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三十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从中选出六十个左右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六十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为了夺金，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六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三十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脱颖而出的六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志，只能急忙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的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境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准备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二十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二十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直到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
医生让他作各种各样的检查，做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住，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般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柳智宇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大脑和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搏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的六人国家队，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十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十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的事，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而向理想妥协。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七十五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的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