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纳的瑞光
提起杜布纳，未去过苏联的人，也许只能凭想象到莫斯科近郊的杜布纳河畔或伏尔加河岸去寻找它。其实，它就在这两条河与一条姐妹河环抱的一片密林里。这个神秘的小镇是“二战”末期，由一支专门的建筑队伍来砍倒一片树林，悄悄建造的。从三条河中爬上密林的雾烟，仿佛宙斯施法掩盖他与伊娥幽会的地方，小镇就像美丽的伊娥在密林里半卧着，期待着什么。其间，确实有座圆形大厦。那一根根圆形巨柱，宛若无数支臂膀托起硕大的天棚。它在阳光下闪射金玉般的光彩。你尽可以把它视为科学王国的象征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圣殿。
然而，在此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学者回忆杜布纳时，他们赞美的却不是这座中心建筑，而是一个对于他们说来比圣诞节更为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个日子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他们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们发现了一颗“禋没星”，从而发现了一颗新奇粒子一反西格马负超子。
不错，1959年3月9日，真是个晴朗的日子，无论伏尔加河、黄河、长江，还是莱茵河、多璃河、湄公河，都带着青春的神往，向海口倾注蓝色的或金黄色的激流，那因美好憧憬而欢翔的鸟群，向蓝天献出它们动听的赞歌。在这几条欧亚大陆动脉四周生活的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享受春阳的暖照和柔风的爱抚，寒冬的阴沉，在灼灼华光之下消散了，人们似春花般淀开的笑脸，感谢太阳的恩宠。
然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今天却像神见到仙一样，从几万张底片的粒子径迹中，扫描到一张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图像照片。经过计算，正与预想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产生”事例。这个事例，拨开了掩盖各种科学预言的迷雾，使那颗微观世界里的“湮没星”，极其辉煌地闪现在基本粒子实验工作者面前，这为那些正在与西方同行较劲儿的科学家们，带来领先成果的荣光。
他们的导师就是王淦昌教授。
王淦昌教授是作为我国的代表，于1956年9月来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会议的。会后，他与胡宁留在该所驻地杜布纳当研究员。那时，他几乎走过半个世纪的生命行程。
既然人们都想实现狄拉克等人的预言，既然物理学界都要验证电荷对称性的普遍性，这位东方的天才物理学家当然要为解决自然科学的这一难题，进入微观世界去探索新奇粒子的径迹，比别人超前一步，从超粒子族里找到反粒子。
对于这一微观世界里的奥秘之求索，你尽可以这样理解，男人找到其配偶的女人，足可验证家庭对称性的普遍性。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王淦昌在苏联人讲得更简单，有钱就能找到老婆。可是，新奇粒子却像神圣的美神，只有科学最敏锐的思想触角才能触摸到它闪现的美妙瞬间。如果它那么平庸，所谓的现代文明，早就和黄金一同诞生在矿床里了。
可见，要找到那颗超粒子族中的反超子，真比凡人寻求神仙难。难就难在你头脑里必须蕴蓄人类的科学知识，同时还具有对前沿科学课题极其敏锐的辨识能力，并能掌握科学的实验条件和方法。
中华民族有其天才的儿子，但却难为其天才之子提供施展才华的优越条件。王淦昌和他的天才助手们，只能向高山搜寻高能粒子的芳踪。这种自然界的粒子，只有在高气层上偶尔闪现其神秘的娇姿丽容，较为强烈地显示它的贯穿簇射和星芒，在胶片上留下它真实的美，即美的真实便是它。因此，王淦昌想到去云南落雪山建造宇宙线实验站，让他的学生吕敏在抵近雪线的实验站进行探测。他也曾想到利用探空火箭和探空气球去高空探测新奇粒子的秘密。
新中国还穷，他只能想到这种方法。
人称这是穷汉急于娶仙女做媳妇的梦想，想得美，却难做到。
尽管宇宙线内存在高能量新奇粒子，但它出现的机会极少，也难俘获到它。各国科学家再没耐心等待来自上苍的恩赐，竞相研制能够产生高能粒子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发现此一妙法者，一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维克斯勒，一是美国科学家麦克米伦。利用这一加速器，实验者可以通过自行设计来优选地研究基本粒子的各种性质，寻找新奇粒子。
在我国，王淦昌最早开始宇宙线研究，也是热衷于探索新奇粒子的科学家。
因此，杜布纳之秋以它柔美的情怀迎接这位中国的核物理学家。联合所即将投入运行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宛若趋向成熟而期待与“科学骄子”联姻的妙龄少女，希望在神圣的科学婚床上诞生出新奇粒子来。人类科学史早就证明，这种美妙的结合能孕育出最辉煌的文明。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正在日内瓦建设他们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这就形成了竞争的局面，那个科学产儿，那个天之骄子，究竟先于西方的日内瓦孕育，还是先诞生于东方的杜布纳？谁先荣获这一科学的领先成果？
这样的竞争是纯科学的，但是与政治、军事的目的相关，尤其是与原子武器关系密切的核物理实验研究，更是东西方抢占的一个制局点……
因此，王淦昌面对那座圆形大厦思考，从时间差看，联合所的加速器在能量上只可能占几年的优势。为了抓住这短暂的优势，他必须选择一批有可能突破的研究课题以及有利的技术路线，才能及时地做出符合该所加速器能量优势的成果。
两个世界之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科研领导人的选择正确与否。
选择，也是对天才的考验。
如果不缜密考虑目标、路线、方法、时间、效率诸多因素的利害关系，结果势必功亏一篑，造成终生的遗憾。
王淦昌教授在其科研生涯中，不乏精明的目标选择，但终因种种困难，使他几次与物理学的最高荣誉失之交臂。现在机会来了，他必须抓住杜布纳有利的实验条件，迫使历史偿还他和袓国早该得到的科学的荣誉席位。
为此，他们敏锐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所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寻找新奇粒子一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
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产生的规律。
王淦昌教授无疑是运筹帷幄的天才的科学统帅。他不仅选择了目标和进击的道路，还亲自指挥由他和丁大钊、王祝翔等中国学者为主要骨干的三个方面军一新粒子研究、奇异粒子产生特性研究，甘介子多重产生研究，三路并进去攻关夺隘。
秋天，向中国科学家们展示其五彩斑驳的美景。在杜布纳河和姐妹河岸上，墨绿的松林间夹杂满树金叶闪闪的银杏，栌树擎起红焰勃发的火把。
科学，既有美的诱引，必有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一切神圣的美，都会把人引向崇高的目的。王淦昌教授正是为了研究小组能到达那个境界，经常教导年轻人不失时机地拓展新的科学领域。唐孝威院士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刚到联合所时，王老为了帮助我熟悉工作，在宿舍里给我出了一道题目让我计算：当用一定能量的高能质子轰击靶核时，在质子中心的有效能量是多少？通过这道题目的计算，使我更熟悉了高能反应的洛仑兹变换。
他把时间视为培养人才的宝地，不肯浪费毫厘，一与王祝翔等学生见面，就讲气泡室原理，送给他俩一本刊有格拉泽发明气泡室文章的俄文中译文集。在请他俩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北京饭店”吃饭时，仍然讲气泡室原理，讲那篇文章的要点。末了，给他俩一笔钱，拿去买书看。时间，也是他用来培养人才的乐土。
王祝翔等人刚到杜布纳联合所报到的当天晚上，王淦昌教授也是一见面就谈科研课题，也是在宿舍里要他俩做一道核反应堆运动学的计算题，说，两天后交卷。这两天中有个星期日，他俩不敢休息。由于他们在国内上大学期间，适逢院系调整，二年级重复一年级课程，三、四年级的教学因而受到影响，该深入去学的东西尚未学到就毕业了，所以，在王淦昌教授交给计算题时，他们还不会做相对论运动学的计算，他们只好先找有关书籍阅读，寻懂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才动手计算。王祝翔等人终于能在两天时间的沟垅里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按时交出令恩师欣喜的答卷。
不过，王祝翔等人毕竟年轻，又都活泼好动，刚到杜布纳，经不住新奇景观诱引，总想趁节假日徜徉于伏尔加河岸铺着细沙的小路，想到原始森林中去采拾蘑菇，或者一同畅游杜布纳河，去姐妹河泛舟击波。到了冬天，更想与苏联同志去滑雪，去溜冰，去打野兔，凿冰捕鱼，燃堆篝火，烤猎物吃，手拉手，环绕篝火跳友谊舞。尔后，一道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年轻人喜爱在广阔的空间翔游，而王教授却要求他们利用有限的时间工作。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苏联同志“怂恿”王祝翔等人去看看热闹。索洛维也夫说：“去吧，这是难得的机会。”他俩心想去看文艺节目，但怕王教授批评他们不抓紧时间做学问，不好意思开口。后来，因驻苏使馆同志的提议，教授才让他俩去莫斯科旅游两天。
王淦昌教授爱在爬满红叶藤蔓的围墙墙根小路或在林荫花径上踱步沉思。他沉思时，对一切视而不见。
维克斯勒院士摇摇头笑，问他，“路好走吧？”
他的回答甚使那位享有崇高威望的院士奇怪。他说，“好极了，多么清晰的径迹！”
这一多半的原因是他在进行实验思考，另一原因是他的俄语还未学好，他还只熟悉科技术语。
他如此爱惜时间，走在路上也舍不得放过一分一秒。人称他走的路为时间走廊。
在这条时间走廊上，王淦昌的科学思维从不受任何科技立论界定，他在1957年联合所高能实验室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从物理概念上而不是哲学上启迪了基本粒子并不基本的新概念。另外，他能以超凡的洞察力，指出某一研究课题的前途。一天晚上，有个学生在路上向他报告一种关于“纵向极化”问题的工作进展时，他“嗯”一声，摇摇头道：“我看这个问题做不出什么结果，不会很有趣味。你们应赶快做奇异粒子产生时的粒子关联研究，两种粒子一对对地分析，一定会有新东西！”两年后，美国同行通过实验，证明他这条思路何等正确！丁大钊甚为敬佩这位导师天才的预见。他能在“时间走廊”上看穿时间掩盖的未来。
王淦昌教授还习惯在他的“时间走廊”上识辨真伪。在他小组里工作的一些苏联同志在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心理驱动下，强烈要求在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发表他们自命为“第一粒子”的科研成果。他认为这一事例虽然有可能是新粒子，但在未有充分证据之前，绝不能宣布为新的发现。由于苏方一再要求发表，他考虑到中苏友谊，便采取折中办法，由他作大会补充报告。要讲两种可能性，还表明，文章将不提交大会。按当时的惯例，凡是提交大会的突出的研究成果，由一个总报告人报告。那次的总报告人是一位美国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又是张文裕的校友，他作完报告，即听王淦昌作补充报告，听罢，他满脸涨红，对张文裕吼道：“我要发疯了。你们这么重要的结果，为什么不交我来报告呢？！”王淦昌、张文裕反复向他说明这只是一种迹象，是否真正的新粒子还存在两种可能。其实，王淦昌虽然同意苏联同志作报告，但他放心不下，事前对照片仔细扫描几次，发现“第一粒子”旁边有几粒气泡，可能是云雾，也可能是重核反冲。他请中国学者对此现象进行内部讨论。周光召认为可能是K’电荷交换。国际会议召开时，他又请王祝翔在联合所对气泡数目进行了分析，并做了各种计算，最后确认苏联同志发现的事例并非什么新粒子，而正是周光召所言的K’电荷交换。王淦昌事后深为感慨道：“如果当时我报告发现了“第一粒子’，那就会落下个撒谎、吹牛的名声。太可怕了！”他告诫本国青年学者，要有科学求实的精神，说：“科学是硬碰硬的事情。”
杜布纳的秋天，风景迷人。莫斯科的艺术世界更有摄引人的魅力，仿佛人类文化艺术的美，都集中表现于莫斯科。久演不衰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也许因其富有生命音诗的美，才7lc德其艺术美的青春。它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中国青年学者的心，也使醉心于追求物理美的王淦昌离开他的“时间走廊”走进莫斯科大剧院，迷醉了一会儿。看了一场戏，他很不安，好像走错了门，做错了什么事，对唐孝威说：“我们要抓紧时间工作，再不能玩了。”
他只玩这么一次，而且，也只看一场戏！除此之外，谁都难回想起教授在杜布纳工作期间度过一个假日。
相反，他为了使中国学者能在杜布纳“硬碰硬”地做研究工作，还组织一个业余理论讨论班，借用当地的小学教室，在本国学者内部展开互教互学活动，每周请理论工作者向实验工作者论述当代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起初由胡宇、段一士进行基本粒子和广义相对论讲座。后来，理论物理的讲课几乎都由周光召承担。他从基本的s矩阵理论讲到了极化表达、高能核相互作用理论和多重介子产生的理论。在讲台上，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展露。
就是周末之夜，王淦昌依然沿着他的“时间走廊”去学校主持学术讨论会。有一次，秋雨蒙蒙，小路泥泞，大家以为他在患感冒，也许会在家疗养，不想，他已在教室里坐着看书，等候大家多时。他是主持人，每次必到，而且早到。讲授什么课题，讨论哪个问题，他都事先与有关学者拟定。比如请朱洪元先生讲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方法，请何祚庥讲弱相互作用理论。他也请实验物理学家讲课，让唐孝威向大家介绍研制TT介子探测器工作情况。小学里罩着雾，细雨悄无声息地下，他坐在课椅上，认真听课，做笔记，思考着，听不明白时，像小学生举手向主讲者请教。他认为，好的实验工作者，定要懂得理论。其实，他对理论物理也很精通。
1959年后，王世绩、王乃彦、徐鸿桂等到联合所工作，理论物理学家人数增加了，实验物理学家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了，P人伍构成趋向合理，素质得到提高，形成了我国发展高能物理学的一支小小的种子队伍。王淦昌决定研讨基本粒子物理学前沿课题和发展我国高能物理的道路，让天才的种子在时间的沟垅中萌发，长大成林。
在科学前沿的高地上，一些同志受到国内大跃进形势的激励，想研制高指标加速器。王淦昌审时度势，认为不必追随西欧之后尘去追赶那种没特点、起点也不高的东西。要搞，就必须独辟蹊径作质的飞跃。他的目光已越过先进国家的肩峰，投向他们面前的时代一他的超前意识触燃了本国学者的才思。于是，他和朱洪元主导大家研讨强流中能加速器一建设介子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