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四知”到“新四知”
《后汉书·杨震传》：“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又《传赞》：“震畏四知。”后多用为廉洁自持、不受非义馈赠的典故。这是旧的“四知”，因为自汉至今，当然旧了。这个旧的“四知”，大约就是讲一个行贿与拒贿的故事吧。由于行贿未遂和拒贿成功，所以，汉书里把这个夜幕掩盖下的丑陋勾当，写得很客气，叫“遗”，就是馈赠的意思。其实，这位王兄要是放在今天，看起来也算是讲义气、念恩情的人物。想想，当初要不是震大哥帮忙，哪有自己今天的地位？现在难得当日的恩师途经此地，而自己又有这样的能力，送十来斤金子给老领导，也在情理之中。不知那时的十斤金子到底有多重，或许也只是算作一份“薄礼”，如现在人所说的“意思意思”、“表示表示”罢了。但是，那时候的人可能都比较傻，或者都比较胆小，或者朝廷一旦查处起来比较严厉吧，这位震大哥就是不想要，不敢要，或者在根本上说就是不能要。不管震大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有“四知”，但是结果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他到底是没有收下昔日部下的“遗”。当然，也许是他从这位王兄不小心说漏了嘴里面，知道了这十斤金子来路不正，有问题，不能收。因为王兄说：“暮夜无知者。”这等于不打自招了：原来他自己已经知道了这是不正当的、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了。我们在尊敬震大哥廉洁清正的同时，还特别佩服他的警惕性呢。看看，想想，怎么会无人知晓呢？不是有天知，有神知，有我知，还有你知吗？就算天神不言，我也不会主动去坦白交代；就算是去坦白交代，这不是害了你王兄吗？但是如果我收了，又不主动上交有关部门，万一有一天你小子出事了，保不定就把这事抖出来了。像这样关键时刻挺不住的人还少吗？所以，“你知”更可怕，还是不收为妥吧！
由于杨家祖上有这么一个廉洁自持的历史记载，他们的后代也为此倍感自豪，据说现在杨姓人家的大门要贴上“四知家声大”的春联，就是来历于此的。当然，他们老杨家历史上的确出过这么位人物，多年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是这样贴着大红门联进行炫耀，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呢。
常言道：“无知无畏。”是否可以反推过来，变成“有知有畏”呢？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个反推是成立的。杨震有“四知”意识，可以看出他有相应的“四畏”；而“畏”又经常与“敬”相伴而生，那就是敬天、敬神、敬自己、敬他人了。敬与爱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敬自己，就是自爱；敬他人，就是爱护他人。杨震不受王密所遗之金，一是自爱，一是对这位部下的爱护。
敬畏之情，羞恶之心，当是人的宝贵的品质；而对当官的“大人”来说，应该是更重要的修养了。正因为有“四知”，才会在那么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多多少少还是出了如杨震这样让后人钦敬的“好官”、“好人”，也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好官”、“好人”，才使得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呢。
现代文明包括现代的制度，与封建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坏的制度下会有许多好官，而好的制度下却也不可避免会有些许的坏官。这多少是会让人遗憾，让人不免要发出“此事古难全”的苏子之叹了。前些时就有一个讽刺好制度下极个别坏干部的段子。这段子叫“四知四不知”。我把其中的“四知”权且称之为“新四知”，以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旧“旧四知”。段子如下：
开什么会不知道，开会坐什么位置他知道；谁干得好不知道，该提拔谁他知道；谁送礼不知道，谁没送礼他知道；晚上和谁睡觉不知道，睡觉做什么事情他知道。其实，这“四知四不知”也不全是那么可怕的，也不全是那么恶劣而不可饶恕的。比如开会争个位置啊，睡觉做点什么啊，以及知道某某没来送礼啊什么的，轻描淡写一下，批评一下，指出不重视学习啊，没有自觉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啊，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金钱观、名利观、价值观啊什么的，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即使真的有点“大”，也可以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的了。但是，“谁干得好他不知道，该提拔谁他知道”，这就大为不妙的了。
《论语·为政第二》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老夫子给哀公开出的方子，大概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选拔任用正直清廉的人，来影响或管理那些问题干部，老百姓就服气了；选拔任用那些问题干部，让他来领导正直清廉的人，结果会让清廉正直的人也变成问题干部，或者清廉正直不下去了，这样老百姓当然就不服气了。其实这道理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只是实行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年孔老夫子的弟子冉求就当着老师的面，发过这样的牢骚：我不是不喜欢您的那些大道理，只是要做起来实在太难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现在的“新四知”里有“谁干得好他不知道，该提拔谁他知道”的一知一不知，那么，这又怎么能“民服”呢？因为有这一知一不知，就极有可能造成“举枉错诸直”的后果嘛。
尽管这“新四知”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是危害却是不浅的。特别是“举枉错诸直”，势必贻害无穷，因为让枉者来举，大抵举的还是枉者，“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已经查处的许多“一窝腐”和“前腐后继”的案件，就是明证。如果套用一句古诗，就是“江山代有枉者出，各害百姓若干年”了。
“枉直”的故事，“古已有之”，并非今日之独创；但这不能作为原谅今日弊端的理据。孔子的“枉直”之论，杨震的“四知”之行，或许能够阻遏极个别“新四知”的苗头。
吃饭睡觉的禅
禅很难说，而且一说就不是禅了。我这里要说的只是有关禅的故事，不一定就是禅；真正的禅的故事，不叫故事，而是叫“公案”。
禅宗里有一种流派叫“农禅”，是百丈怀海创立的。怀海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天天带领僧众辛勤耕作。有一次，一僧听到吃饭的鼓声，忽然举起锄头，开怀大笑，转身走回禅院。怀海见了，不禁说道：“好美啊，这正是观音菩萨当年成道的法门。”返回禅院后，怀海又对这位僧人问个究竟。那僧答道：“刚才只因腹中饥饿，闻得鼓声，想到该吃饭了，所以大笑。”怀海听了，也不禁笑了。
佛家的笑和俗众的笑是不同的。摩诃迦叶见佛祖拈花而笑，笑一下就得到了衣钵，成了第八代继承人；弥勒佛天天在笑，据说是在笑天下可笑之人。就佛家而言，笑是一种悟；而在凡人看来，那笑是深不可测的。比如上面这个“公案”，正在耕作的和尚听到吃饭的鼓声笑了，怀海听他的解释也笑了：他们的笑就是一种悟的契合。他们到底悟到了什么，我等凡众，不得而知。
由此“公案”，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件”。据村里的上辈人说，“五八化”时期，生产队里办集体食堂，开饭的信号有用钟的，有吹哨子的，也有敲锣、打鼓的，五花八门，因各食堂的具体条件而异。我们那个食堂是打锣的。某一日，锣声一响，正在耕地的一农民，只差两步远的地没有耕完，就立即停下手里的活，牛辖也不卸，脚也不洗，一路狂奔到了食堂。这位农民没有开怀大笑；生产队长知道了也没有笑，而是怒不可遏，斥责他落后、消极。农民没有“悟”到肚子饿了就该吃饭的“禅”，而是辩解说“我来迟了就没有饭吃”的最简单实在的道理。从此，这位农民成了反面教材，按当时同行的做法，被插了白旗，且作众人“嘲笑”的对象。
这位农民没有笑而众人却嘲笑他，这自然是没有悟；队长的怒是“瞋恚”。总之，是因“障”而“无明”。
虽然都是“因”肚子饿而要吃饭，却有如此不同的后“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又让我想起一个有关“睡”的故事。据说修建坟墓是有讲究的。活着的人为自己修建坟墓，在墓碑上刻的字是“佳城”；人死了，后代为死者修建的坟墓，刻的是“寿域”。有一位老人为自己建“佳城”，请了一批工匠。某一日，老人一高兴就到工地去视察。工地上有的人在干活，有的人在树阴下睡觉。有个眼尖的人看到主人来了，就提醒睡觉的人起来干活。结果是许多人匆忙起来，随便拿起工具就胡乱动起来了。但是，还有两三个人依然睡着。这些都被老人看到了，老人嘿嘿笑了几声，说：“好，好，好！”就回去了。
这一天是初二，按照当地的习惯，晚上要办酒席发“红封”（赏钱）犒劳工匠。在发“红封”时，恰恰那几个本来睡着匆忙起来干活看似积极的人没有发，这让大家很不理解。老人家解释说：“人的生活要顺其自然，你想干活就干，想睡觉就睡，如果身上有跳蚤，痒得难受，就捉跳蚤。你们几个看到我来了，本来睡得好好的，却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忙着给我干活。什么意思？难道我来看你们是为了催促你们快点修好这‘佳城’吗？”
这几个没有得到“红封”的人一听，都觉得有道理，服气了。原来，当地的习惯是“修佳城”或“打喜寿”（即为还活着的人制造预备的棺材），只有开工的日子，没有竣工的期限的。显然，规定竣工的期限是一种忌讳。这道理大家一想就明白了。
吃饭睡觉，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饿了就吃，吃饱了就快乐；困了就睡，睡醒了就舒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像我这等愚钝之人，经常不解这个“真谛”，常常要违背自己意愿，做违心的事情，结果是要忍受无尽的“烦恼”。
据说修禅有三步进阶，以山水作比，就是：第一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还是”是个机锋关节所在。认识到了“还是”，那就等于“回来”了。“回来”就是回到自己的心里来。回到自己的心里，自然就能看明白自己的心，发现自己的本性，而佛家说“明心见性”就是佛了。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意译成汉语，是“静虑”的意思，更通俗一点说，就是“静静地想一想”。想一想就回来了，那就是禅了。哈哈，我“顿悟”了：原来李谷一唱的那首《故乡是北京》居然还深含禅意呢。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爱就回来吧，回来就好。回来就有“油条豆浆家常饼”吃呢。
还有谁需要心理干预
“上海袭警案应该不会引起全国范围内警察的心理变化，但对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伤亡者的同事，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困扰，相关机构应该尽快启动心理干预措施，对他们进行心理鉴定，然后按照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心理辅导程序。”
上海袭警案发生后，网络上的文章中有上述这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有五处提到有关“心理”的术语。其中主要的是说要对相关的警察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
这很好。因为警察毕竟担负保护人民的职责，保护好了人民警察，让他们能更好地保护人民，这也是人民的愿望嘛。
不过，在看到对人民警察进行心理干预时，我又想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一是还有哪些人也需要心理干预？二是由谁来实施心理干预？三是哪些人有能力、有资格从事心理干预这一职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心理干预”这个本来较为陌生的概念，出现的频度很高，就是平民百姓也能约略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中共十七大精神的体现，因为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问题。
哪些人需要心理干预，在抗震救灾中有比较明确的列举，比如受灾的群众、参与救灾的医务人员和广大的部队官兵等等。而在上海袭警事件发生后，正如网上所说的那些受到惊吓的警察。其实，在所有极端事件发生时，都会给相关的人员造成心理损伤，都有必要进行心理干预或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等等。但问题是，在极端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此次事件中的凶手，在他尚未成为凶手的时候，人们是否注意到他的心理状况？又紧接着的7月2日张家界也发生了煤气爆炸案，那个制造爆炸的案犯，他在此前的心理状态又是如何，有没有人注意到了？还有多少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下一个是谁？
哪些人应该担负起对社会人们的心理进行干预的职责呢？这好像很难说清楚。但在大道理上说，政府是保护人民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而生命当然包括心理的健康和精神的安全，如果要求更高一点，可能还包括人格的尊严。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要得到政府的保护。于是，从大方向上看，心理干预的主体应当是政府。而政府实施对社会的心理干预，其对象当然不排除政府的官和员，比如，当上海袭警事件发生之后，就有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警察。其实，这并无不妥。如果还有人“第二个”也想到老百姓，那么，他的想法自然就更完美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