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赓专程从北京赶来，就是要听钱学森的这句话！钱学森后来回忆说：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从这位领导人讲的这些话里头，我慢慢悟出来，他们不是说一个简单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伟大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那个时候已经结束，他们想到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要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我们必须认真对付敌人的核威慑。所以中国搞两弹、发射卫星，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我们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核威慑，能够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当天晚上，陈赓大将在大和旅馆最好的包房里举行一个小型的晚宴，宴请钱学森。除了钱学森和朱兆祥一身便衣之外，其余的出席者一色军服。陈赓请任新民作主陪，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与航空、火箭相关的教授。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庄逢甘也都在座。不过，考虑到谈话的内容涉及高度机密，陈赓连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的部长都没有请。
那个夜晚，他们边吃边谈，谈话主题是导弹钱学森告诉陈赓，依照他的估计，中国如果着手研制射程300公里至500公里的短程火箭，弹体及燃料用两年时间可望解决，但是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相对于火箭而言，研制导弹的工作量80%在于自动控制技术。
陈赓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自己的导弹。我可以表个态，我们‘哈军工’将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钱先生只要开口，我们义不容辞！”
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化”的起点，就是哈尔滨大和宾馆的那个夜晚，就是始于陈赓大将与钱学森的促膝深谈。
就在这一个夜晚，回国只有一个多月的钱学森，从美国的导弹专家演变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就在这一个夜晚，中国“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工程，提到日程上来了。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钱学森还说：“陈赓大将很直爽’他想干什么，让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荡荡’，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品质透亮，像水晶一样。”
北京刮起“钱学森旋风”
在黑板上写着“火箭军”三个大字。
这是钱学森在讲课。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中国需要组建一支“火箭军”
在陈赓大将的大力推动下，钱学森与军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北京军队高层出现了“导弹热”陈赓大将前往中国科学院，正式代表国防部邀请钱学森讲课。
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的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连讲三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经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昆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三点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规格很高，你去听听！
北京城一片雪白。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蓦然回首，满堂高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什么导弹结构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箭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应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展出。
在那里连听三场钱学森演讲的朱兆祥，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陈赓大将亲自陪同钱先生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望彭德怀同志。这次会见很特别，彭老总开门见山就提出问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去打人家。但我们一定要把部队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落后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需要多少时间双方就这个问题讨论很久，谈得很投机。看来彭老总心情很急，简直就像交代任务一样。钱先生对导弹原理和国际情况都了然于胸，陈赓就提出请钱先生为部队的校级以上干部作个普及导弹知识的报告。这个计划不久就实现了。在总政排演场礼堂，钱先生连讲了三天。以上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我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
朱兆祥所说的“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方借助于钱学森回国，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
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在听众之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导弹事业，即将腾飞。在美国经过五年的艰难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毛泽东称钱学森为“火箭王”
这是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宴会。钱学森手持请柬应邀来到宴会厅，却找不到自已的座位！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新增119位委员。从美国归来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名列新增委员之中，应邀出席这次大会。这是钱学森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
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勾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宴会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着钱学森，笑着对大家说：“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
“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对钱学森说。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见本书P297)，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出任“导弹研究院”院长
钱学森终于来到“抵五个师”的工作岗位——出任新中国的“导弹研究院”首任院长。
那是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
2月22日，周恩来嘱秘书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审阅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那天晚上，要“两弹”一起研究！
正在这时，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是“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
在钱学森作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说明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沬若深受鼓舞，当即挥毫，赋诗一首：
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
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
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
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
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很喜欢郭沫若的这首诗，裱好之后，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
1956年3月14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说道：“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这时，对钱学森的称呼，由“钱先生”改为“钱学森同志”，使钱学森感到亲切。
钱学森依照《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
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捧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
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讨论结果，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
女秘书眼中的“国宝”
连她自已都没有想到，她会去做秘书工作，而且是给钱学森当秘书。
1947年，张可文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51年毕业之后，在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当数学教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到校门，出了校门到机关门。
1956年7月，领导突然通知她，担任钱学森的秘书。她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后来才明白，当时钱学森回国不久，正需要一位秘书，张可文的一位同班同学推荐了她，一是她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懂业务；二来她是中共党员。
就这样，29岁的张可文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成为钱学森第一任秘书。记得，她见到这位大科学家时，喊他“钱先生”而钱学森则直呼其名张可文。
张可文非常尊重钱学森。在她看来，钱学森是“国宝”，能够给“国宝”级的大科学家当秘书，非常荣幸。
张可文告诉笔者，做钱学森的秘书相当轻松，无非就是给钱学森接个电话，收发文件，开会时作个记录。钱学森总是自已起草讲话稿，起草文件，亲笔给别人回信，不用秘书代劳。
她原本以为大科学家一定很严肃，不苟言笑。接触时间长了，她发现钱学森讲话很幽默，也很亲切。那时候的她，没有出过国，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很想知道美国的情况，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态势。每当休息的时候，钱学森就讲国外的情况给她听，使她增长了不少见识。钱学森还说，要多看外国的科技杂志，从中获取科技信息以至科技情报。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就连科技广告也要注意，比如从外国的风洞广告就可以大致了解他们的超音速飞机的发展水平。钱学森还教张可文做剪报，即把报刊上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放于不同的牛皮纸袋里。
张可文说，在星期六，钱学森甚至给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作音乐讲座。钱学森主张，科学家要有广泛的兴趣，不能总是待在研究室里。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楼刚造好，所长办公室安排在三楼。那是一个套间，外间是张可文的办公室，里屋是钱学森的办公室。钱学森问张可文，办公桌该怎么安放？张可文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钱学森告诉张可文，办公桌应该放在办公室左侧靠窗的地方，这样一抬头就看见房门，尤其是钱学森坐在里屋，一抬头可以看见两间办公室的门。钱学森还关照，他的办公室里的门，门锁要朝里，这样只有他从屋里开门，门才能打开，外面的人打不开他的办公室的门。张可文一听，钱学森这样安排办公桌的位置，确实很有道理，她非常佩服钱学森的细心，连办公桌怎么放、房门的锁怎么安装，都有一番讲究。
在钱学森办公室隔壁，是副所长办公室。当时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是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
张可文回忆说，1956年那时候，工作热情都很高，力学研究所差不多都是三时段上班，即除了上午、下午上班之外，晚上仍然开会，所以力学研究所入夜仍灯火通明，食堂通常供应夜宵。钱学森总是回家吃饭，从研究所到家大约要走十几分钟，每天来回走三趟。当时中关村尚在初创时期，从研究所到家要路过一大片田野。那时候张可文住在中关村宿舍10号楼，钱学森住在14号楼，钱学森在夜间回家时，总是跟张可文一起回去。
张可文说，钱学森生活很朴素，穿普通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
跟钱学森接触多了，张可文对这位大科学家也就敢说敢言。
张可文记得，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钱学森，一股“外国作风”，讲话直来直去，不讲情面。有一回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见钱学森。进了钱学森办公室，可能是钱学森对他有看法，也可能钱学森当时没有注意，尽管办公室里有椅子，也没有叫人家坐下来。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学森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跟钱学森谈话，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那位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