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悲观从何而来？
“夜间要是有什么声响，他便会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剑和手枪，而手枪总是上好膛的。”这是《叔本华传》中的一段描述。如此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不大可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的确，叔本华就是以悲观主义哲学而闻名。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悲观断言：“人在生存和名利等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来回摆动。”
仅此一句，足可让人感受到叔本华理论的悲观主义品性。
与其思想上的悲观主义品性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叔本华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极深的不安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和焦虑，对一些小事情也会感到惊恐。
那么，叔本华的悲观和忧郁气质，到底来自哪里呢？
传记作家和哲学史家似乎都认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叔本华的悲观抑郁气质，当然来自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影响这两个因素。
先天遗传，是因为叔本华父亲海因里希·叔本华在精神上确有不稳定的悲观气质，甚至有人怀疑他的死是因抑郁而自寻短见。后天环境影响，是因为叔本华并没有得到过多的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在从商或是从学之间徘徊，后来在哲学道路和爱情生活中又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和纷争。
对上面的解释，有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遗传和环境影响当然很大，但是不能完全信赖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是由遗传和环境来决定的。释迦牟尼身为王子，环境不可谓不好，但他的小乘思想就是从悲苦中看世界的，而他的父亲并没有悲观的气质。
这些看法和分析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所有的分析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而这个因素，对于过去来说，确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按现代优生优育观来看，叔本华并非是个优育的结果。因为叔本华母亲在怀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处于身体困顿且心情恶劣之中。
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在其1837年写的《回忆录》中，述说了怀胎十月的过程。叔本华父亲为了给未来的儿子在经商上创造条件，想让儿子在英国出生从而拥有英国国籍，于是千方百计说服约翰娜在伦敦分娩。可是约翰娜自己却感到无比的困难，因为她非常渴望在母亲身边，但却不得不跟着丈夫辗转大半个欧洲，辛苦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伦敦。接下来，约翰娜刚刚适应了伦敦的生活，但即将到分娩的时候，她的丈夫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担忧她在伦敦会引起某种危险，这最终使他下决心离开伦敦。于是，夫妇俩又折腾了一番回到德国，之后生下了叔本华。
从约翰娜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判断，在她怀胎十月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处在身体困顿且心情沉重的状态之中。
按现代医学的知识来看，孕妇的这种身心状态对胎儿的成长是很不利的。当代的生育专家一直在研究和强调孕妇的精神情绪对胎儿的影响问题。多项实验表明，母亲在怀孕时的持续情绪不安，会使后代胆小脆弱，情绪易于激动，行动畏畏缩缩。
一个研究机构曾邀请数百名孕妇进行观察试验，发现当母亲情绪不安时，胎儿的身体运动增加，胎动次数较平常多3倍，最高时可达正常的10倍。如果胎儿长期不安，体力消耗过多，出生时往往比一般婴儿轻1至2磅。研究者对一些妊娠3个月的妇女使用国际人格评定测验的焦虑量表进行测定，然后对19位焦虑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孕妇所生孩子加以观察比较，发现那些非常焦躁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哭得比别的孩子多，这些孩子出生后性格异常、情绪压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叔本华的焦虑抑郁气质，与他尚在娘胎期间，父母都处在十分困顿和矛盾不堪的状态有很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人的命运，这是叔本华所不能选择的。
２抑郁的“喜剧”效果
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影响了哲学、艺术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一系列重要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作家、艺术家、诗人甚至科学家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给人带来一股“浪漫的悲观主义”，为人类精神世界贡献了一条新的思想出路，为追寻心灵家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直至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在叔本华的思想和着作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推动叔本华从另一个角度对哲学展开思索的因素，恐怕与他性格气质中的悲观和忧郁禀性密切相关。因此，叔本华的抑郁气质，被人誉为“抑郁的光辉”。
因为自身性格气质中的“消极性”而产生杰作的大师，并非只有叔本华。例如，马克·吐温也被公认为是悲观主义者和尖酸的怀疑论者，他的故事的主要情绪总是“该死的人类”，他总是向人们揭示残酷的“人生真相”。但是，正是这样的独特品性，使马克·吐温成为马克·吐温，他的消极性帮助他成为文学天才。又比如海明威，有的心理分析专家认为他是情感反复无常和典型的狂郁症者。
但这种消极性不但没有阻碍他在事业上追求梦想中的成就，反而就是这种“消极性”成就了他的人生。
在一些优秀人士的性格气质中，有一种被社会环境和规则认为是“消极因素”的东西。但事实上，性格上被人认为具有“消极性”的学者或是创业者，只要有包容的氛围和发挥的空间，就很可能取得更高质量的成果。
在有些时候，消极性的那一面更能揭示出一个人的禀赋。正是这种消极性，暗暗地推动着我们无法控制的冲动，成为我们自身无法改变的习惯。这种冲动和习惯，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丰富、神秘的色彩，给我们的生活以不同之处。实际上，叔本华、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等这些杰出人物，他们的作品正是他们自己接纳自己的“消极性”而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特殊的职业历程，让他们有条件让自己“堕落”，让自己那“消极的一面”纵马驰骋，但是没有让“消极性”的一面压制自己。
我们身上的消极性的那一面，经常隐藏在非意识或说是潜意识当中，使我们自身产生一种发自内在的冲动、欲望、习惯或者怪癖。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这些冲动、欲望、习惯或者怪癖似乎是不足取的，甚至是“不对的”。对此，心理学大师荣格这样认为——当意识和非意识两者之中有一个受到另一个的压制或伤害时，两者无法融为一体。如果它们必须相互竞争，那么至少应当让双方拥有相同的权力，进行一场公平的较量。它们都是生活的不同方面……即使是无意识的混沌生活也应该得到随心所欲自主行事的机会——当然是在我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同时公开冲突公开合作。显然，这正是人类生活应有的样子。这好比古老的铁锤和铁砧的竞技一般：耐心的钢铁在它们两者之间被锻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一个“个体”。
因此，我们不能过分伤害或者压制自己身上的“消极性”、“缺点”、“矛盾”或是所谓的“坏习惯”。我们的内心要适度地停止自己和自己对抗，要善于自己和自己和解，让我们的人格中所谓的“有争议”的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自己增添一些必要的颜色、风格或是推动力。这正如叔本华一样，他没有和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排解的忧郁症对抗，反而“喜剧性”地对自己悲愤忧郁状态下产生的成果充满了自信，为此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种深切的苦痛，
我为之拼搏已久，
我要不懈地坚持。
我知道，
我最终会取得成功，
你们对此心不能平，
那就随便你们，
平生的着作
你们无法损害它半分。
你们可能纠缠不休，
可再也无法将它消除：
我为后代立下了一块丰碑。
３语言“洁癖症”
叔本华的作品在语言表述上，呈现出了一种清新脱俗的风格。
这是叔本华的着作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个公认的语言大师。
而他对语言文字的刻意追求，与他的性格气质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焦虑不安的神经不至于那么疲累，为了平缓自己的心灵，叔本华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力求平衡自己的心理。
在生活中，他极端注重节奏和仪式，一切都要按部就班，一切都要熟悉稳妥。在袁志英教授所编着的《叔本华传》中，对叔本华有这样的描述——他将钱存入银行，他总是和同一个职员打交道，总是让同一个人将利息送回家；补鞋匠为他修鞋，要分毫不差地按他的指示去办；他书桌上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如果女管家将他的东西弄乱，那可不是好玩的；在他的墨瓶底下，放着几枚金币，以便在紧急关头拿起来就走；他图书室的书籍都精心地包上了书皮；重要的东西他都藏在随时都能找得到的地方……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十分“神经质”的。而叔本华这种在生活中追求纹丝不乱的心理，延伸至他视为生命的哲学创作中，就使得叔本华比任何人都痛恨思维混乱和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他极端追求行文的严谨和清晰。叔本华在他的着作《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非常形象地表明了他对语言的追求——真正的哲学家所追求的永远是明了、清晰，像瑞士澄清的湖水一般，只有安谧澄清的湖水才能显示出湖的深度，混浊迅疾的山洪是不能显示深度的……因此，叔本华在着述中一直坚守着这一重要的信条，他认为一种哲学，不论是什么哲学，最起码的条件是要使人能懂。但是在哲学界，特别是德国哲学的传统，以为用一些深奥难懂的词汇堆积在一起，那种哲学便是经得起推敲和极具价值的。而所谓深奥难懂的词汇，只不过是一些含混不清的符号而已。人们若追随这种哲学，他不能得到什么，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使自己的头脑更加糊涂而已。
叔本华认为，只有繁琐、思维混乱而又乏味的思想，才使用一些暧昧堂皇的词语，就像丑妇需要浓妆一样，天生丽质的俏佳人用不着俗气的胭脂花粉。
叔本华对语言表述的“洁癖症”，与他刻意要求书桌上的一切都要井井有条、纹丝不乱的心理，其实是一样的。可以想象，在他视为生命的哲学作品中，如果出现混乱的行文结构和含混不清的词藻，叔本华会是多么焦虑和不安。他的心灵，承受不了自己的哲学作品因表述不完美而带来的失败感。正是这种被人认为很“神经质”的心理，却推动他成为哲学家中的语言大师。这就如细致得像个强迫症患者的会计师从来无差错却成为老板最信任的人，如深受洁癖症困扰的老板娘把自家茶餐厅打理得干干净净从而深受顾客的青睐，神经质的叔本华把自己的哲学作品打磨得清澈亮丽。从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正如尼采所说：“阅读叔本华的着作，犹如抵达了一处森林高地——在这里，我们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人感觉耳目一新，重新充满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