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草，生长要水分。冬经野火烧，春来更茂盛。农田麦太肥，茎叶碾踏平。姓苗再生长，才有好收成。刀剑经高温，再往冷水浸。哧哧冒青烟，淬火质更坚。水火及顺逆，相克也相生。人初来世上，好蜜喜欢甜。必有苦水浇，心志方坚定”（见九章《心志有赖苦水浇》）
“经北京串连之挤，江北挑土之压，天门打絮游活之奔波，陕西修路炸山之震动，一年生产队长之屈身俯仰”
“天上星光闪闪，山脚烟火点点，赤膊七人议事，蚊子百只争鸣，还有拍打之声凑兴。”（见四十九章《当时藏尾今现身》）
“人到万难须放胆”“扬帆彼岸靠自己，置身苦海不求天。”“白天走五七大道，夜晚饮二两小酒，岂不快哉！”
在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与提炼生动而典型的细节描写，被作家驾驭得游刃有余，无不显示作家敏锐的洞察力与独到的视角。这是杨竹安文字另外一个特色。譬如第十五章《大串联火车挤命》：“看那形象，站坐卧蹲骑靠，横七竖八；看那脸色，皱眉瞪眼张牙，奇形怪状；听那声气，他妈的个婊子，狗娘养的，驴子操的，骂融南北，震耳欲聋。”还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为民请命的二爹、排哑炮而献身的民工“倔子”、固执而善良的我的父亲、行走在大坝无处可逃而被便衣剪辫队剪去辫子的女孩凤钗、雷厉风行关怀备至的胡书记。
十年文革是《一个老百姓的五十年》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作家浓墨重彩的笔调，深刻披露了那个滑稽年代的愚昧与荒唐透顶，留给读者惊心动魄的警示。勇于为民请命的“二爹”，因为说了真话砸破了粥锅被批斗，在料峭春寒中被绑在一棵大树上站立了两个多小时。食堂的李师傅因为“鸟尽弓藏”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因为半句话坐了三年牢。一个同学的父亲因为自己被打成“走资派”，感到自己在毁儿子前程，悲愤地自杀身亡。相对于李师傅而言，我算是幸运的了。作为“逍遥派”的我因为几封逍遥信件被隔离审查，因为根正苗红又是青年学生，没有被打成反革命，躲过一劫。
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为该文增添了诙谐讽刺的色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还在：“‘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芋头、萝卜、瓜豆之类。’母亲很会计算着过日子，虽不识毛主席语录，也能按语录的精神办，一锅饭，杂了大半红薯。红薯有限，接着杂以野菜。野菜到底哄不住肚皮，总是饥肠辘辘。”
第十章《买烟先得喊万岁》中，父亲因为不喊语录而备受冷落，中学生买东西与售货员的一番对答，将活学活用语录推向高潮——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那一样？”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笔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买哪支拿那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能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着，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一人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中学生顺势下了台阶，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林语堂说过：“怕在文章中用‘吾’字者，必不能成为好作家。”杨竹安就是一个善于使用“我”的好作家。散文的笔调为作家独抒性灵提供了一个自由广阔的平台，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段，给予读者身临其境栩栩如生的艺术享受，因而使这部自传体长篇具有无比亲切的魅力。杨竹安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定然是一位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对于像杨竹安这样的作家，选择第一人称手法，或许是他的最佳叙述手段。
最后，放弃了特级教师的评选，作家用动情的笔调对自己的教学作了总结：“旧事不说，来市高中10年，当了8年班主任，送了5届毕业班，主编参编了七八本书。论工作，论教学，论升学，自己认为不惭愧，上面说行就行。无奈早已心情‘非常’，既至天命之年，应当淡泊宁静。心既不在名，何必争名烦心。”
《一个老百姓的五十年》通篇渗透着杨竹安骨子里傲然的阳刚之气，还有饱经沧桑后的怡然与恬淡。透过作家亦庄亦谐、宠辱不惊的文字，我们仿佛听见一位七尺须眉血管里汩汩流淌的声响，我们仿佛走进了作家幽深坦荡虚怀若谷的灵魂世界。
杨竹安出了自传体长篇的单行本没有，这我是无从知晓的。只是我希望读到他更多近似戏谑的淡泊从容的文字。
2007年教师节前夕
心灵在舞蹈
读作家罗伟章的小说并不多，只是三部中篇小说，第一部是刊载于《芙蓉》2005年第四期上《谁在喧哗》，第二部是《人民文学》2005年11期的中篇小说《大嫂谣》，第三部便是今天才读完的《我们能够拯救谁》。读罗伟章的第一部小说《谁在喧哗》是在前年小雪时节，那篇耐读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让我找到“在场”的感觉，沉醉于作家驾驭文字的高超艺术里面，我发现了作家犯下了错误的心理意识，主人公面对年轻貌美的妻子三番五次去找她的初恋情人，而表现出的麻木情愫，最后作家让女主人公与初恋情人重修旧好，让我异常震怒，忍无可忍写下一篇批判文章。从此，我记住了这位叫罗伟章的小说家。
第二次读罗伟章的小说是在前年的冬至，中篇小说《大嫂谣》写得很符合我的审美需求。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我被读者的忧患意识深深打动，《大嫂谣》让我实在无法挑剔。作者写出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中的无奈与困惑，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勤劳、诚实、正直、含辛茹苦而又深明大义的农家妇女“大嫂”。文中充满了温情与希望。这篇小说让我爱不释手，于是，我又为罗伟章写了一篇书评《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信徒》。
去年冬天，我去新开张的中商广场购置年货，在一楼的拐角的书摊，在2006年二期《江南》杂志发现了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能够拯救谁》。书买回家，我还没有来得及翻阅，就听妻子在一旁惊讶地说，快看看这篇小说，是我们新洲的作家写的，写的真好，快来看看嘞！我感到惊诧，连问作家叫什么，妻子说叫罗伟章，你看这个地名是新洲呢！妻子边说边拿着杂志走过来。我说那肯定是你弄错了，新洲有几个作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新洲绝对没有叫做“罗伟章”的作家。妻子指着上面的“新州”，你看嘞！我说这不是我们新洲，而是“新州”，少三点水呢！再说即使地名叫做新洲，也未必是我们新洲发生的事情，更别说作者是我们新洲的作家。
《我们能够拯救谁》写的是血气方刚一身正气的主人公黄开亮的对家庭、社会、人生乃至教育现状的困惑与求索，写的也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哀。黄开亮是矿务局副局长的女婿，矿务局一中的年轻有为的教导主任，刚上任的黄开亮遇到一件麻烦事情，女学生万丽君因为同学夸奖品学兼优的李秋，心生妒意，派人揍了李秋一顿，李秋受伤住院，李秋的父母亲要求严惩万丽君，并赔偿医药费二百元。为了防止李秋的家属报复万丽君，黄开亮让万丽君躲在自己家里。黄开亮以为此事可以很快了解，谁知万丽君却失踪了，接连几天没有返校。要知道学生失踪——这可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于是黄开亮造访了万丽君的家庭，那个守寡而而贫穷的女人，万丽君因为父亲看上一个漂亮女人抛弃她们母女，由是，万丽君恨透了漂亮女子，因为正是漂亮女人毁灭她的幸福美满家庭。原来，万丽君的性格扭曲，完全是家庭悲剧造成的。陪着黄开亮一路走过，读者的心情变得沉重而忧郁起来。很显然，如果遇上开明的校领导，万丽君不会落到开除继而当陪酒女郎的下场。黄开亮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地位，挽救万丽君的命运应该根本不成问题。谁知到头来，万丽君的一生被思想陈旧精神腐化的李校长、张主任以及那个毫无主见的书记给毁灭了。这是黄开亮的一大隐痛。
黄开亮的第二大隐痛是自己的思想意识，起先黄开亮以为自己的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经过一步步艰辛的奋斗而得来的。然而随着劲敌张主任的点拨，还有瘸腿妻子佩兰的表态，还有舆论的导向，黄开亮茅塞顿开：原来自己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岳父无形之中帮了忙，尽管冷漠的岳父从没有正眼瞧过他，二人更没有进行一次敞开心扉的交流。黄开亮开始对自己感到厌恶，上课爱发脾气，看佩兰也不顺眼，甚至闹分居搬到校外与新教师住在一起。最后，经过同学的帮助，黄开亮终于得到许可，可以到西南师大附中当临时教师，当黄开亮踏上离开新州的列车，他的心灵的矛盾与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新州最边界的“柏树车站马山就要到了，我抬起了屁股。可是一个声音严厉地责问我：黄开亮，你真的要下去吗？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请读者自己去填写答案，沉重的扣问给留下无穷的遐想……
放下书本，望着窗外纷飞的冷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罗伟章是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总是这么让我振奋，时而忧伤，时而欣慰，时而掩卷沉思，他的小说主人公充满了对无奈现实的求索，凝聚着作家对心灵的扣问，他的小说是简直就是心灵的舞蹈。不然，何以我言不由衷地时而抗议，时而拍手叫好？！
感谢罗伟章，是你给我这么多次的心灵的震颤！
（本文原载西安2007年3月28日《文化艺术报》）
中国式的“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描述了一个看来是荒诞不经的骑士，但它并不仅仅是一部讽刺骑士文学的小说。它很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主人公是个无视社会现实、日夜梦想恢复骑士道的疯癫狂人；他又是非常清醒明智的，而且往往能高瞻远瞩地褒贬时弊，道出了许多精微至理。唐吉诃德余勇可贾，结果丑态百出，令人捧腹，最后败归故里，直到寿终正寝之前才翻然悔悟。这仿佛是喜剧，却更像悲剧。湖北作家姚鄂梅的作品，就为我们塑造一个中国式的“唐吉诃德”。
《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描述了“我”父亲为了实现自己一生最聪明的计划——搬迁到城市，继而成为城里人，以及他失败而惨痛的育子历程。文中的“我”的父亲便是一位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十九岁时，“精明的触须就长出来了。”十九岁征兵，为了讨取人武部干部的欢心，竟然将自己弄得“油头粉面”（其实，“只不过是上了一点发油而已”），痛失美好前程，而和他一起竞争的那个家伙，三年以后转成志愿兵，后来还当上了市法院的副院长。
全国大修水利那年，“我”父亲为了赢得水利局干部的信任，居然“将测量好的数据做些改动”，结果涵洞打偏了，反而害了“戴眼镜”的水利干部，自己重回挖土方的队伍；而另外一个临时测量员因为“工作勤奋，成绩显著，被招到水利局……现在是国家干部。”
“我”父亲为了实现自己“宏伟”的“人生规划”——一心想成为城里人，刷新家族记录，居然置幺子小季正处于读书的黄金季节于不顾，将一坛腌菜便将自己的儿子打发给远方亲戚，害得小季每个双休日“步行一个多小时”、“再座四站火车”、“再抹黑走两个多小时的夜路”赶到表姐所在的村子。
在小季去“末流高中”报到时，“我”父亲当着第一次见面的小季的班主任说，“如果您对升学率没有实在的把握，我想把小季转到别的学校去。”害得小季在学校里无颜面对老师，过得“很不自在”。
“那个被成为父亲”的男人受了“邻县针织厂”销售科张科长的鼓动，放弃了在乡下本来还不错的生活，“毅然”退掉自己的田地，变卖家产，“还了欠帐，剩下不过三百元”，举家迁进城市，好不容易租了个店面，接二连三遭遇“拆迁”的折磨，他感到“这城里是有心不给他活路”。他只有靠打些短工或临时工度日。在这种落魄的情景下，“父亲”怎么能够拿出足够的资金供小季转校呢！即使是小季的学费，都成为让他头痛而无能为力的事情。于是，“聪明”的父亲建议小季转学，将“到底是继续读书，还是去老刘的汽修厂”这么重大的“决策权利”让“我”，作者带着辛酸与讥诮的笔墨写道：“没有想到父亲这么快就心安理得变通了自己的计划，这下，我不同意也得同意了。”“没有一丝愧色，也没有一丝犹豫，父亲大大方方用一个城里的饭碗，偷换了把孩子们都培养成大学生的概念……”
儿子小季当了汽修工不久，父亲的“雄心大志”又开始作俑，父亲居然撺掇“我”一起创办汽修厂。“我”当时被“父亲”这个壮举给吓呆了，父亲“可真够豪迈”的，“办个汽修厂，好家伙，光是备在仓库里的那些配件，没有几十万，想都不要想”。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只有“一百多块”，“家里”更是“从没有见过存折是啥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