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在楚国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他得罪了旧贵族，结果被乱箭射死。纵观吴起的一生，他对自己的理想十分执着。不像法家或者纵横家那样随机应变，甚至不像兵家那样讲究冰冷的理性。追根溯源。这是由他的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决定的。因此，如何运用儒家的智慧，应该是值得我们深入考虑的问题。
众所周知，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也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他更重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并卓有建树。如果细心地考察吴起的变法实践，就可以看出，他与韩非等法家所提倡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他所希望的是通过抑制贵族的势力，消除国家的腐败，使国家振兴富强，而这些十分接近儒家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不仅仅是法家的事，有时也充满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仅儒道互补，儒法互补也是一种历史存在。至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阳儒阴法，表里不一的那一套，本是没有办法的事。
德行和政治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
乍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艰深，不容易弄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从我们的亲身感受出发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便是好的政治；如果脱离了这种文化的实际，陷入空想，就是所谓的“左”的政治（反之，则是所谓的“右的”政治）。当然，这是总的原则，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田氏代齐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著名的历史事件，虽然有其漫长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但齐景公最后给田氏制造了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晏婴的先见之明，即使在今天想来，也是令人感叹的！
淳于人把女儿送给景公做妾，生了儿子取名叫荼。景公非常疼爱他，于是大臣们就商量要废掉长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子（即晏婴）。
晏子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样做可不行。让地位低下的人去和地位高的竞争，这是国家的大害。放弃年长的儿子而立年纪小的为太子，自古以来就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公子阳生年长，受齐国人的拥戴，请大王不要更换太子。因为人的服饰、地位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所以卑下者不能欺侮尊贵的人。立太子有礼制规定，所以庶子不能夺嫡长子的位置。希望大王要用礼义来教育荼，不让他陷入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中；希望您用仁义来引导他，不让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年长的和年少的都要按礼法办事，宗族、嫡庶关系也就能合乎伦理规范了。废长立幼的事情，历来不能教育下人；抬高庶子以压抑嫡子的办法，也不会给所爱的儿子带来好处。长幼之间没有等级界限，嫡庶之间不加区别，实际上就是给不轨之徒制造了乘机作乱的祸根，请大王要慎重考虑。古代贤明的君王，不是不喜欢纵情享乐，只是他们懂得乐极生悲；他们有的人并不是不想立爱子为储，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违背伦理大义就要带来天下的混乱。因此，他们享乐有所节制，立子也遵守道德伦理。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王的人，怎么能值得您的信任呢？现在，您采纳奸邪之人的主意，听信乱臣贼子的坏话，废长立幼，我真怕将来会有人利用大王的这个过失为他的个人的邪恶用心服务，去搞废长立幼的事，借此达到个人的目的。请大王一定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齐景公刚愎自用，没有听信晏婴的话。他死后不久，齐国的大贵族田氏就杀了荼，再立长子阳生，不久，又立了齐简公，最后，田氏杀了简公，自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这一切，都在晏婴的预料之中。
对于今天来讲，嫡庶长幼观念肯定是落后乃至腐朽的观念。但在当时却是难以逾越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不遵守这种观念或准则，就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叛逆，就会引起争端或混乱。具体到田氏代齐来说，虽然其渊源并不始自齐景公的废嫡立庶，但齐景公的做法无疑为之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在考察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试图将我们的政治调适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上面的例子也许会在一定意义上给我们一些启示。
改革的魄力与勇气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北部的赵国地理位置最为不利。因为它要替南面的诸侯国抵御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它的风俗习惯，包括战争方式，都与南面的诸侯国一样，很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在肥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赵武灵王果断地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法令。军队和百姓都换下了不便于劳动作战的长袍，穿上了便于劳动作战的短衣。这使赵国军队的作战力量大大增强，再加上配合实行其他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策，如修筑长城等，赵国迅速地富强起来，成为当时的一个强国。赵武灵王不顾流俗坚持改革的精神，至今对我们仍然深有教益。
有一天，武灵王闲坐，肥义陪伴他。肥义说：“大王是否考虑过世事的变化，分析过军队的作用，回忆过简主和襄主的业绩，盘算过胡地和狄地的利益呢？”武灵王说：“后来的君主不忘先王的恩德，这是做君主的根本；相互商量明主的长处，这是做大臣的本分。因此，贤良的君主平时要制定便利于人民的政令，并不失时机地教导他们；在战争的年代，要建立空前绝后的功业。作为大臣，在闲居时就要尊敬长辈，谦恭辞让，在朝中做官时，要能够辅佐国君、造福百姓。这两点是君主和大臣的区别。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功业，开拓胡、狄之地，但我的这些想法恐怕终生也不会被人理解。现在看来，如果进攻弱小的胡、狄，用力不大，不至于使百姓劳困，却能获得很大的收益。想建立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俗人的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世俗之人嫉恨。如今，我想改穿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教导百姓。果真如此的话，世人一定会议论我了。”
肥义说：“我听说，办事如果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就不会成名。大王如果已经决定承担天下人的非议，那就不用顾虑世人的蜚短流长了。那些想建立最高德行的人，是不会与世俗之人商量的；那些想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也是不与众人计议的。从前，舜跳有苗氏的舞蹈，世人不理解，禹赤身裸体地进入裸人国，世人更不理解；但他们都不是纵情声色、欢娱身心，而是为了以德行来感化尚未开化的人。愚蠢的人对即将成功的事也看不清楚，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出现之前就能预知未来。大王不要犹豫，希望能够马上实行新政。”
赵武灵王说：“我并不是担心胡人服装的长处，只是害怕天下人会笑话我。狂人快乐，聪明人就替他感到悲哀；愚蠢人的讥讽，贤能的人就为他感到悲哀。既然有人赞同我的主张，胡服骑射的改革就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其作用也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使世上的俗人都笑话我，我也一定要占领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项十分著名的改革。赵国地近胡地，经常与胡人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赵武灵王认识到，身穿长袍的赵国步兵是很难与装束精干、行动快捷的胡人骑兵相抗衡的。但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很难接受胡人的装束和作战方式。武灵王不顾流俗，坚持改革，终于使赵国强大起来。实际上，赵武灵王的改革对整个中国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古代的骑兵及军士所穿的箭衣，都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中演化而来。
为政之道
如何做好领导，这是古往今来我们一直探讨的一门大学问。有人认为应当用法家的方法，以法治国，以法治人，认为万事有了规矩才可施行；有人认为应当用儒家的思想，以仁爱为本。本立而道生，道生则万物自然运行；也有人主张用道家的策略，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当然，也有人主张儒、法兼用，或是阳儒而阴法。但在这众多的治国、治人策略中，给人以尊严恐怕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
晏婴乘车路过中牟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在路旁休息，看上去像个君子。晏婴就问他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那人说：“我叫越石父，我是人家的仆人。在中牟给人做劳役，出来干完活正准备回去。”晏婴问：“您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劳役呢？”越石父答：“因为挨饿受冻，无法摆脱，所以做了仆人。”晏子问：“您做多久了？”越石父回答说：“已经三年了。”晏子说：“可以把您赎回来吗？”越石父说：“可以。”于是晏子让人解下左边拉车的那匹良马，给越石父赎身，并让他坐上自己的车一起回到了齐国。
晏子到了家，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了进去。越石父十分气愤，要求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对越石父说：“我过去不曾与先生交朋友。您做了三年的奴仆，今天我见到您，就把您赎了出来，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委屈求全，而在知己者面前挺直身板，因此，君子不能因为对人有恩德就轻视人，也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有恩德就低三下四。我给人家做了三年的仆人，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先生赎我出来，我认为先生真正了解我。我才与您一起乘车，当时您没有对我表示谦让，我以为您忘记了。刚才您又不与我告辞就进去，这和拿我当仆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我还是仆役，就请您把我卖掉吧。”
晏子听了越石父的话，从家里出来与他相见，说：“刚才我只看到您的容貌，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内心。反省自己言行的人不牵扯别人的过错，注重实际的人不计较别人的言辞。我向您道歉，您不要抛弃我。请您允许我改正错误。”于是，晏子下令洒水清扫，改备宴席，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越石父。越石父不愿意接受，说：“我听说，再恭敬也不能在途中安排礼仪，礼仪再隆重也不能上下不分。先生接待我的礼节太重，我不敢承当。”于是晏子就把越石父当做上宾来接待。
后来，越石父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只有给人以尊严才能真正得到人心。如果晏婴这样的古人像现在一般的人那样，对人的使用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或是打一巴掌揉三揉，把人的尊严都给弄没了，不要说当齐国的国相，就是当一个乡长也是当不长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有容人的肚量就必须有容人的资本，如果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搞武大郎开店，则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现实中的多数人恐怕都没有什么尊严感，你给他尊严，不如用法律去约束，用财物去利诱。是的，孔子也说过，“君子怀德，小人怀刑”，意思是说君子感念恩德，小人恐惧刑罚。但我们说的是一种管理人的思想和原则，并不是要教条地运用到现实中，并不排斥对现实中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和原则，我们世界可能是一片专制与暴力的黑暗。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自古以来知人、用人经验的经典性总结，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同时，也是人追求实现自我尊严的表现。但是，要想真正做到“知人”，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婴确实算是一位十分有学识、有水平的人了，甚至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中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他对识人之难也屡屡发出慨叹。
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他靠编织捕兽的网具、打草鞋赡养母亲，但用度还是不够。他就亲自登门去见晏子，对他说：“我仰慕先生的仁义，愿向先生乞求一些能养活老母的东西。”晏子派人从仓库里取来钱和粮食送给北郭骚。北郭骚谢绝了钱财，只收下了口粮。
过了一段时间，晏子被景公疑忌，他觉得不能在朝廷呆下去了，决定离开朝廷出走。路过北郭骚家门口时，晏子向他道别。北郭骚沐浴更衣，郑重地与晏子见面，问道：“先生将去哪里呢？”晏子说：“我被大王猜疑。打算出外逃亡。”北郭骚说：“请您好自为之。”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晏子坐在车上长声叹息说：“我落到出走的地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实在对士人太不了解了啊！这能怨谁呢？”
晏子走后，北郭骚立即行动起来，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对他说：“我很敬重晏子的仁义，曾向他乞讨养活老母的东西。我听人们说，对能够供养自己双亲的人，应当亲自替他担当危难。现在晏子被大王疑忌，我应该用生命来为晏子表白。”说完，他穿戴整齐，让朋友拿着宝剑，手捧竹筐，跟在他的后面来到宫廷。他恳求通报人说：“晏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如今他被国君猜忌，要离开齐国了，齐国必定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与其看国家受到损害，不如去死掉。我愿用自己的头颅向大王进谏，表明晏子的清白无辜。”接着又对自己的朋友说：“请把我的头装入竹筐之中，送给国君，表明我的请求。”说罢退下，马上就拔剑自刎而死了。
他朋友把北郭骚的头割下，装进竹筐，对通报的人说：“这就是北郭骚先生，他为国家的事情而死，我现在要为他而死。”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景公听说后，大惊失色，亲自坐上驿站的马车去追赶晏子，一直追到郊外，才把晏子追上，请他回国都。晏子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景公回来。听说北郭骚先生以他的生命来为自己表白无辜的事以后，晏子连声叹息说：“我晏婴的出奔逃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更加知道自己对士人不了解了！”
晏婴的两次关于对士人不了解的自我检讨，在今天看来可能觉得是谦虚甚至是矫情的，而在当时却是真诚的，也是很充满了哲理的：第一次检讨是说自己识人不明，错把普通的人当做士人，像这样的水平难道还应该辅佐国君，在宫里继续呆下去吗？第二次检讨是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就更没有资格辅佐君王了。被君王怀疑，离都城出走，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总之，是自己的修养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别的先不说，晏婴的这种联系政治检讨自我、剖析自我的精神是惊人的，恐怕也是我们身上所缺乏的。
为政之道在于给人以尊严。上面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主要说明对人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在其深层中还透显出比了解士人更难的东西，这就是对士人的尊重。古人说，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善于用人，则盗跖亦可为忠信之人。其实，这里所讲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用人方法，更不是所谓的驭臣术、牧民术，而是一种思想，一种原则。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了，他们早已懂得，要想用人，就必须尊重人，使人真正具有尊严感；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确的尊严感，就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树立尊严感。
其实，所谓“士为知已者死”也是人追求自我尊严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