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找寻文学中相同的质素，也许就是诗意了。但诗意并非为诗独有，也体现于散文及小说中。小说中受制于人物与情节，诗意的流露有限，即使是一些诗化小说，也不宜为了追求诗化而使人物简单化。至于散文中的诗意，具体表现仍是情感的抒发，但情感的抒发在诗中不怕夸张，在散文中就得有所节制。如杨朔把散文当成诗来写，显然过于抒情了。再说，那种抒情并非出于自我，往往是以大我来取代了自我，以至于写些小花小草，也总要反映出红太阳的光辉。不用说，这是有意美化了。审美当然是文学的主要效用，但它并不等于美化。所谓美化，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张扬，对应于创作的主体意识，就是将某种情思过于渲染了。相比之下，冰心尽管从爱的情思出发，也常从蒲公英似的小花小草中托举出情思，但自我中倒是不离小我，因而更显亲切。自我恰在小我与大我之间。散文就体裁特征来说多是小中见大，不用说，小中所见的大是有限的。散文中的抒情，在把握上得有分寸，不宜于抒情的张扬。有人说它是老年化的文体，也不无道理。所谓老年化，就是不必再老是偷闲学少年的时髦，好似真个越活越年轻。青春文字不是完全要不得，能为青春的梦痕留一篇美丽的文字，也是好的。但若梦了再梦，就不好玩了。因为人告别了做梦的年轮，才意味着心灵的成熟。
与审美相对的，则是审丑。审丑，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空间。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自白，写到了人性中一些低下的成分，就招致来不少非议。至于是否人人都那么高尚，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丑这一回事连遮掩都来不及，又怎敢抖搂出来。因而，散文中丑的空间甚窄。波德莱尔大胆地向丑态或病态开掘，也多是外在的揭发，而非内面的披露。这正可说明人心中丑之一角是隐蔽的。此无它，就因为散文不同于虚构文体，因而往往会在主体与对象之间找寻对应。文中不敢写丑，还因丑好似天然地与假与恶相关，正如另一方面则是真善美的相联。其实彼此的关联更多是错位结构，而非一致。丑并不假，甚而很真。若以相貌来打个比方，则世上美的人不见得比丑的多。至于将丑与恶扭在一起，道理上也不充分，因为并非一回事。丑只与美相对，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若说丑的一定恶，那美的很可能是妖。雨果笔下的伽西莫多，丑则丑矣，却心地善良，也不虚情假意。认可了丑有存在的权利，那文中才不全是春花秋月，也可写苍蝇跳蚤。就表现而言，像罗丹的一些雕塑那样出于直观的丑，常人也许难以接受，但文字的表现诉诸想象，则免去了直观的难堪。小说中的丑表露较多，因其有客观一面，至于散文中的表现则很有限。其实审丑并非只作为审美的反衬而存在，它本身就有存在的空间。一般来说，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才能将丑转化为艺术美，却忽略了丑很可能就是有点丑。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对于丑也无须回避。至于是否说明人心斯下，则不可一概而论。因那仍是道德意义上的苛求，可不必多说。
由一种情绪的表白，转而为思理的探求，同样是拓开了散文的空间。如培根的随笔，以思想取胜，言简意丰，无需多说。只不过这种写法，多半是思之有余，趣味不足。求之于随笔的旨趣，也许还是兰姆更能承续蒙田的写法，那就是将思理与趣味结合起来。文中要有思想，但并非只做概念上的演绎，变成学理上的探讨。学术文章当然不一定要写得那么枯燥，但也不必以文采苛求。至于散文，作为文学的体裁之一，就不能不讲求一点文采。思理之文，还常常表现为沉入冥想，如沉思录、随想录等。但就其思想的表现来说，仍有侧重的不同。或偏于体系的构造，或偏于人文的感悟。前者是属于哲学了，后者则仍在散文之内。人人都有一点思想，但不能说都是思想家。散文中表白的思想，只不过是对于世事人生有其独到的思考。求之于思想型的作者来说，也许擅长的只不过是拈起了一些语词，然后尽可能地赋予它们意义，进而上升为哲理的高度。散文中的思考，无非是要企及这样一个人文的高度，但尤其不能舍弃的，就是其中应有感性的体验。所以思想的表现，最好就是能写成理趣之文。本当是说理的，却不乏趣味。从趣味入手，又不止于小情小趣，而是可以开掘出哲理来。比如丰子恺就是这样，常常从一些生活小事出发，但却强调了在一种良好心态下养成的纯正趣味对于人生所起的积极作用。
还有幽默，也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空间。一般说来，幽默文字总是越短越好，若尽是唠唠叨叨，那幽默也就很乏味。大致说来，幽默可以是字里行间的点缀，让文章带上难得的谐趣，却很难从头到尾幽默下来。人身上的幽默本来难得，又怎可望长篇大论。不过，也有很倾心于幽默的作家。比如老舍，他就出过《老舍幽默诗文集》，可见是以幽默为文章的旨趣。也许是意识到了幽默之难，老舍尽管区分了幽默与反语、讽刺、机智、滑稽、奇趣等等之不同，却又认为在文章中不妨调谐起来。说到底，还是不能完全地幽默到底。老舍因为一心讲求幽默，变得有点油嘴，不是说写作的态度不够认真，而是对幽默过于认真了。这又刚好与林语堂形成一种对照。众所周知，林语堂不仅最早迻译了幽默一语，还大力提倡过幽默小品。但他自己的幽默却不无勉强，颇有赋得之义，且不说那种牛油气了。再如鲁迅的幽默包含了讽刺，钱钟书笔下则不无冷嘲。梁实秋行文讲求雅致，幽默则刚好可用以抵斥不雅的成分，自如中又还有一点矜持。对于幽默，常人也许会以为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谁与幽默较真，谁就会成为幽默的对象。就幽默的表现来说，常是调侃他人甚于调侃自己。将世事拿来开开玩笑还是比较容易的，难能可贵的是敢于调侃自己。用黑塞的话说：“所有较高级的幽默都是由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而产生的。”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不等于不要脸，而是不要将脸面绷得过紧，以至于一点笑意都没有。相反，敢于寻自己的开心，显得心智更高。习惯了在文中抒情的，也许最反感幽默，会觉得诗情画意都哪儿去了。但在幽默人士看来，只会在文中抒情的人显然是去年二十今年十八，老那么缠绵，且不提伤感之类。其实幽默并非无情，恰恰是情感在另一个空间里的释放。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o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或叫它要旨的，大约就是这‘散文的心’了。”这里讲的虽是具体的一篇文章的写法，但也可用来指散文写作的心态。郁达夫还说，从前散文的心是被尊君卫道孝亲等占去了。但伴随着五四运动中个性解放的呼声，这散文的心也就意味着回到个性的抒写。只不过个性或自我的抒发，显然还得摆正心态，讲究分寸。眼见得散文中太多滥情，不敢露丑，思力无多，幽默难得，看来是空间有限了。但反过来，正也表明了散文中可抒情可写丑可思考可幽默，是为四度空间。这其中不妨各有侧重，各有发挥，但却不必求同一律，老是以为散文中就只有一种写法，且写来写去，就只是抒发那点情感。就算抒情化仍是散文的正宗，其目的则是为了表出诗意，也不能用那种诗意来掩饰一切，正如生活中诗意也没有那么多一样。从心态上来阐释散文，还有一句“文如其人”的老话。什么人说什么话，那就可以从话中隐隐地读解出人来。即便话里有话，那字里行间仍会流露出个人的性情修为来。
（原载于《写作》2004年7月）
散文写作的心态
从心态上来看散文写作，也是一个相宜的角度。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的序中是这样说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囿于个人的性情。周作人站在言志的立场上来反对载道之文，并将现代散文当作晚明小品的复兴。其理论的要义就是主张独抒性灵，并以闲适为表现，从而讲求一种所谓生活的艺术。如他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正是在这个旨趣下，周作人写出了《喝茶》《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美文，从不同角度来发挥生活的艺术。
不过周作人所倡导的小品文，虽说其旨趣在于发挥生活的艺术，但由于闲得过头，这便成了生活的点缀或摆设。鲁迅就强调小品文不能一味闲适，也应有抗争。如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是这样说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不用说，鲁迅所写的杂文原本也在小品文之中，是为抗争的小品文。但为了有别于那种闲适的小品文，才另有了杂文的名称，并由鲁迅的实践，从而大大地发扬了杂文的写作。如此随着杂文的独立，小品文似乎就只剩下闲适了，这就使得它在人们的心中掉了价。
在周作人与鲁迅之间，可对立而成现代散文的两大阵营。不过，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宽广的地带，从而表明散文写作的多元。比如朱自清，他是一个处世极为认真的人，表现于治学为文都不无一种自持。在散文集《背影》的序文中，他说自己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且有感于彷徨中无路可走的困惑，思来想去，才认定了教书治学的老路。他自谓在国学中找到了一个题目，可以一直探究下去，至于创作上则由诗转向散文。他的散文，写景细致，满贮诗意，尤其讲究语言的修饰。至于怀人之作，又多直白道来，于抒写亲情上显得真挚感人。
林语堂对散文的看法，可视为对周作人的呼应，不过还格外地强调了幽默。幽默一词，也由林语堂迻译而来，不无开创之功。但就林语堂自己的散文写作来看，则幽默尚不够到位，就是有所谓牛油气。其实，最让他倾心的仍是那种小品文的笔调。他在《小品文之遗绪》里说：“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比正名要紧。”又说：“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可见，这种笔调就如闲话或闲谈。林语堂心仪的谈话，有晋人清谈、宋人语录等，尽管离时代的氛围很远，也被引来为他的写作张本。林语堂虽接受了英国随笔的传统，但让他倾心的只是那种围炉闲话的风致，表现于行文，则是信笔所之，纵意而谈。他喜欢在文中展开东西文化的比较，从而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域，也展示了相应的写作特长。
徐志摩是一个浪漫诗人，向往着美和理想，具体则表现为爱。就是顺着这一条思想感情的线索，徐志摩在文章中驰骋着他的才思才情。总有一种冲动来自生命深处，召唤着他前行。如《翡冷翠山居闲话》中写的虽然只是一次远足，但留给记忆却是难忘的。在这里，真是怎么想怎么做都有一种畅适。大自然复苏了人的天性，人也就没必要再戴上面具。或者说，作者那么喜欢走进自然中去，实在是借此发现了内心的自然。在徐志摩的散文中，这也许是写得最酣畅的一篇了。作者擅长欧化的句法，依循着感情的起伏，穿行在语词的密林里，显得又郁闷又畅快，这之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彩虹一般华美的篇章。对徐志摩来说，仅有文言的简洁和白话的浅显是不够的，他更擅长于欧化的句式和丰富的辞藻。因为只有拉长的句式才能表现出活跃的情思，至于辞藻的堆砌，也正说明了情思之丰富。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说：“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这种写作的心态是自遣，但却很好地发挥了幽默。理儿不歪笑话不来，本是幽默的法门。幽默讲的是歪理，让人无法计较，也计较不得。若谁与幽默较劲，其人即缺乏幽默，很可能也就成了一个可供幽默的对象。要知道，幽默的作用正是让郁积的情感得以释放。其实作者心目中的格调是雅致，雅从性情学养而来，但雅人也不避俗事。换言之，雅致也可得力于幽默。幽默本出于心灵的自由，否则就幽默不起来。但幽默之为用，正好化解了不雅的成分。幽默与雅致，在这里恰好相反相成。且相比起正面地写雅致来，效果更佳。举凡世故人情直到生活中种种弊端，都可出之以调侃的口吻。在缺乏现实针对的情况下，读者不用担心对号入座，尽可轻松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稍加反省便领会到了雅致，这正可说明《雅舍小品》为何能长久地维系着人们的阅读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