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姑铺好被，戏问小杭：“跟我搂着，还是跟你女婿？”小杭朝我撅撅嘴。其实只一套行李，老姑让小杭挨着我睡，我因她娘那话还生着气呢，见小杭脱衣，戴花兜肚，兜肚下摆缝着一枚大钱，忍不住又和她搭话，问她这钱是干什么的。她说，肚脐大，用它压着，是银的呢。
谁知这一次竟成永别。第二天，继祖父来用独轮小车把我接回乡下，事先连老姑也不知道，车子走出庙门，看见小杭，车子没停，我知道她也看见我了。那时连句“再见”也不会说。
40多年过去，老姑“文革”间被红卫兵斗死，我12岁便来吉林……小杭现在儿孙绕膝了吧？记得“小女婿”否？磨市街小巷黑门深院内，曾住着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孩，妍媸胖瘦，甚至梳什么辫子，我全然忘却，独有一件事却铭记在心：小杭，同你分手前夜，我奇迹般地没有尿炕，只因你睡在我身边！
压岁钱
小时候在乡下奶奶家住过两年，奶奶有个夹鞋样子、花样子的厚本本，里面常有些大票，图案上是人头像，现在回忆不是孙中山便是蒋中正，因为后来奶奶糊针线盒子时用这些钱当装饰画了。乡下人管这叫“国民党钱”。我对这钱的概念是摸一摸亲一亲可以而买糖果皮老虎儿或小竹喇叭却不行。其实奶奶家大约没什么人民币，即便有，怕也千包万裹锁在那栗子色的柜子里，我如何看得见？
谁晓得究竟盼了多少个夜晚，年终于慢腾腾地来了，我兴奋且有些恐惧。爷爷奶奶此前不知训练过我和二弟几百遍：过年要学说吉利话儿，特别是一定要给全屯子各家磕头拜年，我牢记在心中。二弟自小由奶奶养着，各家都熟，吃过饺子，在飘忽摇曳的烛光里，我牵着二弟的手，先去对门二叔爷家叩头。
演习多遍的仪式，临时却乱了套。我俩走进叔爷家，老两口正对着油灯守岁呢。我进门便趴下磕头，磕反了，屁股朝向叔爷叔奶，俩老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叔爷从贴身的兜里找出一张新钱，给我和二弟“压岁”。我俩紧接着又挨家拜年，可屯子里只叔爷跟我们血缘最近，其他人家只赏吃花生，钱是不能给的。
爷爷奶奶相当高兴，叔爷够面子，赏了我俩压岁钱！可这钱只一张，怎么办？奶奶给我和二弟贴身处各缝一小兜，把钱让我们一人揣一天，出去正月再交公。
我和弟弟从此生活中多了内容。每天，睡得很迟，醒得特早。轮到谁揣钱啦，特珍惜这天，隔着小兜摸啊摸，这是钱呢，我们磕头挣的钱，可以买东西的钱；而没机会揣钱的另一个，次日一准早早醒来，推开对方，要求进行移交。这时候，那种惋惜和企盼折腾着两颗幼小的心灵。奶奶也每当我们从外面疯回时，第一句话差不多都要问：“钱呢？”揣钱者陡地一惊，捏捏内衣，在，马上又幸福自豪得无法比拟，简直就是保存住了镇宅传家的奇宝。
爷爷奶奶似乎没用过过什么钱，不存在诸如牙膏、酱油之类的奢侈品。偶尔捡到一点破皂盒、牙膏皮，奶奶会极兴奋，连同她梳头攒下的缕缕长发，向小货郎换两块桔瓣儿糖。奶奶看着我和二弟吃，她苍老的心里一定充满温暖和甜蜜。
爷爷去世后，我负责赡养奶奶。年轻不晓事，只晓得供她吃喝，却没想她也需要钱。一年除夕，我给她10元钱“压腰”，奶奶高兴得逢人就说……
现在，儿子长大了，花我的钱动辄数千，我真心疼。我想起我和二弟叩头得到的那张压岁钱，真应当讲给他听，但他会相信吗？
那是一张灰蓝色的钞票，上面印着一架大飞机，票额面值2分。
看日出
夜宿黄山玉屏峰，与浙江张祖荣兄每晚一瓶黄山竹叶青，俩鱼罐头。喝得高兴，又喜逢大晴天，相约明早去山顶看日出去，黄山日出不知倾倒多少文人，如今轮咱哥俩啦。
忘记了谁喊的谁，左右酒劲儿顶得睡不踏实。我俩一嘀咕，山尖上冷呵，怕撑不住，索性偷了招待所的被子御寒，反正又不是拿走。
早有20多位先行者不知等有多久了，好像成双的居多。我俩赶紧选择了个有利地势，先站，乏了又坐下，不大功夫，感觉挺冷，将被子裹在身上，四只眼睛盯着天边发直。
那是1984年10月下旬，平生首次享受免费笔会待遇，东道主是上海《采风》，那是我游览名山大川的开端。
猴子望太平，丞相观琴，18罗汉朝东海等黄山名胜在夜色里越来越清晰了，山峰与天际划出明显的刻痕，一缕浓浓的黑云横在那刻痕中，黑云上就似血似金地红着一抹霞。
霞越红越宽，待其把黑云吃光，太阳就该出来了吧。可那霞变得太缓，以小时计。山风呼呼狂号，扎人肌骨。又陆续有人上来，我和祖荣兄有棉被照例冷得很，便相互依着取暖，看四周抱着膀子急躁躁跺脚的游客们，我俩似乎成了黄山首富。
云霞红到一多半时，干脆固定在一个模式上了。日头爷丝毫不体谅我们的苦衷，你越急它越不急。山风更大了，几次揭起我俩的被角，呱嗒嗒乱抽乱拍，纵然有点热气，也让它拍没了。
这工夫天已大亮，人的鼻子、眼全看得囫囵，山尖上簇拥的人一个营足有，沿小径向上向下的人仍络绎不绝。我暗叫惭愧，在长白山长大的人，咋弄黄山来冷得浑身哆嗦？瞅瞅身边一对南方情侣，衣服不多，更何谈被子，而人家抱在一起动也不动。我后悔不迭，倘若这阵子才上来，哪个会抢看了你的去？
抬头望天，所有的云彩全浓缩成一条长带，通体外红内黑。谁知道它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就和我的伙伴说，莫如先回，旅馆里该查被子啦。祖荣兄估计也有同感，也说，走，先把被子送回去。
我们将被子挟起，跟约好了似的各打一个激凌。接着，我前他后，几步一回头地走下山，小径上仍有数不清的人或进或退。
正当我们走到招待所门前10余米处时，山上骤然爆发出狂潮似的欢呼声，我俩呆了，刚钻出招待所欲去看日出的三位文友也呆了。
到底不曾让我俩看到日出。咳，世上一些事，迟了不行，早了也不行。
赤贫的年代
小时候，听母亲说，在早，咱吃粮不定量，随便到哪家粮店，相中哪一袋，伙计就给扛送到家；有一回，她买回一袋面粉，发了一盆面，做饭时一看，面粉没发醇，原封不动，母亲马上打了个电话，粮店立即派来伙计，检验后，连说对不起，是加工面粉时机器过热，把麦子弄熟了，当天给另换回一袋好的。
我诧异地问，是新社会吗？
母亲答，怎么不是，你都挺大了。
我不太相信有这等事。粮店的人凶得很呢，把购粮证写完，拿夹子往铁丝上一夹，嗖地甩到称粮那边，你就等着吆喝你名字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谁给你往家送，等着吧。
然而，这样的好景也不长。1959年，粮食供应品种开始单调，小豆特多，我一年吃了九个月的豆包；接着，市场突然一下子就没了吃的，居委会几天一开会，号召市民节省粮食，先是半斤，后来到了一斤半；说是动员，你同不同意它照样扣，成年人每月好像是25斤供应粮，最后扣成了23斤半了。
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为国分忧这大道理，就知道饿！粮食少点本来是无所谓的，要命的是副食品全从市场上消失，别说萝卜、青菜、豆腐，就是鱼、肉、饼干、蛋糕这些平时买不起的东西，一眨眼想买也找不见了！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限量供应。
青岛市民一片恐慌，说了不得了，要饿死人啦。管事的急忙追查造谣生事者，戴上顶配合蒋匪反攻大陆的帽子就给抓起来。
母亲睁开眼就打听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海带！青岛海带多，买回来泡软了，裹上点豆面蒸着吃，也省粮食哩。谁知道，连一个星期不到，海带也没了影儿，前海的礁石上碎海带多的是，母亲赶紧带我们去捡，嘿，人比海带多！缺油，有人出招，去药店里乳状鱼肝油炒菜吃，这经验还没普及，鱼肝油也脱了销。百万人口的城市张开嘴，那形势无比恐怖，旋风般地把一座城市舔得干干净净，连垃圾箱里也找不见一片青菜叶子甚至白菜疙瘩。
这时，黑板报、大字报派上了用场，孜孜不倦地介绍省粮经验。印象颇深的有两件，一是玉米面多放水，装在容器里蒸，成品可大出通常的一两倍，二是白菜疙瘩含有丰富的营养。现在想，头一件经验是自欺欺人，蒸出的“发糕”其实就是稠些的粥；后一件是废话，没有哪家舍得把白菜疙瘩扔掉，都是放在锅里煮烂了，啃光了皮儿，再嚼吸纤维里的汁液，宛如今天的品尝骨髓……有一件好像实惠，如果肯把粮食改成生晒的地瓜干，每斤可以多给二两，忽拉一下子，市民们对曾经闻之色变的地瓜干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大约一两个月，地瓜干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换了。
父亲动手制作了一杆秤，全家的口粮要每顿称着下锅；吃饭时，按碗量，每人分得多少，吃完了，不许再要。父亲严禁我们做体育活动，疯闹也不许可，消耗热能；不准我们吃生萝卜，因为萝卜助消化。吃过晚饭，必须老实躺着，可越是这样，越睡不着，尤其到了下半夜，那肚子连咕噜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酷爱喝茶，过去说，离了茶活不成，饥饿来临，她的茶壶长了毛，喝茶刷肠子，了得！就改喝生啤酒，我记得总共替她打过两回生啤酒，再就没闻过啤酒味，声势浩大的民众摧枯拉朽，恰似蝗虫过野，寸草不生！
我也竖起耳朵打听，这世上什么能当粮吃，那可就立了大功；有点空闲，便跟着大人们挖野菜。有一回，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马路边的杨树叶子可以吃，好家伙，不知道哪位走漏了消息，几乎在一个黄昏，我们附近的杨树全都成了“和尚树”！我兴高采烈地背回半面袋树叶，放在锅里，拼命拉风箱，哪想到树叶越煮越硬，入口苦涩无比，就这样，没敢轻易扔掉，次日，反复核实，异想天开地以为我们煮错了哪个环节，企盼有纠正的可能。
很快，父亲强制我休学。父亲写了一个请假条儿，说我要去原籍探亲，请一个月的假，让我找个同学捎给老师，第二天，我就拿上一条面袋子，跟随一位邻居去了市郊东镇一个叫浮山所的地方。邻居有约在先，我就是领你认认地方，以后，咱各走各的，饥饿年代，父子不顾，人见了人，本能地仇恨、排斥，这已经不错了。
那个时候，无论你穿着讲究还是破烂，肚子一律是空的。大家见面，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哪有吃的。我踩了一次“点儿”后，自己就独立行动了，那地方有座湛山寺，挺高的塔，在父亲的日记上中国著名风景插页上看到过的，而今成了我的参照物，怕迷路啊。中午，是没有东西吃的，直到饿得前腔贴后背了，才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家。母亲发我一角钱，说，去时走，回来没力气了，可以坐公共汽车。我想省下那点钱租书看，就只能步行。从四方路到浮山所，15里路总有吧，我每天至少要走30里路，还不算采野菜的过程！
记忆中，当时家家都弄些罐头瓶子，里面晒海水，晒得黑绿，说是就产生“小球藻”了，可以发馒头吃。母亲怕有毒，到底没晒。乡下人那阵子吃香了，就有故事传说，哪家天棚顶上无意扔着两麻袋地瓜叶，这回，给儿子娶了个媳妇！我家住的是扁“口”字形楼，对面有家叫林国强的，兄弟姐妹都特别能吃，相互间都吃红眼了，经常为吃的吵架。春节每人发半斤肉票，家人自己领自己的，一小块一小块，除夕舀大半锅水，把肉煮熟，全家把自己的那块肉盛在碗里，接下来是抢着喝汤……饺子，想也别想，没有那顿多余的年夜饭。如此说来，我家能吃上饺子，还算是温饱型的。
浮山所公社可能是种菜供市民吃的吧，地里主要是大头菜，那地收拾得才叫干净，平时，社员拿镐把看守，声称谁敢走近，打死勿论！到了收获季节，老天，别说黄叶子，连疙瘩根也见不到……也有成年人豁出去挨打，抢上把菜叶后逃之天夭的，像我这样的弱小分子，只有漫山遍野地给残存的野草“相面”，看哪一棵疑似能吃，就弄回去。比较常见的是蒿，往锅里一煮，恶味扑鼻，真是下咽艰难啊，所幸的是家里没有人中毒。
饥饿让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往腿上一按，挺深的一个坑，半天不能复原，我好几个同学因为肝炎而休学，这些都与缺乏营养有关。为了多得几斤劳动补助，好多机关干部要求下基层干体力活，据说煤矿下井的，娶媳妇特别容易，因为井下有粮食补助。
饥饿能让人变成魔鬼。青岛枪毙一个叫韩春万的死囚，法院的布告我读过多遍，如同当今的故事，案情说得很详细：此人杀掉前妻，居然把心肝炒了吃，搞得满楼道飘香，邻居以为他当着蔬菜部经理，能走“后门”，就央求他帮自己搞一点，他还敷衍：“下次的。”还有一回在市场上，见到一妇女花一元五买到一只小馒头，刚转身，冷不防斜刺里钻出一个孩子，劈手把馒头抢了去，那妇女急忙拿菜篮子边追边打，而孩子大约三四口，就将馒头全部塞入口中……“万福临”副食品店琳琅满目的糕点已成昨日，几种饼干凭票供应，比鞋底都硬。有个老汉不知想什么方法夜入其内，偷吃了四包。逮住后，他恳求给点水喝，胃里的饼干遇水膨胀，小偷很快就胀死了。这也许是那几年唯一的“饱死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