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伯和威尔逊通过计算，首先承认单个群体内部的利己特性优于利他特性。假设在含有n个个体的群体内有两种特性，即，利他特性（a）和利己特性（s）。利他特性的发生频率是p，利己特性的发生频率是1-p。如是，该群体就有利他者np人，非利他者（包括自利者）n（1-p）人。假设这n个个体在不做出利他行为的情况下一般有X个后代。而每个利他行为者的利他行为将导致自己损失c个后代、同时给予其他每个成员多生育b个后代的机会。应当指出的是，每个利他者在承担其利他行为给自身的损失（-c）的同时，也成为从剩下的np-1个利他者的利他行为中获益的潜在受益者。但是由于这np-1个利他者并不是将用自己损失换来的利益都留给剩下的这一个利他者独享，而是将这些利益与该群体内所有成员（除却利他者本人）——共n-1人——分享，所以每个利他者所能预期的收益就是b（np-1）/（n-1）。这样，利他者的生物适应性（Wa）就是X-c+[b（np-1）/（n-1）]。相比之下，非利他者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从所有的np个利他者的付出那里获益bnp/（n-1）。这样，非利他者的生物适应性（Ws）就是X+[bnp/（n-1）]。从这番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利他者不仅因自身的利他行为遭受了直接损失（-c），而且他们能从其他利他者那里获得的收益也小于利己者。（因为利他者是从np-1个利他者那里获益，而利己者则是从np个利他者那里获益）那么，是否利他主义会就此消亡了呢？索伯和威尔逊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比如，从这一代发展到下一代），利他主义非但不会消亡，反而比利己主义更占优势。延续上面一段的计算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该群体的下一代总人数（n′）为n[pWa+（1-p）Ws]，利他者在这下一代中所占比率（p′）为npWa/n′。现在，让我们假设存在两个由100人组成的群体（n=100），其中，群体一有20个利他者（p1=0.2），群体二有80个利他者（p2=0.8）。假设这100个在不做出利他行为时一般有10个后代（X=10）。再假设每个利他行为者每牺牲繁殖1个后代的机会就会给予其他每个成员多生育5个后代的机会（b=5，c=1）。将这些数据代入上面一段总结出的各个公式，群体一与群体二内部的第一代的利他者生物适应性分别为：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利他者在第二代的每个群体内的比率较之第一代有所下降（p1>p′1，p2>p′2），但是含有更多利他者的群体二却比含有较少利他者的群体一的适应性更强（n′2>n′1）。
五、总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群体选择理论——相较于亲属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主义——是一种可能的、融贯的生物学理论，并相对完整地解释了生物利他主义。当然，这并不表明，群体选择理论完美地解释了生物利他主义（或利他主义两难）。相反，群体选择理论尚不能穷尽对生物利他现象的解释。比如，群体选择理论可能受制于群体的概念范围，从而无法对跨群体的生物利他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诚然，群体选择主义者们可以通过对“群体”概念的修改来扩大群体选择理论的说明范围。但是，不论群体的范围怎样延伸，我们总是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且，这也是群体选择的题中之义），即，在一个群体之外存在着另一个群体，与第一个群体形成竞争关系，从而使跨群体的利他现象难以在群体选择理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此，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比群体选择理论更为精致和全面的生物学理论来解释利他主义两难。
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9期
（赵妍妍，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实习研究员）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理论运用与创新思考
苏美祥两岸关系是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正由于两岸关系问题的现实性非常重要，学界更多地侧重于从现实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即时性的重大事件并进行对策研究。任何实际问题皆蕴含着内在的规律或模式，只有从理论意义上探索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两岸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两岸经贸关系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轴，也是两岸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两岸经贸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拟对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理论运用作一回顾，在此基础上，探寻新形势下持续推动两岸经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突破路径。
一、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理论运用
理论分析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理念范式和方法。从宏观层面看，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理论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国两制”等理论。
（一）以经济全球化理论揭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动力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法两国，并于70年代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常用的词语。经济学家将全球化作为迈向全面整合的世界市场的步骤。有些政治科学家则把全球化与传统定义上的国家概念相区隔，甚至认为未来将是一个“无疆界的世界”。全球化包括信息流通、生态问题、资本流动、劳动生产，以及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全球化等等。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加剧和国际化市场结构的成长，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影响被广为讨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贸易自由化使各国面临开放市场的压力。世界各国和地区无不纷纷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贸易条件，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展国际经济交流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以提升竞争力。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为缓解经营压力，实施全球性的发展策略，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企业兼并与合并之风盛行。三是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确立，构成了国与国间彼此互赖的关系，尤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受到国际惯例的规范。詹中原：《经济全球化下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以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和理论的支持，为提升竞争力水平，大陆和台湾都进行了经济改革，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事件就是两岸先后加入WTO。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晓红的分析为例。她认为，两岸经贸往来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全球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充分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和地区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这是任何人为力量所不能左右的。华晓红：《经济全球化下的两岸经贸关系》，《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6期，第92~94页。南京大学刘相平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观察、剖析与解读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并预测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台湾学者汤绍成也分析认为，由于地理位置与人文因素，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台湾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必然选择。如此不但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加强经贸往来，更可以扩大台湾参与世界市场的几率。汤绍成：《全球化才是两岸经贸的主要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这在两岸乃至国际学界中有较高的共识。
（二）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探索两岸经贸合作的机制建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FTA）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特定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谋求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通过签订经济合作的条约、协议，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区域内不断趋向自由流动的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则表现为具体的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一种状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依据，其形态也就不尽相同。商务部研究院李光辉在综合现有的各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6种形态。李光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延边投资网，2011年9月10日访问，http：//www.yanbiancom.gov.cn/show.php？bid=d_shangwu03&no=1.他认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并不是具有十分严格的界限，也不是按部就班的逐级上升的。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具备条件时，就可以超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组成更高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运用与创新的基础上，学界对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做了大量探索，提出了多种合作机制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两岸经贸合作的研究开始起步。学界主要从区域经济整合最终走向政治统一的角度来看待两岸经贸合作，提出的主要合作模式有：“中国人共同体”、“大中华共同市场”、“大中华经济共同体”、“华南经济圈”、“海峡两岸经济圈”、“中华经济区”、“港台自由贸易区”等。加入WTO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再次升温。学界主要从两岸同为WTO成员、在WTO框架下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的角度来考虑，提出了CEPA、自由贸易区、两岸共同市场等模式。邓敏、范小阳：《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研究述评》，《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27~33页。ECFA开启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新纪元，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在两岸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创新实践。在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际贸易理论也有较多运用。有学者认为，以双边贸易理论分析认为，与WTO相比，两岸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区将使货物贸易、自然人移动、服务贸易、资本和信息流动等更加便利，即更有利于区域内经济体利益的实现，也避免台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刘亮、李卢霞、蒋静洁：《论ECFA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基于双边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亚太经济》2011年第1期，第146~150页。有的学者则以比较利益观点分析认为，尽管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演变，不可能完全依据比较利益原则，然而过分追求现阶段各种条件尚未达到经济效益的产业，则往往得不偿失。
（三）以“一国两制”理论指引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
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考量。“一国两制”理论为两岸经贸关系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适当的政经分离，积极地以经促政。大陆一些学者就“一国两制”理论与两岸政经关系发展问题曾有论述。李非、刘澈元：《“一国两制”理论与两岸政经互动关系发展》，《台湾研究》，2007年第3期，第5~9页。“一国两制”的完整表述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是方式，统一是目标。和平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政治谈判，另一种是密切的经贸联系。在直接的政治谈判暂时无法进行时，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和平的最好体现。退一步讲，没有经贸发展作基础的政治谈判要么无法进行，要么无果而终。因此，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内，致力于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将是和平的最好方式。可见，“一国两制”理论蕴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含义。
“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意义在于，在台湾不触动两岸关系底线（即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国家。因此，经贸交流被赋予重要的政治含义和空间。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可以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存在，但政治最终由经济所决定。两岸经贸交流的发展潮流最终将决定两岸政治合作的态度、趋势及其方式。在现今两岸政策架构下，适当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构筑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两岸经济合作由功能性一体化走向制度性一体化，是两岸政治合作的前奏，或者说其本质上就是两岸在政治上的合作，因为，发展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二、两岸经贸关系研究的创新需求
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两岸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ECFA时代的两岸经贸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面临着新挑战。这需要我们以新视角新方法，以求更加科学地剖析两岸经贸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一）ECFA时代两岸经贸合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