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志趣、爱好和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无法抹煞的，这就必然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也就成了一条永恒的规律，也可以说是基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尊重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重人个体情感，就是给人以尊严。当然，当这些所谓的“尊严”与基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首先要尊重的，又应该是后者。
预言国家的存亡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国家的存亡似乎关乎天命与气运，但这只是俗文化观念的看法。在雅文化观念中，国家的兴亡不是由天命与气运决定的，而是由人事决定的，即由人的行为决定。这样的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改变自己的行为，祛恶向善。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依据雅文化观念成功地预测国家及姓氏的兴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西汉墓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的竹简，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的是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若合符契，丝毫不差。那么，孙武是如何预测的呢？其实，孙武的预言完全是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加，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属。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当然，孙武的预言也不是那样容易实现的。在范氏、中行氏被智氏吞灭以后，智氏利用自己的威势胁迫韩、魏两家来攻打不肯就范的赵氏，最后，智、韩、魏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智氏用水来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居民的炉灶都沉没在水里，灶里都生出了青蛙。然而，由于赵氏深得民心，军民没有背叛的意思。
智氏的首领智伯坐在车上，在水上行走，魏氏的魏桓子与韩氏的韩康子为他驾车。智伯说：“我如今知道水的妙用了。”魏桓子用胳膊肘捅韩康子，韩康子反过来踩魏桓子的脚趾。这是因为汾水可以灌魏氏的安邑，而洚水可以灌韩氏的平阳。智氏可以用这“两水”对付魏氏和韩氏。二人心照不宣，已有对智伯反戈一击的念头。
智伯的臣下郄疵对智伯说：“韩氏、魏氏一定要背叛。”智伯说：“您根据什么知道这些的呢？”郄疵回答说：“根据人事就可以了解的。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氏灭亡后，灾难必然要落到韩、魏头上。现在约好打败赵氏以后，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如今，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浸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城内已有了人吃人的现象，攻破城池已经指日可待，而他们二人没有高兴的意思，而显出忧虑的神情，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把郄疵的话告诉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回答说，“这是个谗佞之人，他想替赵氏做游说，使您怀疑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氏的围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难道不把马上瓜分赵氏的土地看做利益所在，而想那些有危难又不能成功的事情吗？”二人走出去，郄疵进来说：“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伯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郄疵回答说：“我看他们俩见到我就端正了身子小步快走，那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获知了他们的内情。”智伯并不改悔。郄疵请求出使，到齐国去了。
赵襄子派张孟谈悄悄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游说二人说：“我听说，唇没有了的话，牙齿就要受到寒冷。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攻赵氏，赵氏灭亡了，韩、魏两家就会接着灭亡。”二人说：“我心里明白事情会是这样的，只恐怕举事不成而机谋泄漏，那么灾祸就会马上到来。”张孟谈说：“谋划从二位大人口中说出，从我的耳中听入，有什么妨碍呢？”韩康子、魏桓子于是秘密地同张孟谈商定消灭智氏的计划，定下日期以后，便把他送回。
赵襄子夜间派人杀了守卫河堤的军吏，扒开河堤将水灌人智伯军中，智伯军队因为救水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家的军队从两侧攻打智氏的军队，赵襄子率部属从正面出击，把智伯的人马杀得大败。于是杀了智伯，消灭了智氏家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
智氏和赵氏两家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截然不同，早就为两家的胜负埋下了伏笔。智家讲究强权，借权谋和独裁专断来夺取晋的政权。赵家却注重对人的品性的考核，选立贤德诚信的人接班。赵氏在尹铎治理晋阳的时候，就告诉接班的人要施行仁义，要宽待人民。把人民看做城堡和屏障。智氏以恃有强权的智瑶（智伯）为后嗣，赵家以诚实信义的无恤（赵襄子）为后嗣，说明两家的政治方式不一样，也预示着其后截然相反的结局。
智氏灭亡的经过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说明了在斗争中谁得民心谁就可能胜利的事实。智瑶（智伯）恃强狂妄，贪婪残暴，执拗自大，不仁不义，无视民心。始则扩张土地，终则全军覆灭，家族败亡。智氏的灭亡和赵国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仁，则民心向；不仁，则民心背。根据这一原则判断和预测一个国家、政权和家族的兴亡，大致是不会错的。
历史的教训
对于接受前人的教训，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因此才有了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成语和告诫。然而，人似乎总是十分健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血淋淋教训，人们又总是重蹈覆辙。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如果真的能以史为鉴，那就真的能建功立业。
秦昭王时，秦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明显的优势。于是，秦昭王对左右的大臣说：“现在的韩、魏比当初强吗？”大臣们都说：“不如当初强。”秦昭王又问：“现在韩国的如耳、魏国的魏齐是不是比以前的孟尝君、芒卯更有才能呢？”大臣们说：“不如。”秦昭王又问道：“当初，以孟尝君和芒卯那样的才能，统率着强大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都对我们无可奈何。现在，以无能的魏国和齐国，率领着弱小的韩国和魏国的军队来进攻秦国，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应该很清楚了。”左右大臣都说：“您说得太对了。”
这时大臣中期推开身前的琴对秦王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是错的。为什么呢？从前，晋国的智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这六个卿相家族中，智氏是最强大的。它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氏、魏氏两家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决开晋水河口淹没了晋阳城，当时晋阳城头只比水面高出6尺。智伯出来察看水势，韩康子为他驾车，魏桓子跟在旁边。智伯十分得意地说：‘开始我不知道水是可以灭亡一个国家的，如今才知道了。’因为用汾水淹安邑很方便，用洚水淹平阳很方便，而这两个城市正是赵、魏两家的重镇。这时魏桓子用胳膊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踩一下魏桓子，又踢他的脚后跟。就在这脚和肘相碰于车上的时候，智伯的土地被分割的命运就决定了。后来，智伯身死，智氏亡族，为天下人所讥笑。如今秦国的强大超不过智伯，韩国和魏国虽然已然弱小，也比赵襄子被围在晋阳时强得多。这正是韩国和魏国使用计谋的时候啊！希望大王切不可掉以轻心。”
智伯本是晋国各卿相中最为强大的一家，但由于傲慢疏忽，终于被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打败了，这才形成了后来的韩、赵、魏三国。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取历史教训，不为一时的优势所迷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正是因为秦国善于吸取历史教训，才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
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传统的五德，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依靠这五德治国立本。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对仁、义、礼、智、信恨不得批倒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结果是使得一个好端端的礼仪之邦变成了流氓无赖的乐园。实际上，仁、义、礼、智、信尽管有其封建性的一面，但其文化内核还是合理的。我们如果连其合理的文化内核都抛弃了，那就真的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泼洗澡水连浴盆中的孩子也一起泼掉了”。且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样以仁、义、礼、智、信来治国治军的。
晋文公重耳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他是在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历程后才成为五霸之一的。起初，他受到了父亲的宠妃骊姬的陷害，几乎被杀，被迫逃出晋国，在外流浪了19年，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公元前636年，由于晋国对外战争失败，发生了内乱，没有了国君。重耳才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就训练他的百姓。两年后，晋文公认为可以了，就想称霸诸侯。子犯曾经跟他在外流浪，是一个十分有见识的人，他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什么是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晋文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
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昭叔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和襄王的王后狄隗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狄隗废掉。这下触怒了狄隗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国，虽然有名无实，但诸侯国毕竟还得尊重它。于是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其主要的目的是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让他们懂得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二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厚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分内之事。”晋文公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的这一举动对他自己的声誉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得百姓愿意向他尽忠。
他在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造福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回可以役用其百姓了。但子犯又出来阻拦，他对晋文公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使用。如果现在就使用，百姓是无法指挥的。”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什么是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口粮。军队围困原国城池整整三天，士兵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军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了。”有人主张再坚持一下，等待原国投降。晋文公说：“当初带三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三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即使攻下了原国，也不能取信于人。”晋文公故意利用打原国来教育百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信，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结果，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人们做买卖也不求暴利，不贪不骗，民皆信实。
做到了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在还不知道什么是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习惯。”于是，晋文公又让百姓在知礼方面做出了努力。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了什么是礼仪；又设立专门执行社会秩序的官员来规定百官的等级及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职官行什么礼仪。不仅如此，人们还知道了根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
这一次，晋文公没有去问子犯，子犯却主动地找到了晋文公，说：“民力可用矣！民心可用矣！”
于是，晋文公开始率军伐曹国，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围，大败楚军于城濮，遂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论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询问搞政治的方法，孔子说：“有充足的粮食，有足够的军队，人民信任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在这三者中去掉一个的话，先去掉什么呢？”孔子说：“那就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在这二者中去掉一个的话，先去掉什么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去掉粮食会使人死掉，但人自古就有死，而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就无法维持。”孔子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国家无法维持，即使有粮食，有军队，人民也会因混乱而死。孔子的话看起来有些绝对，但今天看来，孔子的思想确实有其文化上的长久合理性。
仁者的智慧
应该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我们这个民族是最富有谋略的。但我们又似乎不喜欢谋略，尤其是不喜欢公开标榜谋略，因为好像谋略总是与奸诈联系在一起，仿佛谁使用谋略，谁就是奸诈之徒。实际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在使用谋略，只不过谋略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儒家的谋略就是一种由谋圣而谋智的谋略，可以说是大谋无形。
在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豪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这四家开始火拼，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在晋阳之役中，智氏彻底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