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步入近代以来，各国间谍伴随着列强的炮火接踵而至，这些外来间谍的加盟改写了中国间谍史。而对于中国的间谍机构来说，这些活跃在中国的间谍也自然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甲午战争鲜为人知的败因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日本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依此飞速扩张，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花巨资购买战舰，海军船只总吨位位居世界第六。然而正是这样一只庞然大物，在黄海海战中却被当时的海军小国打得七零八落。人们常常把这归罪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日本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制度、装备和士气外，日本间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就接连不断。日本的“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间谍当时已渗透到了各个地区。其在华北的总机关设在北京，总头目是青木宣纯。1884年在日军参谋本部任职的青木宣纯奉命到中国进行谍报活动，化名广濑次郎。在上海，根津一与日本驻沪领事大越成德派遣间谍藤岛武彦化装成和尚，到浙江普陀山与隐匿在法雨寺的高见武夫会合、刺探福建舰队的军情，并绘制地图。藤岛武彦在镇海被抓获，这起间谍案才被发现。
在这一系列日本间谍中，诡计多端的是在天津的神尾光臣。神尾光臣毕业于日本陆军教导团，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被誉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1894年夏季，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日军大尉根津一，令他潜往中国，目的是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作临战准备。同样担负间谍职责的日军中尉荒尾精到沪后，立即将手下间谍宗方小太郎从汉口召回到上海，命他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同时也买通了一大批清朝官员。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这四支舰队中，日本军政最看重北洋舰队。因为从舰队设施上看，当时的清朝大臣李鸿章向德国订造的铁甲“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四舰，向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两舰都隶属于北洋舰队。到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同时李鸿章还在威海修建船坞、港口、炮台等，并驻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从清政府每年投入的海军费用中也可以看出北洋舰队属于重中之重，在海上能直接保护到京城的安全。也正因为如此，对北洋舰队的关注就成为了日本间谍工作的焦点。
宗方小太郎从上海到烟台后，就化装前往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威海。宗方小太郎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坐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暗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但由于北洋舰队防备较紧，一时收效不大。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表面看来只是日本松昌洋行的普通职员，其实已是一个老练的军事间谍。1886年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经湖南到达汉口，归入荒尾精门下。此后两人加入四川支部，完成了一部有关四川的报告并附有详图。1893年石川伍一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然而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石川伍一通过一个清兵的引见认识了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石川伍一在与刘芬的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色欲、贪欲交织的俗人。于是他便就精心策划，满足刘芬的贪欲，接着又带刘芬去日本妓院。自此刘芬对石川之话是唯命是从，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而他每次也能得到想要的色与财。石川也就不用费劲就顺利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三艘舰艇围攻的悲惨事件，在船上的千余人清兵全部牺牲。而后清政府才有所察觉将石川等在中国的间谍一并抓获，后处以死刑。
1894年8月1日，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十二营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上海谍报机关。根津一马上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而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由威海卫出发，经旅顺后15日舰队至大连湾。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主力被打残，从此清帝国没有了海防。
间谍斗争是残酷的，虽然日本间谍为战胜清朝海军立下了功勋，但后来根津一手下的这六名间谍有五人都被清兵抓住处死。
“二战”中国战场的间谍角逐
20世纪，帝国主义在进行侵略战争时，都是以间谍特务活动为先导的。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后的情况来说，日本侵华就是如此。日本军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就于1906年起陆续在我国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建立特务机关。以后更组建了规模庞大、支部遍东北的关东军情报部。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的谍报机构在19世纪80年代正式起步，并在甲午战争中初显身手，在日俄战争中其力量得到验证和加强。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谍报机构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在日本军队历史先发制人或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始建于1906年的满铁，表面上看是铁路公司，而实际上是“开发和经营满洲、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满铁调查课于1907年在大连成立，其下属机关分布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东京、纽约和巴黎。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调查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起初，它还只是针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资源、物产等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配合关东军作战，满铁调查课开始搜集军事情报及中国抗日武装的动态等，并直接向关东军守备队、宪兵队或警察署提供，并以此为契机，从一个供给情报的咨询部门变成了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据统计，满铁调查课在近40年的情报活动中，共提出调查报告6200份，为研究而积累的书刊、剪报资料50多万件。
在日本特务头目多田骏、“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日本间谍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阴谋和暗害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以至全面侵华开道。例如，1928年6月3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南满铁路皇姑屯桥洞安置烈性炸弹，将乘坐专列火车的张作霖炸死。1929年土肥原贤二伙同奉天（现沈阳）特务机关长奉直次少将制造假情报送给张学良，使张学良枪毙了自己的左右手——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九·一八事件”后不久，土肥原贤二即潜往天津，施展一系列的阴谋，策动溥仪逃往东北。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日军实际上未经重大战斗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和华北大部。“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机关更是遍布于沦陷区。最大的阴谋事件是1939年策动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1939年4月5日影佐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以后汪又亲自到东京，1940年3月30日汪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日本侵略军兵力虽然不足，却能蹂躏大半个中国，使广大中国人民陷于灾难的深渊，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和反共政策所致。但另一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归之于日本间谍机关不断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分化抗日阵营，扶植傀儡政权等活动的结果。
1944年6月16日，日本钢铁工业中心八幡的上空，出现了一群“黑色怪物”。它们泻下了一批大炸弹。顿时八幡市震天动地，楼坍墙倒，火光冲天。日本国民惊恐，天皇震惊，精明强干的日本间谍纷纷行动。情报很快就弄到了：巨机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B29型轰炸机；起飞基地是中国成都附近的机场。情报分析人员很快得出结论：现有的日本防空火力射不到这样的高度。唯一的方法是摧毁机场。可是由于缺少成都机场的资料，因而急需派间谍刺控机场的有关情报。
日军情报部门立即把任务交给超级女谍——川岛芳子。然而川岛芳子却力荐她最得意的弟子吴冰。吴冰沉着冷静，狡诈多变，精通柔道，枪法出众，而且通晓汉语、英语、日语，甚至印度语、马来语，是天生的从谍奇才。
可是，川岛芳子和吴冰都没想到，吴冰刚刚潜入榕城，军统局的反间谍部门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而且吴冰的照片还通过绝密运输线送到了军统局。军统局防谍组组长周震东奉命行动。他将吴冰的照片分别交给十几个精干老练的行动小组，责令他们立即找到此人。
最后军统用“以女制女”的策略请戴笠手下最出色的女间谍“梅花”出马，最终在吴冰的房间里缴获几张军用地图，上面标着成都附近的七大机场，其中有四个供B29型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的详细方位，还有机场的防空火力配备情况。
在侵华期间，日本的谍报机构在窃取机密情报、监视中方重要人物、镇压和破坏中国的抗日力量、物色扶植傀儡政权汉奸并从事各种分裂活动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于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的细密而庞大的间谍情报网，不仅为其各种罪恶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同时成为其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西斯侵略的战火燃烧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作为有着上千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苏联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变自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紧接着，欧洲大陆也战云密布。如何面对战争的威胁，采取积极谋略，确保本国安全，成为苏联国家领导层焦虑的重大问题。
1939年，中国战局呈胶着状态。日本军队为了打通太平洋战场的陆路交通运输线，开始拼全力向南方推进。同样，中国军民则以其特有的顽强精神竭力地抵抗着。为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势，遏制日军向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家在未向日本宣战的前提下，以招募社会志愿人员的形式，通过民间行为，参与到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队的战斗行列之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航空技术还十分落后，无论是空军作战人员的技术水平，还是可以用于作战的战斗飞行装备，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也落后于日本。于是，欧美各国投入中国战场参加与日本军队最直接交锋的，是来自英国、苏联、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志愿航空队。
在这样的需求之下，苏联姑娘季娜报名参加了志愿飞行队。她不仅通晓英语、法语，而且同英国人对话时往往使对方弄不清她的真实国籍。在填写了所有的报名表格之后，季娜又被安排到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学习了两个多月。随后，她便被派到了中国的腹地——四川成都郊外的双流野战机场。
在成都机场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不仅仅参与对日空军的作战任务，而且飞行队的指挥官还担负着搜集在中国日本军队情报的职责。由于四川盆地的闭塞，对情报搜集工作十分不利，苏联上级军事指挥机关决定从成都基地选派精干的人员，到中国的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中，以合法的身份活动，设立电台，扩大情报搜集的范围。为此，雷恰戈夫上校首先认定，季娜是在基地所有苏联志愿人员中的最合适人选。于是，他找到季娜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也许由于对上级一向服从的性格，或是因为年轻人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出乎雷恰戈夫的意料，季娜十分爽块地答应了委派给她的任务。
很快从苏联国内派来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对外只称做是对在成都基地的苏联飞行员进行身体普查的医疗小组，然而实际上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对季娜进行短期的高强度间谍训练。他们要季娜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中等英裔家庭，名字叫“艾伦·蓓薇”，1916年出生，在新加坡上了英语小学和中等医学专科学校，现在打算到上海寻找更好深造的机会。父亲是一个专门制造包装茶叶、咖啡用木箱的小工厂厂主。同时，季娜还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专门小组还向她面授了反跟踪、反窃听、反审讯的课程。
此后她不断地在租界进行情报活动，主要针对日本对中国的战况，但是随着她的不断深入，日本谍报部门也在秘密监视她。在1943年10月的一个深夜里，她被日本军关押了起来，并对她施以严刑，然而自始至终她也未向日本军队透露半点儿情报信息。
两年半以后，日本战败投降，季娜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难友一起，从日本人的监狱中被中国军队解救了出来。在季娜获释的第三天后，她就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同年，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后来建立的日本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曾经审讯和拷打过季娜的日本宪兵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