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跨过罗湖桥
梦寐以求，钱学森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于钱学森来说，1955年10月8日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上，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从广州前往上海。那时候的沪穗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要乘火车，速度甚慢。尽管乘坐的是快车，火车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达上海。
打从1947年秋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这次钱学森和蒋英带着7岁的儿子钱永刚和5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唯一的遗憾是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早已不幸病逝，未能亲眼一见孙子和孙女。
钱永刚生日那天，全家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家中拍摄了团圆照。照片的右侧是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
据钱月华告诉笔者，她自从1930年来到杭州方谷园钱家，在那里住了7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均夫和钱月华从杭州逃难到浙江富阳，借住在学生蒋伯泉家中。后来，又辗转搬到上海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
岐山村位于上海长宁区东部，安西路与江苏路之间。岐山村111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是章兰娟的哥哥用金条“顶”下来的房子（即房主典当的房子)。钱均夫跟章家亲戚一起住在那里。底楼是客厅。钱均夫最初住在二楼的亭子间，显得有点局促，与杭州的方谷园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能够在上海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没有想到，钱均夫在这里一住就是19年。后来又搬到一楼客厅旁边的一套房子里住。
钱均夫由于失去了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每况愈下。钱学森向来孝顺，在美国开始工作之后，一直接济父亲。其中有一年多因太平洋战争，钱学森无法从美国汇钱给父亲，钱均夫不得不向亲友借款，直至钱学森的汇款寄到，赶紧还给亲友。
钱学森1947年回国之前，钱均夫一度因十二指肠穿孔，住进上海同孚路的中美医院（今石门一路82号），全靠钱月华细心照料，才得以康复。
“森哥”非常感谢钱月华对钱均夫的照料。他说，如果没有干妹妹钱月华，他无法在美国求学，也无法在美国工作，因为他是父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早逝，他必须挑起照料父亲的重担。有了干妹妹钱月华长期无微不至照料父亲，他才得以在美国安心学习和工作。“森哥”称赞钱月华是家里的“大功臣”。
令钱学森非常感动的是，在他被美国当局软禁的5年之中，由于不能如常给父亲汇款，杭州市政府民政局从钱学森堂妹钱学仁那里获得这一情况，向上作了反映。据说周恩来总理知道之后，批准每月给钱学森父亲钱均夫100元人民币的补助。在当时，每月100元人民币维持钱均夫和钱月华两人的生活绰绰有余。
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讲起汉语来反而不利索。
父亲钱均夫为了欢迎钱学森归来，特地买了一套钱学森喜爱的复制品“中国历代名画”送给他。
10月15日，钱学森一家前往杭州。又见西湖，又见方谷园，只是母亲已经故去11年，钱学森率全家祭扫母亲章兰娟的墓，不胜唏嘘。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上午，火车抵达北京。在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二十多人热烈欢迎钱学森一家。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宴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1月3日，《人民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记者柏生的长篇报道《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这篇报道记述了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钱学森归国之初的感想和表态。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钱学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钱学森归来。
陈赓大将乘专机赶来
既然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钱学森抵五个师，如今钱学森已经回到中国，怎么才能发挥他抵五个师的作用呢？
接见，宴会，会友，讲座，参观-钱学森回国之初，从深圳、广州，到上海、杭州，到北京，处于兴奋和忙碌之中。
回国不久的钱学森，脱下已经穿了20年的西装，换上了咔叽布的中山装。看上去，跟国内普通的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睿智的目光，那宽阔的前额，那非同一般的气质，透露出他的博士风采、教授风度。
他一口流利的京腔，从来不会说着说着就蹦出几句英语。他回国之际，正值中国大陆开始推行简体字，钱学森很认真地学写简体字。很快的，写惯繁体字的他，能够写一手漂亮的简体字，而且几乎没有间杂一个繁体字。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1955年11月21日，钱学森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讲究要有“单位”，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单位”就是中国科学院，尽管在当时还没有落实到中国科学院的哪个单位。看得出，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是作为著名科学家接待和分配工作的。
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在北京各处参观之后，开始到外地参观，为的是让他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洋博士尽快熟悉中国的国情。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建议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他说“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钱学森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朱兆祥的陪同之下，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在东北地区整整参观、访问了一个月的时间。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东北最漂亮的城市，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幢米黄、湖绿、天蓝色的俄式建筑。钱学森是第一次来到这座东北的“莫斯科城”中共黑龙江省委事先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通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到来。那时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眼里，钱学森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钱学森一到哈尔滨，就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接待钱学森，并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尔滨。
钱学森作为贵宾，住进火车站广场的大和旅馆。这是一座建于1903年的豪华建筑，当年曾是俄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所在地。在伪满洲国时重新装修之后，成为哈尔滨首屈一指的宾馆——大和旅馆。
钱学森向陪同参观的朱兆祥提出来，听说有两个老朋友在哈尔滨一所军队的大学里工作，希望能见到他们。
钱学森所说的两个老朋友，就是罗时钧和庄逢甘。罗时钧是钱学森的学生，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罗时钧乘坐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回国。由于受钱学森案的牵连，罗时钧在途经日本横滨的时候，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追捕，关押在日本达三个月。经过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交涉，才终于回到袓国。庄逢甘是空气动力学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时，正值钱学森担任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得到钱学森的许多指导和帮助。
庄逢甘在1950年回国，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然后调往“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工作。
这所“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由于学院设在哈尔滨，人们通常称之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由于这是一所保密度很高的学校，所以钱学森当时只知道是“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连学校的正式名称也不知道。不过，钱学森既然到了哈尔滨，理所当然希望一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朱兆祥其实预料到钱学森会提出看望罗时钧和庄逢甘的要求，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干部才能进入“哈军工”参观。钱学森当时刚从美国归来，连工作单位都没有定下来，能否让钱学森进入这所学院，朱兆祥没有把握，所以在与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商谈钱学森在哈尔滨的行程时，没有把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列入。现在，既然钱学森正式提出来了，朱兆祥马上通过陪同参观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向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这件事，就连中共黑龙江省委也无法做主，赶紧打电话向正在北京的陈赓大将请示。
陈赓是“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所以陈赓平常大都在北京。陈赓当场就在电话中表示同意，欢迎钱学森参观“哈军工”这样，当钱学森结束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参观，一回到大和旅馆，朱兆祥就告诉他，那个“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正式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明天到那里参观，并会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第二天——11月25日上午8时多，朱兆祥陪同钱学森来到哈尔滨文庙街，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轿车停在王字形的主楼前。钱学森刚刚下车，一群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军人就朝他走了过来。这是曾经进出入美国五角大楼、曾经身穿美国上校军服的钱学森，第一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们握手。为首的中等个子的军人，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说：“欢迎你钱先生，我是陈赓。”
陈赓？昨天还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今天怎么一早就已经出现在“哈军工”？在交通不便的1955年，可谓“神速”！陈赓解释说，为了迎接钱学森先生的到来，他今天起了个大早，乘坐专机赶到哈尔滨！
大约由于陈赓主持过情报工作，大约由于陈赓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所以他很早就关注钱学森的动向，深知钱学森的学识和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知道钱学森“抵五个师”的价值。
钱学森回国之后，陈赓就立即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建议：应当请钱学森先生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听取这位著名的火箭专家对于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彭德怀随即把这一意见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就在彭德怀转告陈赓，可以邀请钱学森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的安排下，已经来到哈尔滨！
正因为这样，陈赓不仅在电话中告诉中共黑龙江省委马上安排参观，向来做事干脆、顺火火的他，也当即从北京赶来。
密谈中国导弹计划
陈赓跟钱学森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深受感动。陈赓向钱学森介绍了站在他身后的几位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刘居英、徐立行、张衍等。内中的刘居英，少将军衔，“哈军工”副院长。他的哥哥刘志贤，即陆平。后来，当刘居英接替陈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时，陆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兄弟俩同时执掌中国两所重要大学，一时间传为佳话。
陈赓快人快语，对钱学森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
陈赓的一番话，充满对于钱学森的信任感。
陈赓花费了一天时间，陪同钱学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钱学森来到空军工程系，系主任唐铎少将带领许多教授、教师跟钱学森见面。钱学森见到了罗时钧、庄逢甘，非常开心。他俩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给钱学森面目一新的感觉。
出乎钱学森的意料，他还见到老同学、老朋友梁守盘、马明德、岳劼毅。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里执教的呢？
原来，这批航空工程专家，都是陈赓“挖”来的。
看到有那么多同行云集建院才几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钱学森被陈赓求贤若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深深感动。钱学森说：“地球真小，我没想到在军事工程学院会见到这些老同学和老朋友。”
到处“挖”人的陈赓，当时还曾打算把钱学森从中国科学院“挖”过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呢。
下午，陈赓等陪同钱学森参观炮兵工程系，在那里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任新民，后来任新民成了钱学森的左右手。
任新民于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他从美国回国。1952年8月，当陈赓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时，任新民就是八位筹备委员之一。当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之后，P东赓任院长，任命任新民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从事火箭研究。1955年任新民被授予上校军衔。在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之前，任新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研究火箭的专家。
任新民后来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5年10月被国际宇航科学院接纳为院士。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任新民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及一件重要的事：就在钱学森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前几天，他和周曼殊、金家骏三位教员给陈赓院长写了一个报告，并请陈赓院长转交中央军委。这个报告提出了我国应当重视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财。
不早不晚，钱学森恰恰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所以跟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这三位火箭专家谈得非常投入。
在火箭教授会的实验室里，任新民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试验，钱学森这才得知，中国也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任新民指着一个十多米高的铁架子，谦虚地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办法上马。”
钱学森称赞说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已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已经干起来了嘛。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陈赓马上抓住这一话题，问钱学森道：“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听罢，笑道：“钱先生，我就要你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