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贫困的孩子们
我曾在工厂里干过13年，那时学会了摄影，很发烧，开始拍照片光注意技巧，拍出来是美的、甜的，也获过一些奖。后来看国外一些大师的作品，发现他们喜欢拍那些苦兮兮、反映社会问题的片子，他们关注人的命运，他们的作品即使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录，具有社会意义。所以后来我就想转向，从拍那些唯美的东西，把镜头转向普通老百姓，寻找自己的强项和主题。有一段时间我专跑贫困的老区山区，所见所闻让我感触很深。
由于时代原因，我自己读书不多，读完初二就去当兵，上学时也很困难。记得我6岁时，在北京工作的父母曾送我去河北农村呆过，在一所四面漏风、破破烂烂的小学校里念过一阵书，全校只有一个老师，教完前面孩子的拼音，又教后面孩子的珠算。7岁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是1958年，当时家里有八九个孩子，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每次领到工资，我妈都先把我们几兄弟的学杂费分出来包好，开学时让我们第一个交给老师。有一次妈把包好的两块五毛钱给了我，我路上和同学玩沙土，结果把钱弄丢了。回来后，我妈哭着让我跪了一宿，她说：你要给我记住，这钱我们丢不起。
此后，我再也忘不了我妈在煤油灯底下数钱、给我们包钱那情景，为了省钱，那时我家不用电灯，还点煤油灯。
但是我在一些农村看到的，比我过去还惨。在甘肃会宁县，我看到一群人，一副无所事事的懒散样子，眼神都是呆滞的，原来他们没上过一天学，他们都没有成家，一群没有一点文化的光棍儿。我觉得我没法帮他们了。我只能拿着相机帮那些七八岁、八九岁，仍然还背着草筐、拉着山羊的孩子。如果没人帮他们，这些孩子再过三五年，又是一批文盲，而他们不是不想上学，他们是没有条件。
对于我拍的这种题材，有人说容易犯忌，净拍土、脏、破、旧、老、少、边、穷，是不是太灰色？我不这样认为。我不是专要拍那种拖着鼻涕、衣衫破烂、惨兮兮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救。我是要在困难中找一种精神。大家看我的照片，都说我拍的孩子的眼睛都很亮。对，我特别找那些大眼睛、亮眼睛的孩子，这是我要表现的点。这些孩子，只要有个机会，你给他一点阳光，他就灿烂，你只要让他们上学，给点雨露，他就滋润。
我这人本来就爱动感情，刚开始接触一些苦孩子时，特别受不了，动不动往外掏钱，但我也知道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要靠唤起全民族的共识。
到现在，我关注贫困地区教育问题已经8年了。我拍过的第一批失学孩子，接受救助后，现在已经上了中学。可以说，我拍过的所有孩子后来都上成了学。我曾经拍过一所贫困学校，发表后有人打电话来问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后来那人给了42万元，帮助建了一所新学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很满足。我拍过的苏明娟，1998年被推为共青团十四大代表，会上大家都想与她合影留念，有1400多名代表分别和她合影，我觉得这是一种感情。她还被选为十四大团中央的候补委员。当大会上宣布她的名字，选举通过时，我心里想：苏明娟是一个代表和象征，在她身上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失学孩子和农村那些孩子的一种期望和关心。
二、一杯牛奶
一天，一个贫穷的小男孩为了攒够学费正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劳累了一整天的他此时感到十分饥饿，但摸遍全身，却只有一角钱。怎么办呢？他决定向下一户人家讨口饭吃。当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打开房门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没有要饭，只乞求给他一口水喝。这位女子看到他很饥饿的样子，就拿了一大杯牛奶给他。男孩慢慢地喝完牛奶，问道：“我应该付多少钱？”年轻女子回答道：“一分钱也不用付。妈妈教导我们，施以爱心，不图回报。”男孩说：“那么，就请接受我由衷的感谢吧！”说完男孩离开了这户人家。此时，他不仅感到自己浑身是劲儿，而且还看到上帝正朝他点头微笑，那种男子汉的豪气像山洪一样进发出来。
其实，男孩本来是打算退学的。
数年之后，那位年轻女子得了一种罕见的重病，当地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最后，她被转到大城市医治，由专家会诊治疗。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霍华德·凯利医生了，他也参与了医治方案的制订。当看到病历上所写的病人的来历时，一个奇怪的念头霎时间闪过他的脑际。他马上起身直奔病房。
来到病房，凯利医生一眼就认出床上躺着的病人就是那位曾帮助过他的恩人。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决心一定要竭尽所能来治好恩人的病。从那天起，他就特别地关照这个病人。经过艰辛努力，手术成功了。凯利医生要求把医药费通知单送到他那里，在通知单的旁边，他签了字。
当医药费通知单送到这位特殊的病人手中时，她不敢看，因为她确信，治病的费用将会花去她的全部家当。最后，她还是鼓起勇气，翻开了医药费通知单，旁边的那行小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不禁轻声读了出来：
“医药费——一满杯牛奶霍华德·凯利医生”
三、合欢树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20岁，我的两条腿残疾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
“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四、最美的声音
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个家住哈尔滨的同学，他从不给家里打电话。问他，他说家里没有电话，写信就可以了。我们有些奇怪：他家住大城市，生活条件也不错，家里怎么不安电话呢？
那次暑假回来后，他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听了盘从家里带来的磁带，有几次还哭出了声，我们提出借他的磁带听一听，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一次趁他不在，我们从他枕头下翻出了那盘磁带，放在录音机里听，好久也没听到声音。我们很是纳闷儿：他每天晚上听这盘空白带干什么呢？
快毕业时，他才告诉我们原因。原来他父母都是聋哑人，为了生活，他们吃尽了苦也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冷遇，为了他能好好上学读书，父母的心都放在他身上，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从不让他受一点委屈。后来日子好过了，他却要离开父母去远方上大学，他说：“我时常想念家中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用无言的爱塑造了我的今天。那次暑假回家，我录下了他们呼吸的声音，每天晚上听着，感觉父母好像在身边一样。”
我们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亲情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飞得多高，父母的目光都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最牵挂的孩子。大爱无言，而那份无言的爱，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声音。
五、方妈妈
方妈妈本来是个幸福的妈妈，但不幸却访问了她。她的儿子方亮在前年因为勇敢阻击抢劫犯张君一伙歹人而遭到枪击，因为子弹是从太阳穴进去的，方亮的大脑几乎全被破坏了。
当方妈妈赶到医院里看到已经是植物人的儿子时，她有些不相信，两天前儿子还活蹦乱跳地站在她面前的呀！儿子一直昏迷不醒，方妈妈一直陪着儿子，吃睡在他身边，而且嘴里面只有一句话：儿子，你醒醒吧，你醒醒吧。
7天后，儿子的肌肉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开始萎缩。妈妈就开始给儿子按摩肌肉，夜晚的时候，方妈妈为了增加儿子的温度，把儿子没有知觉的腿放在自己的怀里暖着。
儿子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所有医护人员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细心的方妈妈发现，每当她叫儿子名字的时候，昏迷着的方亮的心脏都会跳动一下，而且表现非常明显，这说明方亮已经有了感觉。当这一结果被医生发现的时候，一些专家也称其为医学界的奇迹。
方亮昏迷49天后，方妈妈在给方亮揉完腿以后，开始给方亮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流着泪问方亮：“孩子，你听见妈的话了吗？你要是听见就眨一下眼睛，好吗？”这时方亮的睫毛动了一下，他的眼角处流出了一滴眼泪。当方妈妈激动地告诉医护人员时，她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方亮在病床上躺了15个月以后，医生让他下床练习走路。在两个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亮下了床，但他的两条腿已经没有知觉了，是方妈妈跪在地上，先挪他的左腿，然后再挪他的右腿，然后再往前走一步，再跪下来……方亮入院18个月后，他终于第一次开口了，他的口型变化了很多次，但只说了三个字：“妈，妈，妈……”
六、两个苹果
孩子都是喜欢吃零食的，卖零食的小贩也最会引诱孩子。旧时卖零食的有摊、担两种。学校的大门口及其附近，多摆有各种糖食、瓜果摊子。放学时，卖刮凉粉、“河南”粉、熟猪血、油炸豆腐以及小糖果的担子都来了，一字长蛇排在校门边，各自拉长声喊叫。
禁止吃零食，这是母亲对我们从小严格管制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夏天。原因是讲卫生，怕我们生病。“病了怎么得了？”按母亲的话说，“看医生、买药花钱不说，做娘的担惊受怕不起。”当然，还由于经济困难：维持衣食住和一年缴两次学费，已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零花钱给孩子。然而有时卖结蚕豆的来了，被哼哼不过，母亲也应付我一个铜板。这种蚕豆是炒熟了的，硬得很，所以名曰“结蚕豆”。那种小担子是专卖结蚕豆的，附带有糖米花球，这种东西虽然好吃得多，但招惹苍蝇，是不准买的。结蚕豆的好处极多：便宜，一个铜板一小竹筒；有嚼头，一竹筒可以吃半天；吃不厌，也从不因吃了闹肚子。所以结蚕豆是我们小时惟一的好朋友。
每天散学时，对那一阵叫卖声的引诱，早已习惯了，头也不偏，快步走回家去。但夏天却麻烦，满街的李子、槟子、桃子，还有枇杷、梨子，还有切开的西瓜，对它们简直不敢久望，除开馋涎之外，还有那鲜艳的五颜六色的迷人：它们都长在什么样的树上，是大树还是小树？西瓜是长在什么地上？学校每年春秋有两次郊游，长沙的风景区水陆洲，岳麓山等处，只见过橘子树。家里多住在巷子里的平房或楼房内，长年连草都看不到，不要说树木了。对于这些水果，母亲却视为毒物，根本不让我们沾边，说吃了定会闹肚子。夏天的日子又长，眼巴巴望着满街的瓜果，一个也尝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