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如果在世俗政权之外，没有更高的信仰，是可怕的。一个民族中的人，如果除了追求世俗政权的承认，追求体制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的利益，别无更高的精神支撑，也不免要堕落。所以，孔子才说 “士志于道”，而且即使是做官，出仕，也是 “行其义”，而孟子更明确地提出在世俗政权的 “人爵 ”之外，要有 “天爵”，而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 “天爵”，是人的最高使命，人爵，只是追求天爵的一个额外奖赏罢了。先知先觉们通过自身的修炼性命，敏锐地发觉了这个道德的大玄机：没有信仰的追求，没有精神的崇拜，一个民族就没有精神力量；只有升官发财的世俗追求，只有成功发达的功利理性，一个民族必然日趋下流。事实上，虽然我们是一个不断强调礼义廉耻的民族，但揆诸历史，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一直并不高，而且随着专制统治的日趋强化，权力对社会人生的侵蚀日趋全面，我们的整体道德水准也日趋下降，整个民族越来越没有体面、尊严与光荣，而谄謀、狭媚、虚伪、奴颜媚骨、奸诈阴险却日益滋漫。明清时期的中国，就是我们民族奴性日深、体面与尊严渐失的时代，生长于清代的吴敬梓假托明代背景的小说《儒林外史》，给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下流的世界及营营于其中的众多下流胚。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肮脏丑陋卑鄙下作，看到是什么东西促成了人的堕落 ———那就是无孔不入的世俗权力及人们对体制的屈从和膜拜。体制地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直接否定了彼岸价值，从而导致一个民族彻底失去了信仰的力量，彻底拒绝了信仰女神对我们的向上提携，在炼狱之中，我们已经满足。
在全书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提及明太祖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借王冕之口评点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最后一回，五十五回（卧闲堂本），作者更自己出面议论：
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的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这是前后的呼应。
一切以世俗 “成功 ”为最高目标，最终目标，而这世俗成功，又不过是 “功名富贵”四个字，是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名望 ———而这 “名望”，或者说受人传扬与尊敬的东西，不是人格修养，不是知识智慧，不是道德水平，而仍然是他在这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中所盘踞的位置以及与此地位相关联的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与事实。我们尊敬什么人？我们尊敬有权势有钱财的人。我们惧怕什么人？我们惧怕有权势有钱财的人。什么人可以骄人？有权势有钱财的人。贫谄富骄不仅成为这个社会的黑暗现状，而且获得了充分合理性的证明，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获得了道德上的通行证、荣誉证、资格证。《儒林外史》所写者，即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即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
闲斋老人序云：
其书（《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其书开篇写一夏总甲，已是体制高塔之最底层，但仍意气扬扬，洋洋自得且傲慢骄人；其书中间写一牛浦郎，读书学写诗，只是想以此 “相与老爷”，他在甘露庵老和尚处偷得客死此处的牛布衣诗集，见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
浦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因想：“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当晚回家盘算，喜了一夜。（第二十一回）卧闲草堂评牛浦郎是 “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者”。
其书末尾写一妓女聘娘，见嫖客是官，便欢喜不尽，曲意逢迎侍候，至夜梦做了官太太。这是贯穿全书的讽刺，体制对人的控制对人性的戕害，以及导致全社会的日趋下流狭媚，跃然纸上。
第一卑鄙人物是牛浦郎，因为他年龄小小即无一丝天真，一开始即无任何体面的思想与志趣，行为恶劣，品性下流。偷窃，冒名顶替，休妻娶妻，只把这世界当成他招摇撞骗的大舞台，而问题在于他果然处处得手，时时顺遂，往往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点自我净化的功能，一丝残渣与肮脏都不能过滤与截留。与他一样令人厌生百端的还有一个严贡生，这家伙不特和牛浦一样下流，还比牛浦郎阴险，比牛浦郎虚伪。吴敬梓刻画人物用力最多而又最成功的，除了周进、范进，便是这个严贡生。他骗诈穷乡邻王小二的一头猪，还唆使自己的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把这个王小二 “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又诈骗乡下老人黄梦统的银子，还把黄梦统的驴子和米粮都抢到家中，两人告到县衙，他自知理亏，无法狡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把这官司丢给兄弟二老官严大育严监生。严监生出钱替他了了这场官司（第五回）。严监生死后，他从省里科举了回来，得了严监生死前送给他的 “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却还怪这位兄弟办事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汤知县）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第六回）。后来他狡计诈骗船家，欺凌弟妇，强占家产，十足的无赖恶棍。而这无赖恶棍，卑鄙下流之徒，偏偏是被前任周学台举了 “优行”，又替他 “考出了贡”（第六回）的人，这社会的评价系统还有什么可信？而这样内心肮脏之人，却常常有一种自我不凡的狂妄：
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亡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第六回）这是多大的道德招牌？从小的方面说，小心处往往有大道理，低贱人往往戴高帽子，这固是一个人个人的虚伪无耻处。但若细细一想，像严贡生这样的人，多行不义，却毫无愧疚，怕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品行上的麻木与无耻，而是体制上的道貌岸然，已然遮隔了私密处的淫狭恶行。不仅一个人的地位是由体制给的，而且一个人的体面与品行，也由体制给予了。这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原因，也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结果。
比较一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是有意思的。西门庆和严贡生都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坏人，而且，严贡生是比西门庆更丑陋得多更堕落得多的，名副其实万劫不复的下流胚。西门庆处处有厚道在，在为人处世上常常有私德在，而严贡生则无处不可厌，在为人处事上已一无是处。西门庆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而严贡生则是无作不恶 ———即是说，西门庆，固然是作恶多端，多恶的事也能做得出，但尚不是事事恶，时时恶；而严贡生则举凡行动言语，无不是恶。问题还在于，这种人，偏偏是体制认可的 “优行 ”之人！
两者的一个大区别就显示出来了：西门庆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语境中，就是一个坏人。而严贡生在小说所描写的语境中，却是一个受人尊敬，被体制认可的乡绅。这不仅体现了《金瓶梅》与《儒林外史》手法上的差异：《金》是批判，而《儒》是讽刺。更深刻的启示是：就这两个人物而言，《金瓶梅》是写一个坏人，而《儒林外史》是写一个坏价值。好的价值会判断出坏人，而坏的价值则不能。
匡超人是作者刻意描写的又一典型人物。这个本性纯朴的人，只因了向往体制，试图通过科举走进体制以谋求体制许诺的功名富贵，便自踏上科举之途的那一刻起，一天天堕落起来，他的在体制中的升迁过程就是在道德上的堕落的过程，地位、官职的提升与道德的堕落同步。作者用这个形象，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当体制至高无上，体制不再作为人类走向彼岸的阶梯，体制自身成为目的与终极关怀时，体制阶梯上的上升之路，就是道德人品上的堕落之路。体制的阶梯如果不通向上帝，必通向魔鬼，不通向天国，必通向地狱 ———别无他路。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历史上有不同的指认。上引闲斋老人认为是反 “功名富贵”（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王仲麟认为是 “痛社会之混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胡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是 “批判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且指出科举功名是 “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吴敬梓传》）。客观地说，“功名富贵”说有较优大的包容性，而反科举反礼教则有其深刻性。我以为，《儒林外史》主题之深刻，之伟大，之广博，在于他的 “反体制 ”思想，是体制造成了儒林整体的堕落，使之日趋丑陋。所以，《儒林外史》便成了儒林丑史。周进，范进这样没有真学问也没有什么劣迹恶行的人，是体制把他们逼得可怜又可鄙，这是中国明清时代的 “变形记”。写出儒林之堕落，蜕变，吴敬梓是中国古代的卡夫卡。
由功名富贵到科举制度到体制，是一条相互串联的枷锁。体制通过科举支付富贵，欲求富贵者，也通过科举而进入体制。社会就这样带上了脚镣手铐。人类当然不可能没有体制，但体制的无限膨胀，以致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 ———无论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则无疑是中国明清以后社会的一大特征。体制以外没有成功，体制以外没有光荣，没有体面，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肯定，没有追求，没有结局，没有出路。而这种高度垄断的体制，无孔不入的体制挤占了所有社会空间，终于使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狭媚的世界，一个鬼魅的世界，一个丑陋的世界！
写出这样的大主题，写出了这样的既属于中世纪，又警醒现代社会，警醒整个人类历史的大主题，《儒林外史》不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一流的小说，即使放入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部警醒人生的艺术大吕！
胡适先生把《儒林外史》定义为 “讽刺小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鲁迅先生更称为 “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并且指出了它 “慼而能谐，婉而多讽 ”的特点（《中国小说史略》）。其写人状物，“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的语言，是一流的，是足可以和《水浒传》的作者一较高下的。
但总体而言，这部小说似有前紧后松的弱点，前面的精彩篇章、精彩细节纷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而又意味盎然，且语言老辣，炉火纯青，而从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出场起，后面的章节就有了一些拖沓，有了一些凑合，而且不少章节人物都似脱离了儒林，如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回。问题是，他写到儒林时才格外有精神，因为这才是他熟悉的生活。从第三十七回写到郭孝子以后，儒林似乎成了水浒，而吴敬梓说故事的能力显然不及罗贯中，郭孝子的故事说得如同儿戏，而且经不起推敲处亦颇多，如郭孝子深山遇虎，不仅虎及怪兽写得奇怪，死得蹊跷，而且，郭孝子见老虎走远，他不远逃，而是爬上大树等虎回来，显然不合情理。后又在老和尚处见一独角怪兽，这还不算，后来竟然又跳出一只老虎，而这老虎竟被郭孝子一个喷嚏吓得跌进冰涧，冻死在那里。再往下，郭孝子竟然传授强盗武艺；嗣后又轻易地见到了寻访二十多年的父亲。这些，都让读者觉得作者的技拙。确实，吴敬梓的优长在语言、细节，缺点在不会讲故事。
另外，全书还有一些硬伤，如萧云仙打瞎了响马贼头赵大，身背禅林的老和尚，竟“一口气跑了四十里 ”才放下，这匪夷所思的写法只为前面有一个交代，“这四十里内，都是这贼头旧日的响马党羽”。而萧云仙精力已倦，在一个小店内坐下时，见到一个头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许多泪痕的郭孝子。不料这个本来萧瑟落魄的郭孝子，竟然大出人所料地向他笑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他哪有这份心情呢？更何况他从何处得知四十里以外发生的事呢？从细节到情节，都很矛盾而不真实了。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是历来评论家特别关注的题目，“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对《儒林外史》结构特点的一个客观描述，大约是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格外青睐，所以，他对这个特点作了这样的评价：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但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构给了作者太大的自由，使他不免有些随意与草率，有些地方的承接就显得突兀而不合常理，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大受挫折。如第三十八回，从在四川的郭孝子突然转写陕西老和尚，其间的过渡只是郭孝子的一封信，颇为突兀。再如第四十一回，写沈琼枝被两个官差押回，船上见到两个婊子一个汉子，作者就丢掉前面大张旗鼓地写来的沈琼枝，说起两婊子来，显得好没道理。这样唐突读者，三番五次地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逼读者转弯抹角，这都是由于他自己太自由，太没约束的缘故。
因为，作者读到此处，一定对沈琼枝的命运发生牵挂，这样一个独来独往、敢作敢为又有一些唐突的女子，她被押解回去以后，又会怎样？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但吴敬梓显然对沈琼枝的命运并不关心，但他应该理解读者对沈琼枝的关心啊，况且这种关心还是你自己挑起的。事实上，吴敬梓不关心他笔下任何人的命运，包括杜文卿、迟衡山、庄征君、虞博士这一类人物，在他笔下，一概没有个了局，一概没有个下场，死活不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种对人物命运的漠不关心，在小说这类叙事作品中极为罕见。
这样太自由地写一处丢一处，拐一处撇一处，甚至使他草菅人命起来：写一个人，要丢开他而又丢不开，放在手边叙述起来又嫌碍手碍脚时，他便让他死。让他这样弄死的人，在一部《儒林外史》中，有数十个之多，有时甚至直接让人绝户：那严监生一家，转眼之间，死了三个人，丢下一个小寡妇哀哀无告。这吴敬梓好心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