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成
翻开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文化与转型中国》，跳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显得那般沉重。本书是袁伟时近年来与媒体往来文章的合集，主要涉及文化优越感、文化主体论、大国崛起、国学热、孔子热、读经热、孝道热等诸多热点话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还是传统文化与中国转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袁伟时划定的时间范畴来看，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间两次大型碰撞颇为瞩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一次则是改革开放以来。1793年，急欲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英国，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来华。只要乾隆帝稍稍留心向外眺望一下，中国完全可以搭上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车。由于无知和短视，历史机遇便悄然溜走。随着大清王朝的日益没落，外国列强争相蚕食，对传统文化优越感的反思终于迅速聚积，主张对国外先进文化的“拿来主义”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从这层意义上看，五四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条件确实得到了明显改善，一些人片面地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丰功伟绩”。殊不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国外先进知识的借鉴学习融入，我们或许依旧徘徊在计划经济时代。不难看出，近代中外文化的两次碰撞，均是打开国门，主动融入国际大家庭之中，在学习借鉴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成果的丰富营养。
对于传统文化，袁伟时并非一概反对，而是认为“中国的史学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学艺术也很辉煌，中医中药至今还是中国人健康的护卫神”，这些文化遗产都很重要，但强调传统文化里也有许多糟粕，必须坚决地批判摒弃。
批判，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能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在于抱着历史的陈规陋习，牵强附会地制造文化亮点，而应本着“开放、包容、自由”的原则，让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淬火、吸收、转化，才能真正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造福于我国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