一种方法的传统根基是比较重视考据、校勘、辨析、注释的乾嘉朴学。胡适借用美国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对乾嘉朴学的方法加以改造，提倡“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创造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的新方法。并将其首次成功地运用于小说的研究之中，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以后又佐以地下考古材料并参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展成为“三重证据法”）。 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虽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有着很大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相通之处。可以这么说，人们在利用中国传统的子继父业、子承父志的传承观念和有首有尾有源有流的自然观从事文学研究时，自觉地同达尔文等人的生物有共同祖先，经过变异、遗传、自然选择最终完成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进化论相结合，用进化论改造传统的历史观，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条理化，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更强的理论色彩，使之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需求的新历史观和方法论。 以上两种方法虽然在形式上有时是分开着的，但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总离不开进化观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辐射。进化论与历史考证的方法在“历史”的共域内统一于进化论，进化论的理论容纳了历史考据学方法。我们只要读一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会对这种容纳有乾嘉传统的进化论学术研究模式有更具体、深切的体认。总之，这是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设期、成熟期和辉煌期。
第二节30—40年代，由多元趋于
一元的学术定型期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的加剧，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趋向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需求，日渐容纳消蚀了其他哲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霸主。鲁迅、茅盾等人是这一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小说戏曲的学术代表。 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结构组合发生了新的变异。一方面，容纳乾嘉传统的进化论研究模式借助进化论的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接轨，开始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具有求实精神的新的批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深、精严，不下一番工夫便难以掌握，这使得前一阶段的部分研究者出现落伍、掉队现象，他们继续使用着习惯了的考据方法。于是，学术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考据派（如胡适、余嘉锡、吴梅、孙楷第、冯沅君、严敦易、周汝昌等）、评论派（如陈独秀、齐如山、鲁迅、茅盾等），再加上上面所指出的融考据于评论之中的亦考亦论、论中有考的考据评论派（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朱东润等）三种批评模式。三种研究方法同存共容，既是前一阶段热潮猛浪过后的余波荡漾，又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大体走势是在上一阶段开辟的领域内继续开掘拓展、补充丰富。研究者虽没有前一阶段那种大破大立的气魄，但对问题的探讨更趋精细，出现了诸如印度文化与中国小说戏曲，论行院、影戏、魁儡、南曲以及《水浒》、《三国》、《西游》的故事演变，曹雪芹家世、唐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一个个学术专题系列，学者们在这些领域的辟荒耕耘，奠定了和平环境下学术发展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一个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攻目标。
第三节50—70年代末，社会学研究模式
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畸形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导思想。从前苏联移植来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历史批评相融合，成为当时小说戏曲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五四时期曾引入的其他西方理论学派，诸如叔本华的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等，在经受前苏联移植来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检验中，都被一一过滤、排斥掉了。考据的方法虽仍被人们经常使用，但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作为唯一的从旧时过来的幸存者，总免不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再也不能与评论派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加讨伐之后，考证方法也成了“笔伐”的对象，虽在曹雪芹生卒年、《水浒传》的作者、关汉卿生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曾热过一阵，但不久又被压下去了。尽管这种方法没有消失，数量已大大减少，或化入评论文章之中了。实际上考据学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包容在社会学的范畴中的，它常常为社会学批评提供历史的实证。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批评模式是一种容纳考据派批评的重视作品政治思想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这是唯一的一种研究模式。
这种模式突出体现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撰写结构： 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作品主题思想、艺术成就等四段式。前两段内容是考证方法的用武之地，或者说考证的成果被运用到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的撰述中，最终又被纳入从社会到作家、从作家到作品，由外及内、由大到小的社会批评模式里。而这种批评的意旨所向，不过是作品的社会政治思想价值而已，艺术美学分析既浮浅又死板。这种模式对社会时代与作品政治思想价值分析所占比重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体现在文学史的撰写中，从５０年代再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再到70年代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演变轨迹。50年代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关汉卿论文集》、《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中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清一色的四段式结构，不论多么著名的专家包括郑振铎在内都没能摆脱这一“八股”式。
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中，社会学批评模式走过了一个由生成到僵化的历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之前，无论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评点式的批评模式；无论是诗话、曲话、序跋类的传统方法，还是引用某一理论套解文本的理论评论方法，都不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说理透辟、因果明晰、理论条贯严密。而正是这种条贯严密的思维和将作品置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大思维视野中加以总体把握的方法，与中华民族在构建天人合一文化结构中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达成了一种默契，使原来直感式、想象式的天人合一思维趋于理论化。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通过了解掌握这一研究方法，进而打开认知俄国文化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大门，思想领域和学术的视域被大大地拓展开来了。因此，应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成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方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进步性的。
也正是因为上述的进步性，使得小说戏曲研究在建国最初十年呈现出勃勃生机。其基本特点是出现了名著研究热、专题研究热。这既是上一时期研究路向的拓宽，同时也奠定了以后研究的范围、格局和基调。而这种研究呈现出几个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点。一是宏观性与整体性。即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过程连同作品本身思想艺术的宏观透视和整体把握，结束了零打碎敲、顾此失彼的丛杂琐碎的考述时代。二是理论性的加强。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分析方法被普遍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使得文学研究更具有了理论的说服力。三是有组织的集体讨论的研究方式。如关于《琵琶记》评价的讨论、关汉卿及其剧作的讨论、《长生殿》主题的讨论、《水浒》论争、《儒林外史》讨论、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等等。这诸多的学术讨论无疑大大推进了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色彩，对外来文化向来有着极大的融蚀力、重铸力，从而使得阐释中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中国化、实用化。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对学术控制力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地位抬高而日渐强硬，又由于社会学理论本身偏重于政治思想价值的评判，一旦学术研究只是成为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的时候，这种批评方法便会偏离学术本身的轨道而降为社会政治和时代流行意识的违心图解，不但流于简单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其生命力枯竭僵死的命运也在所难逃。尽管在五六十年代还不时地有人发出防止文学研究中的庸俗化倾向的呐喊，以求引起世人的警觉，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这样的学术悲剧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6年至1976年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停滞、畸形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化、庸俗化不仅葬送了研究方法本身，也葬送了学术研究。建国初小说戏曲研究的对象范围呈横向展开之势，到这个时期，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呈向内急剧收缩之态势。前6年，研究古代文化的机构瘫痪，大批报刊停办，大陆杂志由1965年的790种骤减至20种（包括政治杂志在内）。古代戏曲被视为宣扬牛鬼蛇神、帝王将相的封建主义垃圾，随同“四旧”一起被扫掉了。舞台上“样板戏”一花独放，所谓戏曲研究不过是为之抬轿子吹号子而已。小说研究方面，全国（除港台地区外）无一部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出版，无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学术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广阔的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变成了无人敢涉足的莽莽荒野。后４年，戏曲研究未见有什么新起色。至于小说研究大多不过是适应“评红”、“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而制作的运动文章。理论方法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论”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主观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乾嘉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赋予资产阶级的性质横扫掉了，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具体表现为： 或者是远离文学主体，不对文章做艺术、美学分析，只从现实的政治实用出发，应需立论，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方法；或者是采用从材料中寻找 “微言大义”比附影射现实的新“索隐”“影射”法；或者是从作品中找实例，附和印证现成结论的对号入座的比附填充法；或者是依据现成的理论设计题目、罗列实例、注释理论的“书不破注，著不破疏”的理论注释法；或者是习惯于用今人的价值观念苛求或美化古人的反历史主义方法，以及只重政治思想评判而忽略艺术美学分析的研究倾向。这种主观化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是文革前此种模式的恶性发展，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给“文革”后的小说戏曲研究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四节20世纪最后二十余年，由收缩
到开放、由一元到多元的
学术转型期空前浩劫的结束，使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着如何摆脱过去重新选择中国人未来命运的严肃历史课题。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给疲惫不堪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的经济、文化呈现为突飞猛进的态势。历史要求学术研究跟上这个伟大的转变，小说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学术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研究是继明末清初、“五四”时期两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而且思维方式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更新、理论的世界性、多样性、丰富性等都超越了前两个高峰期，显示出了浓厚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纵向看，这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期。在这６年里，学术研究在理论观念、思维方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完成了由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旧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尚未隐退，新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刚刚萌生的新旧交替时期，而习惯的思维定式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在弃旧求新的心理导向和新文化传入的双向作用下，逐渐削弱减势。具体说小说戏曲研究呈现以下四种态势： 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批评虽日渐消退，但余力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文艺观成为小说戏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理论；乾嘉考据学派适应着学术界厌虚务实的普遍心理趋向而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在一定范围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相结合，构成了这个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潮；美学热、价值讨论热和比较文学的引入，给小说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高质量的尤少，却标志着小说戏曲研究的新趋向。 研究的理论、方法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面貌，这是被２０世纪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当人们对此有清醒而深切体认后，便会对新理论、新方法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1984年全国兴起的方法讨论热潮便是人们方法论意识自觉的表现。开放的国策使新方法的传入成为可能，于是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西方进步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欢迎，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默默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崇尚实效的中国人懂得，只有国学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进步文化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新学术流派。中国的小说尤其是戏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小说戏曲研究也须建立具有世界进步文化理论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文化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流变史、成分构成、民族特性以及对小说戏曲文化的具体渗透——无疑是深层的、高品位的文化研究和学术建构，这种艰深的探索直到现在仍继续向广度、深度进行着。
从横向看，研究领域呈扇形展开，日趋活跃。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最为显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大小说名著，《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五大名剧，元杂剧、关汉卿杂剧、明清传奇等几个学术热点的研究仍是小说戏曲研究的重镇。戏曲与小说不同，除文学剧本的研究外，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曲谱、地方戏等向来就是戏曲研究家们关注的重点，全国研究小说戏曲的大家、精华、新秀都集中在这几个重镇上，门派种类众多，百家竞胜，空前热闹，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千篇，出版的学术专著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其他小说戏曲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深化着。 探讨小说戏曲生成、嬗变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是这个时期仅次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文化景观。就方法而论也有着突出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利用叙事学的理论或叙事学与文化学、叙事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小说戏曲的观念史、叙事方法的演变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徐岱的《小说叙事学》、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杨义的《中国小说史论》、赵毅恒的《苦恼的叙事者》、宁宗一等编著的《中国小说学通论》、谭帆、陆炜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余秋雨的《中国戏曲文化史述》、周宁的《比较戏剧学： 中国戏剧话语模式研究》等著作显示出这个时期上述研究的新成果。 特点之二，普遍自然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戏曲在叙事抒情、表演形式上与西方话剧的差异，力求准确地辨析捕捉民族戏曲的根本内质。刘厚生《关于东方戏剧的几点认识》、马也《中国传统戏曲结构三题》、苏国荣《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悲剧观》、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等便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初步尝试。 特点之三，形成了断代史、体裁史、题材史专题研究热。小说史研究的成就尤为显著，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徐君慧《中国小说史》、杨子坚《新编中国小说史》、刘上升《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等小说通史是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反思、补充乃至创新。体裁、题材史的大量涌现是小说史研究不断深化、成熟的表现，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齐裕焜、刘荫柏、王海林等人的三部《中国武侠小说史》以及林辰《神怪小说史话》等“小说史话”系列。断代小说史的研究出版与上述小说史几乎是同步的，主要著作有： 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萧湘恺《宋元小说简史》、孙一珍《明清小说简史》、张俊等《清代小说简史》、欧阳健《晚清小说简史》。上述著作的问世表明小说史研究已进入全面展开、集中攻坚、成批收获阶段。戏曲史研究虽然没有小说那么热闹，但也呈现出日渐上攻趋势。已有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张庚等的《中国戏曲通史》、李庆番的《中国戏曲文学史》、许金榜的《中国戏曲文学史》、刘荫柏的《元代杂剧史》、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等多部戏曲史著作问世。 特点之四，对小说戏曲的理论研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古代小说批评研究在史料整理、理论探讨、批评史的梳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片断支语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一粟的《红楼梦卷》、马蹄疾的《水浒资料汇编》、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为一个时期资料整理之先导。朱一玄近二十年来整理出版的几大小说名著“研究资料汇编”系列，不但内容翔实，篇幅较大，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著体例，显示出独特的资料学思想。黄霖、韩同文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是小说理论资料整理颇受欢迎的书。十来部小说名著的专门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整理的小说资料汇编，形成了小说研究资料整理的多样与繁荣。戏曲研究资料整理的成就似不如建国前后，没有见到像《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那样大部头的有价值的史料整理著作，不过庄一佛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王国维、吴梅、郑振铎等人的《戏曲研究论文集》之类的成果整理，隗芾等的《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以及关汉卿等剧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也有填补资料空白的价值。同时，对王骥德、叶昼、李贽、金圣叹、李渔、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戏曲批评家的深入研究为小说、戏曲批评史的著述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批小说批评理论史著作相继问世，如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陆炜《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周宁《比较戏曲学》以及祝肇年的《古典戏曲编剧六论》等。这个时期，在对中国传统悲剧观、喜剧观、戏剧演出理论、表演理论、表演结构以及戏剧音乐理论方面的考察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
新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基础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的两大困惑。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研究小说作者的家世、生平、年代、版本、人物原型等仍是新时期小说研究使用的基本、主要的方法。然而，史物史料是考据的生命，而史料、史物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人意所能强求。于是，考证者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困惑，并由此而生发出考证急躁症： 伪材料或真伪不明的史料被考证者视为至宝；或仅据孤证、内证便草率定论；或仅据传闻便捕风捉影；或材料不够假想来凑，如《红楼梦》研究中关于曹雪芹画像、书籍、佚诗等的“发现”，结果考证文章满天飞，但真能解决问题的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凤毛麟角。 斗争论和社会学批评在解决文学自身的深层问题上显得单调、浮浅、逗游其外而不入其内。西方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客观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些理论直接地拿来是不够的，往往会文不符题或削足适履，需要在借鉴、改造、吸收的基础上，重新创造适合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理论体系。新时期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界正在向此迈进，但距目标尚且遥远，于是便表现出了初期的种种弊端： 对新理论的食而不化，或用新概念术语在研究对象身上贴标签，或用某种小说现象简单而随意地比附理论，或打理论革新之旗而做就事论事之实。这种求新不求深、务虚不求实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理论的转化与重建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新时期以来采用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文章、著作并不多，而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更少得可怜。因此，扎实地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创造是当前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需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
下编： 个案篇——《红楼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弁言
20世纪（具体说是1904年）前的《红楼梦》研究仅是传统的研究方法。1904年，侠人的《小说丛话》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问世，研究方法在传统之外又融入了西方体系，开始形成东、西交汇，从而形成此后多种方法交替呈现的情形。这种交融、汇合标志着中国学术的近代化的开始，并规定了一个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走向。《红楼梦》研究中的“新红学”也是在这次交汇中诞生的。
所谓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以文本为依托的评点方法与索隐方法。
评点见之于《红楼梦》者甚多。最早有脂砚斋、畸笏叟、梅溪等，此后又有姚燮、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周春等。道光年间就有“《红楼梦》评点，向来不下数十家”之说。代表性著作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妙复轩评石头记》、《增评补图石头记》、《增评补像全图金石缘》等，这些评点本中的评点文字对《红楼梦》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索隐派的认识基点是，《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所写的书。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书中的真事“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赠后人”，使其“成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引提要》）那么隐去的是谁家的真事呢？于是便生出了“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纳兰性德家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这类代表性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正》以及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等。
王国维率先用叔本华的人生悲剧说评论《红楼梦》，于1904年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一文。这不仅在《红楼梦》研究史，乃至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第一部运用西方进步理论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成功之作，自此开启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模式——理论评论模式，从而完成了小说研究由以评点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到以理论阐释为代表的现代模式的转变。此后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吴宓的《红楼梦新谈》、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王家棫的《红楼梦之思想》、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熊润桐的《八十回〈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艺术思想》、陈铨的《尼采与红楼梦》、《叔本华与红楼梦》都是王国维所标示的这一研究方法的继续。
胡适第一个将西方实验主义的方法用来改造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法，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胡适的改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到了需要历史还原的部分，即用文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些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如： 小说的作者、著作的年代、成书过程、版本等，从而使考据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找到了可研究的对象，有了用武之地。二是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改造乾嘉学派，用哲学家的整体意识、逻辑思维从事史料的考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由点及面地贯通历史材料间的联系，建立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处处以证据说话”的考据理论与方法模式，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时代——“新红学”时代。他的核心观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为许多人所接受。俞平伯《红楼梦辨》、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吴相湘《清宫档案中所见曹雪芹先世事迹》、方豪《红楼梦新考》，以及诸多的“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研究，正是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的结果。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胡适《红楼梦考证》皆非以文学为本（前者以理论为本，后者以史料为本）。俞平伯介于两者之间，他将文本的校勘与文学的观念结合起来，以文本为立足点与关注点，开始了真正的文学研究，创立了文本分析派的研究模式。曾虚白《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的研究、王家域《〈红楼梦〉的结构》、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吴宓《红楼梦新谈》研究、韩侍桁《曹雪芹写死》、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吴重翰《论红楼梦》与陈觉轩《红楼梦试论》以及袁圣时《红楼梦研究》、直到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等都是沿着这条道路所获得的可喜成果。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环境的转变，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红楼梦》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1954年开展的《红楼梦》大讨论，及由此发起对胡适和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红楼梦》研究，大多以政治批评取代学术研究，以思想内容的阐述代替艺术形象的分析，不恰当地扩大了《红楼梦》反映社会生活的历史意义和进步的政治倾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红楼梦》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研究方法由单元到多元，价值观念由以政治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促使许多研究者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叙事学、模糊数学、符号学、生命哲学等视角切入，对《红楼梦》的文化精神世界做出了异彩纷呈的阐释。由于理论分为文学的与非文学的，所以评论与分析也有侧重于非文学理论（如哲学、文化学）与文学理论（如叙事学、符号学、形式主义美学）两个方面。除此之外，研究的方法还有比较文学的方法、文化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形式的分析方法、形象分析派的方法、心理学分析的方法、叙事学分析方法以及小说编年的方法等。
综观《红楼梦》研究史，研究者采用的方法种类繁多，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价值和不足。本书只能选取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方法加以评述，分析其得失，并从中总结出值得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