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言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长大后，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
这不啻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学作品里也好，真实的历史中也好，中产阶级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们父母的对立面。
我最早是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看她离家出走，看她慨当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内部矛盾变成大是大非的阶级矛盾。
后来看了些关于“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
最浪漫的反抗，当然是西方60年代年轻人的狂欢。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喊口号、狂欢、静坐、游行。有史以来头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为了面包，还为了蔷薇与玫瑰。
——甚至也不是为了蔷薇与玫瑰，只是为了让世界颠倒个儿，能重新再来。
或许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听说过纯粹因为理念不合，而与富裕家庭决裂的年轻人的故事。
当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最后还是会与他们的父辈握手言和、言归于好，重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人生轨迹。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曾经真诚地反对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起来的规则。
大多数人都会推测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在传说中——是资本与商业的敌人，是古典主义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养后代的责任，托付给了自己的敌人，当然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来。
而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早就失去了培养弑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的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
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
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
这种愤青并不因为他家庭获得的财富而终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比的关系。
在程巍写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学生的抽样统计，发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大体和其革命性呈正比例关系。如果把年收入2.5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为“上层”，0.5万元以下的家庭定为“下层”，把介于0.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为“中层”，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上层，占示威学生总人数比例的16%。而所谓“下层”学生，在示威学生中仅占8%。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愤怒早就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么，而是来自更深层的东西。
低层的年轻人，对造反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
小文的父亲给他许诺了另一个未来：出国移民。他之前还有些犹豫，把移民的身份当做最后的保障。他一直觉得中国才是自己将要一直为之苦闷奋斗的地方。上个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待了半个月。
他形容自己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间，感受到的只有污秽和胸闷。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狂吃猛塞也没有变胖，因为吃得干净。回北京之后短短时间就开始发胖，都是因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买了一千万的别墅。那是在一个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着啤酒，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国，下定决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内待满三年，以获得加国国籍。
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
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说，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口有50万，其中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
2011年9月
附记：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去了加拿大，如果安心待满四年，就能够获得加拿大国籍。他出国之前，我对他说：“我每次出国，都会有种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混杂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他笑道：“那是你内心不够强大。”
半年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从“愤青”变成了一个“爱国青年”，很烦那些整日说中国不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像国外中餐馆那样用公筷都让他非常不满。
一年之后，他在和父亲去夏威夷度假的飞机上说：“让我回北京吧！只要让我回北京，我干什么都可以。”
现在，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朝九晚五，也时常抱怨空气与水、抱怨堵车、抱怨生活，但从未想过回到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