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科所）的50年华诞，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财政学家、财经史学家和教育家许毅教授的90岁寿辰。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回顾财科所的创建、恢复、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我们无不深深感谢和珍惜许毅教授为我国财政科研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创造的精神财富。
创建财科所与倡导科研新风气
许毅从“弃官从研”到现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财政科研事业。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创建、恢复财科所的功绩和为财科所创立的“开拓、开放、务实、创新”的新风气。
为寻“理”而“弃官从研”
自从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许毅从未停止过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诸如此类的问题，许毅花费了很大力气进行研究。1954年，他在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工作，1956年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在这期间，他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税制改革后的商品流转税进行了仔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纠正重复征税、批零划分不清的建议。
在许毅担任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这一年，财政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所，陈如龙为第一任所长。1958年，许毅调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职务的升迁和岗位的变动，促使他对财政问题研究更加关注，并开始与成立不久的财科所密切联系，与科研所的同志一道，对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经济核算、流动资金管理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在对若干典型工业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第一篇经济论文《关于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4期发表。该文对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核算同企业范围内经济核算的矛盾和统一提出了独到见解，把传统上只讲微观企业核算的经济核算研究推向了宏观领域，并启示学术界对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随后，他以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深入调查研究了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并与王琢、黄菊波等合作，于1959年出版了专著《流动资金简论》，论述了宏观决策正确与否与流动资金占用量的关系，至今读来仍不乏启迪。
1962年，许毅又主持编写了《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一书，结合“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固定资产再生产的特点，提出应把基本建设作为国民经济一个特殊领域的观点，把国家财政中预算资金的分配、基本建设财务拨款与银行的结算、信贷融为一体，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建立了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这门科学。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他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亟待研究。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各级干部和研究人员要加强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建设银行行长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多的许毅，于1963年主动向财政部党组请缨，请求到财科所从事研究工作。为加强财政研究，部党组同意了他的请求。1964年1月14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许毅为财科所所长。11月11日，财政部党组又正式批准他为部党组成员。从此，许毅开始了他从事财政研究的生涯。对于自己为什么“弃官从研”，许毅解释说：“我从小爱读书，对做学问的兴趣一直比做官的兴趣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次重大失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痛感应该找一找经济建设的‘理’，而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再到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理论界对经济规律的痛苦认识过程，使我深深感到‘知理’之难，知与行的统一之不易。”这一番话，充分体现了他立志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雄心和重视研究工作的情怀，以及不辜负毛泽东同志对财政研究的重托与期望。
壮大科研队伍，重视经济大事
作为财政部党组成员和财科所所长，许毅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当时科研所的工作人员不多，尽管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但许毅觉得与重大的科研任务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织社会力量，广泛联络各方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他多次指出，无论是财政基础理论问题，还是财政工作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仅仅依靠财科所来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发动整个学术界，共同探讨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在办所方针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提出了研究部门、教学部门、实际工作部门“三结合”的科研方针。财政科研“三结合”方针突出表现在两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1964年，许毅向财政部党组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本质、财政职能等重大问题缺乏认识，不利于科学地制定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很有必要召开讨论会，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研究国家财政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意见被财政部领导采纳，部党组派陈如龙副部长主持这次会议。同年8月，由财科所负责组织的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在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召开。财政理论研究者、教学工作者和实际部门工作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许毅关于“国家分配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他也因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65年8月，财科所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会议讨论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财政信用和价格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与相互关系”两个问题。两次全国性的财政理论讨论会，在一些重大的财政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对当时财政政策的制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正当财科所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时，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中，财科所的科研人员星流云散。1978年4月10日，财政部党组向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递呈报告，请求恢复财科所。经过中央同意后，财科所于6月30日正式恢复。经国务院任命，许毅为财科所所长。从此，许毅又投入恢复财科所和重新开创财政科研事业新局面的紧张工作中。在财科所恢复过程中，许毅首先抓人才建设。他认为，人才是做好科研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人才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所以，他对人才十分重视，通过不同渠道去发现人才，吸收人才，重用人才，保护人才。他花费很大力气，将昔日的科研人员从各地各部门又召集回来，并为尚未恢复名誉的同志力陈是非。同时又从各方面调来一批新生力量，充实、完善、壮大科研队伍。到1978年底，科研所人员已有30人，以后队伍逐渐扩大，从1979年的38人，发展到1983年的69人。1985年科研人员达到59人，研究生等达到78人，总人数达到了200人左右。当年由许毅吸收进来的许多科研人员，大都成为财政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这是许毅重视人才的硕果，也是他人才思想的重要体现。
为了进一步壮大财政科研队伍，许毅还建议各省、市成立财科所，使财政科研力量上下形成合力，研究阵地扩大到各个地方。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起财政科学研究所（室），部分地、市、县也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机构，改变了过去那种财政科研的落后状态，并形成了完整的财政科研系统。
在壮大财政科研队伍的同时，许毅密切关注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发展。他带领全所科研人员大力开展研究工作，研究了许多重大财经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由于财科所研究力量的增强，全国财政科研队伍的壮大，科研工作的全面展开，科研成果的推陈出新，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震动，从此财科所迈入了“黄金时代”。
倡导财政科研新风气
从1964年算起，许毅在财科所一干就是42年之久。对他自己来说，一不求名，二不求利，但对财科所来说，却得到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他带头倡导和亲身实践的“开拓、开放、务实、创新”的新风气。
开拓——是许毅特有的精神。许毅的开拓精神体现在开拓新的科研领域、新的学科等各个方面。在拓展财政研究新领域方面，最突出的是领导开展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许毅认为，研究财政经济离不开财政历史，如果不懂当代财经的过去，就无法正确认识它的现在，更无法开辟其未来。他在这样的思路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承担起了主持编写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这项填补中国经济史研究空白的重任。他组织沈经农、刘正言、赵效民、朱班师、赵正延、周士敏等人，以及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穆青，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星光，杭州大学教授金普森、夏和坤，厦门大学教授叶振鹏、孔永松，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大学、福州师大等高校的部分同志，横跨闽、浙、赣三省，做了整整一年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在全国影响很大。期间共编辑资料汇编12本，并编撰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紧接着，许毅又组织了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史的编写。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先后组织完成了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华中、华东、华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财经史。先后出版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这些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编写，抢救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资料，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许毅还组织了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和金融研究所参与的外债史料整理小组，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清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江苏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协助下，对中国外债进行搜集、整理。经过12年的努力，他主持编写的《清代外债史资料》（3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2卷），于1988年至1992年先后出版。这些工作前后花费近16年时间，仅资料整理工作前后总计就完成了1000多万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为齐全的外债史研究资料，是一项中国外债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40余年来，许毅开拓的事业和足迹不止于此，而是涉及科研、教学、学会、刊物等方方面面。
开放——是许毅特有的胸怀。在财政科研中，许毅一贯倡导学术开放，他不仅主张所内与所外的结合与交流，而且主张学术研究对外开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研究方针。为了研究引进外资与先进科学技术的涉外政策，许毅首先同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邀请一批美国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并由中国财政学会出面，在大连举办了一次国际税收研讨会。随后，他又与杨纪琬同志一起，以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的名义，向国际著名的八大会计公司了解有关国际税收、注册会计师验资、审计等国际通行做法。1981年7月，与进出口委员会一起，许毅牵头组成专家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并向美国企业宣传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来华投资的法律、税收、会计等有关政策。在美期间，许毅一行出席了由美国经济界、企业界参加的“中国投资问题”报告会，许毅就中国投资的问题、条件、环境、政策作了报告。回国后，他同杨纪琬、刘志诚等又举办了一系列西方会计、税法讲习班，协助有关部门派送了干部和研究人员到八大会计公司实习，为我国的财会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做了相应的人才准备。
在此期间，许毅敏锐地感觉到，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对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有着重大意义。1981年冬，他协同杨纪琬在福州市召开了第一次关于在国内创办会计师事务所的研讨会。次年，许毅、杨纪琬等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1983年10月，中国注册会计师法颁布后，又成立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创建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群体，拥有海南、深圳、蛇口、上海、武汉、大连等6家成员所和12家联营所。到1995年，“中华群体”已发展到25家，许毅被推举为群体理事会的理事长。由此看出，在中国财务会计咨询事业的开拓与发展过程中，许毅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新——是许毅特有的锐气。许毅在财政研究中锐意创新，是人人皆知的。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风格上的创新和学术观点上的创新。
“国家分配论”是他较早倡导的新观点。1964年8月，在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许毅在发言中阐述：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属于经济基础，财政分配政策、分配杠杆的运用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手段，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财政政策和财政杠杆的运用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手段。可以说，以许毅为代表的财科所在“国家分配论”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许毅对此一直谦虚地强调这是多数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是他创新的显著功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学界编写的财政学理论书籍，一般都采用收支平（平衡）管（管理）的体系。许毅认为，这种传统的研究路子局限性很大，不足以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财政经济的基本矛盾，要抓住财政学的本质，就必须抓住制约财政活动的基本矛盾，搞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其特征。1981年第一次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之后，他在有关院校同志的协助下，编写了《财政学》一书，专门研究了以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矛盾为主线的、分层次展开的分配结构问题，以及分配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系统研究了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相互关系，强调应该通过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政策杠杆来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由此，许毅为中国财政学理论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广义财政学”基本思路是他创新的一大亮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财政分配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调控作用的途径。许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财政理论必须有新的突破，从狭义的“国家分配论”框框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于1993年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撰文论述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以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基金、六项扣除为原理，形成了熔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于一炉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学框架。199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批财政经济研究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编写了《走向新世纪：中国财政经济理论丛书》，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经济结构转轨时期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与财政分配的内在关系等角度，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广义财政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三农问题的新见解是他创新的最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许毅的研究重点之一便是解决三农问题。他认为，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只在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走向高度分工的过程，也是农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贸易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务实——是许毅永久的治学态度。许毅在研究中求真务实，从不做官样文章，从不道听途说，真正做到了陈云所说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他务实的态度突出反映在重视调查研究上。在经济学界，许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引出重大课题并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是有口皆碑的。他一直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治学原则，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得出结论。正是这种长期不懈的调查研究，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总是有的放矢，有效地发挥了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现实服务、为经济决策服务的社会功效。
在调查研究方面用力最深的要数对三农问题的调研。长期以来，年过八旬的许毅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收集第一手资料，将所见所闻所感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工作。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为了考察农业税改革后农民增收情况，了解县乡基层政权运转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又亲自带队到四川德阳、绵阳、广元、广汉以及山东日照等地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组织座谈和实地走访，对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负债、农业税、涉农产品价格、乡村社保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正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许毅提出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断才能如此令人信服。
最近，许毅又在研究社会转型期的一些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过渡期，是一个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时期，与西方福利国家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用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更大利益，保证资本主义“永恒”发展的做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正确的社会转型、过渡方向应当是一方面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现阶段既充分发挥私有制和资本的积极因素，又坚决抑制它们的消极作用。在此期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期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转型不是直接“拿来”，“转型”意味着“接轨”，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需要实行由计划到市场这种经济体制领域的变革，以便与国际通行的经贸“游戏规则”如WTO相接轨，但这并不涉及根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许毅在“弃官从研”以后，不仅立下了创建和恢复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他所倡导的“开拓、开放、务实、创新”的新风气，已经在财科所蔚然成风，成为科研所的宝贵精神财富。
创立研究生部与倡导新学风
财政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经过严格训练、学识渊博的优秀人才。许毅认为，财科所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还要出人才。1978年8月，国家恢复了学位制。许毅高瞻远瞩，及时建议在财科所内设立研究生部，并很快得到部领导的支持。经财政部和教育部协商批准，财科所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由许毅、杨纪琬、陈宝森、黄菊波、李海等兼研究生导师。1982年财科所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年9月24日，财政部批准财科所正式设立研究生部，沈康南为首任研究生部主任，许毅为首任学位委员会主任，同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从此开创了财科所科研与教学并举的新局面，也是对1956年毛泽东关于培养财政学博士与专家这一重要指示的落实。研究生部的组建，使财科所成为全国财政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之一，这样的教育机构不仅在当时是仅有的，而且现在看来也是很少的，这充分显示了许毅的战略眼光。在许毅等指导教师的努力下，研究生部源源不断地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造就了一批批高级人才，被视为财经界的“黄埔军校”。
对于财科所来说，培养研究生是一个新课题，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许毅十分重视向其他部门学习，也非常重视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以便在教书育人方面开创一条适应业务部门要求的新路子。在许毅的精心倡导下，财科所研究生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新风气。
1.重视人才培养。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道德与才能兼备、理论与能力兼备的人才。许毅强调研究生道德与才能的兼备，指出缺乏道德修养是搞不好学问的，要搞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但不会做学问的老好人也是不可取的，研究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许毅还十分重视研究生的调研实习，让学生在导师带领下尽可能地接触实际工作，了解我国财政、税收、会计、财务工作的发展与现状，锻炼独立调研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许毅的倡导下，财科所研究生部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培养方案。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求研究生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专业方面，设置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种，要求研究生必须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探索创新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培养方案下，研究生部毕业的学生受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机关的欢迎和好评。
2.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许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科研中，始终坚持、学习、捍卫、发展马列主义。所以，他对研究生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尤为重视。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多次强调说，搞科研，方法论很重要，我们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生在探索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有些人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随便搬用西方的名词写文章，只求其新鲜，以为人家不懂的就是新发明，这是错误的。应该在弄清各派财政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分析问题，这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由于他的重视，研究生部至今仍然开设《资本论》的课程，这在全国教育系统是很少的。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是许毅一贯倡导和要求的。过去培养研究生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许毅认为这是必要的，但研究生毕竟与大学生不同，他们学习理论更主要的是为了应用，现实财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仅仅靠书本上的理论是解决不了的。学生应当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因此他要求必须挤出相当时间让研究生和导师一起实习，学会独立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进行理论分析的本领。不过，最初有些学生对这种做法不能适应，甚至把实习看做是为导师无偿服务，看做是与专业学习无关的额外负担。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后，学生们进步很快，他们感到这一方式是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有效途径。
4.倡导启发式教育，反对灌输式。许毅在研究生教学中力主启发式教育，反对灌输式教育。他明确提出，对研究生不能像对小学生那样施加约束，应让他们思想活跃，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头脑清醒，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向导师质疑。他特别强调师生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在学习和研究中，学生和导师应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不能只是我讲你听，而要在相互学习中取得进步。在学术思想上，许毅反对封闭式的近亲繁殖，主张研究生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更多地接触不同流派的思想，自己做出谁是谁非的独立判断。因此，研究生都认为许毅在教学上很民主，身在高位而不自居，平易近人，是一位可敬可尊的慈祥老人。
5.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许毅很重视导师的言传身教作用，他在培养学生时始终坚持言传身教，亲自实践自己倡导的学风。如在治学中态度严谨，判断是非曲直，只看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真理，从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多年来，他经常在百忙之中为每个研究生的论文操心费神，从立论到定稿，全部亲自指导，耳提面命，让学生们走上高起点。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学生受益匪浅，他们在成才的道路上发展很快，有的继续从事财政经济理论研究并成为本领域的专家，有的成为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业务领导。尽管他们工作各异，职级有别，但作为许毅的学生，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视野开阔、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出自许毅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悉心教导。
在许毅正确办学思路和优良学风的引导下，财科所的研究生部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首批招收5名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79年开始招收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均为我国第一批获得学位授予权资格单位。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招生均有财政学（经济学学科）和会计学（管理学学科）两个专业。财政学专业当时设置了财政政策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国家税收、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四个方向，会计学专业设置了工业企业财务、商业企业财务、会计电算化三个方向。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财科所研究生部与时俱进，调整了专业方向，设置了一些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研究方向，如财政学专业设置了财政理论与政策、财政基础理论与宏观调控、财政理论与财务、国家税收、税收征管电算化、投资经济、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等方向；会计学专业设置了会计理论、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企业财务与会计等方向。此外，2004年起，硕士、博士研究生又增设了两个招生专业，即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
时至今日，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已经成为专门培养财政、会计高级人才的副司级机构，也是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从事博士、硕士学历教育并授予学位的单位，是财政学博士后流动站，是我国惟一的会计电算化博士点。研究生部内设办公室、教务处、财政教研室、会计教研室、公共教研室等5个处级单位，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博士生导师37人，硕士生导师58人。1978年以来已招收了28届硕士研究生，22届博士研究生，为我国财政、税务、会计及财务界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客观地讲，财科所研究生部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同许毅开创的新学风是密切相关的。
创办两刊与树立两刊新特色
许毅在财科所的事业中，除创建科研所和研究生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创办《财政研究》和《财政研究资料》，为广大财政研究者和财政工作者建造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搭建相互联系的桥梁，这一决策对财科所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创办两刊，构筑学术交流平台
1978年，许毅受命重组财科所，劫后重生的财科所重建工作千头万绪。但是许毅的视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机构的恢复上，同时还考虑加强同各界的学术交流这一大问题。他认为，要培养财政人才，要团结财政人才，要宣传新的财政政策和研究成果，必须创办自己的刊物，为财政人才开辟学术园地。在他的亲自策划协调下，财科所1979年2月首先创办了自己的内部刊物《财政研究资料》。《财政研究资料》的问世，筑起了财政学术交流的第一个平台。《财政研究资料》为财经实践、科研和教学服务，集中反映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注意归纳总结财经工作中的经验和规律以及对策思路。为全国科研人员统观全局、扩大视野、了解新情况、发表新观点提供了方便，受到全国财政战线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广大干部职工的关注。
许毅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创办更高层次的公开学术刊物。1980年中国财政学会成立，他代表财科所承担了中国财政学会的会刊——《财政研究》的编辑工作。在许毅的领导下，《财政研究》成长迅速。1980年创刊，开始为不定期刊，1981年改为双月刊，1983年公开发行，1986年改为月刊。《财政研究》的创刊，在当时不仅是财政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财政研究》是许毅为全国财政系统宣传科研成果设计的又一个重要园地，也是与社会各界交流学术观点的又一个重要平台，深受广大财政科研人员的瞩目和爱戴。
在办好两刊的同时，许毅还领导创办了《财政研究简报》、《财政研究动态》、《财经改革参考》。此外，1990年7月，他又参与创办了《真理的追求》杂志。1995~1999年，由许毅和余征同志主持编辑工作。《真理的追求》从创刊时起，就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同全党全国人民一起追求真理，为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阵地而努力。所以，它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财政系统与社会各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广阔的园地。
把舵领航，树立两刊新特色
两刊问世以后，许毅长期为两刊的宗旨和方向把舵领航，树立起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
◆ 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
两刊在办刊方针上坚持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两刊的核心和灵魂，是财科所的旗帜与标志，也是许毅始终关注的一件大事。在《财政研究资料》创刊时，他就明确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财政工作的经验教训，凡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纠正。两刊旗帜鲜明的宗旨，表现了许毅非凡的政治勇气。他同时又指出：“历史在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跟着发展。我们要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大胆破除迷信，破除长官意志，破除林彪、‘四人帮’在财经领域中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精神枷锁。要敢于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拿出新办法，使财政科研紧紧跟上我党工作伟大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两刊在许毅的指导下，起到了从财政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为新时期的财政研究打好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 坚持新时期重大财政理论问题的讨论
两刊在拨乱反正的同时，许毅积极倡导两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新时期重大财政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他指出：“结合每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现实需要有目的地组织调查研究，深入开展讨论”，是我们刊物的特色，不论什么时期，都要“从领导和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积极组织各种专题讨论会，着重研究这些现实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为此，许毅连续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以此不断地引导研究重大财政理论问题的取向。与此同时，还主张在杂志上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集中探讨。这样的引导和集中探讨对改革初期的财政理论建设和财政决策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 坚持历史的和外国的财政研究，多角度地为改革提供参照
许毅不仅在经济学、财政学上卓有成就，而且在史学研究特别是财政史研究上也不失为当代中国的一位大家。他对财政史历来都是非常重视，强调“古为今用”，主张发挥财政史“鉴古知今”的作用，为当前财政改革服务。在他的指示下，《财政研究》拿出了一定篇幅发表相关财政史研究的成果，《财政研究资料》也设了“财政史料”栏目。为了多角度地为改革提供参照，他还主张对外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学习国外财政理论中科学的、合理的部分，以丰富完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和体系。为此，许毅在《财政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经济改革》。同时，《财政研究资料》在1980年一年就发表介绍和研究外国财政的文章达50多篇，不仅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广泛介绍了美、法、德、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和问题。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我国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和财政分配结构等方面都起了一定借鉴作用。
◆ 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学术
许毅主张学术开放，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他指出：“坚持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是学术繁荣的基本保证。”“要鼓励和保证不同的学术观点，并让各种学术观点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要本着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态度展开争论，通过不同观点的积极争论来探讨理论是非。”“对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志，都一视同仁，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求同存异，团结前进。”许毅在创办《财政研究资料》伊始就强调：“我们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提倡学术争鸣，打破过去那种前怕狼后怕虎、忧心忡忡、心有余悸的思想僵化状态。要恢复和发扬我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民主传统。要坚持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让大家开动机器，畅所欲言，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使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认真解放思想，才能在财政科学领域中真正形成一个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局面。”同时，又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学术自由，只有这样财政科学研究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在他的领导下，两刊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倡导解放思想，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活跃学术讨论。这已成为两刊一个鲜明的特色。
两刊之所以能很快独树一帜，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与许毅长期担任主编，领导两刊工作是分不开的。即使他从主编岗位上退下来担任顾问后，仍然支持和指导着两刊工作。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探索精神，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以及无欲无求献身革命的人生态度始终是两刊发展的精神力量。
创建学会与开创财政科研新局面
创建中国财政学会及各类专业委员会，是许毅为财政学界所做的又一贡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经济等各项体制和政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转型期，需要财政理论者研究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许毅教授认为，有必要创立以中国财政学会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组织起更大的力量，团结起更多的人，以团队的形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和管理体系，总结我国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研究在改革开放中财政出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外国财政理论及财政管理工作经验，为财政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创立群众性学术舞台
为了开创全国性的财政科研新局面，许教授提出成立中国财政学会，并为之运筹帷幄，出谋划策。1979年3月，在财政科学研究所和财政部政治部（人事教育司）的组织下，全国财政教材、财政科研工作座谈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作为会议秘书长的许毅，在这次大会上就成立中国财政学会的有关事宜与各方协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经过近8个月的紧张筹备，1980年1月在广东佛山召开了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会议通过选举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敦请薄一波担任名誉会长，选举戎子和为会长，许毅为副会长，并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秘书长。
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带来了全国财政科研工作的新春，广大财政科研工作者深受鼓舞。在许毅的积极协调下，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起财政学会，不少地、市、县也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由于全国财政科研体系的不断形成和壮大，中国财政学会被选为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团体常务理事。由此，中国财政学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85年底，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区以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分别成立了财政学会和会计学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地区性的财政学会1071个。现有45个团体会员单位，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个经济特区，12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个群众性的学术大舞台已经扩展到全国各个地方，全国范围内的财政科研体系基本形成。
宽广的学术舞台，为学术活动创造了用武之地。中国财政学会成立以来，在许毅的亲自指导下，从1979年起，中国财政学会先后组织了第三次（1979年12月）、第四次（1980年11月）、第五次（1981年10月）、第六次（1983年5月）、第七次（1985年5月）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和40次全国性学术专题讨论会。1985年之后，中国财政学会的活动继续蓬勃发展，召开了第八次（1987年5月）、第九次（1989年12月）、第十次（1991年10月）、第十一次（1993年10月）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各次会议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由计划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以及振兴国家财政等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展开深入研究，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与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强化财政的职能作用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提高经济效益、振兴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财政学会也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拓宽研究思路，就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12次（1995年11月）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讨论了振兴国家财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财政基础理论建设等问题。第13次（1998年1月）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讨论了财政基础理论、振兴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强化支出管理、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第14次（1999年11月）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讨论了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公共财政建设、财政风险等问题。第15次（2002年1月）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讨论了公共财政建设、积极财政政策等问题。第16次（2005年1月）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政府理财能力、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与三农、财政运行风险等问题。在中国财政学会的推动下，全国性财政研究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对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财政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中国财政学会，许毅还发起创建了中国会计学会、中国珠算协会等学术团体。在各个组织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由于许毅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主义，从而大大推动了财经科研工作的阔步向前。鉴于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光明磊落的为人，财经学界亲切地称他为财政科研战线的“司令”。我国财政科研领域至今仍保持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许毅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组建专业性学术网络
为了推动财政研究的细化与深化，加强财政各专业方面的学术研究，许毅倡导成立中国财政学会的二级学会，希望通过各种二级学会这个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对财政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有益的工作，有不少专业委员会是他亲手倡导筹建的。1979年，许毅和于光远等同志一道，创立成本研究会；1981年9月，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创立了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并担任该专业委员会的顾问；1985年10月，他还创立了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1986年6月，成立了企业财务研究专业委员会。2004年，中国财政史研究者呼吁成立财政史学会，许毅看到报告后非常支持，经过他的协商和努力，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4年成立，许毅担任名誉会长。在许毅的倡导和关心下，各种专业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立：1984年外国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1985年中青年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2003年旅游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2003年城镇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目前已成立了十几个专业委员会。
对于各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展的各项活动，许毅也是给予大力支持。2005年，89岁高龄的许毅亲自参加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召开的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暨第14次全国民族地区财政理论讨论会，并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许毅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各专业委员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集。特别是民族财政研究会20多年来共召开15次理论讨论会，还多次组织专题调查。总之，各类专业委员会与中国财政学会和省、市、自治区财政学会一起，完善了财政研究和学术交流网络，为广大研究者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和众多的渠道。
财政科研新局面的形成
许毅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中国财政学会和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他的筹措和支持下，各级各类财政学会目前已经建立健全，从此出现了财政科研的新局面。
◆ 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应用研究相结合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毅高度重视财政理论的研究。他认为，财政理论的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又要做到与时俱进。同时，许毅对中国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如对于中央高度重视的三农问题，他给予了长期的关注。他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不是关在屋子里面，闭门造车，而是亲自或委托科研所同志到农村去，与农民以及基层干部交谈。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调研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许毅认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可以发挥各自的功能。因此，他特别擅长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探索》为题，提出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现阶段应当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转变观念，发挥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大服务”功能。
◆ 群众研究与专业研究相结合
许毅认为，财政科研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财政科研不仅是几个人的研究，群众是财政科研的“源泉”，它能为财政研究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群众是财政科研成果的“读者”，最有权利对财政科研成果提出意见；群众是财政研究的“市场”，没有群众的参与，专业研究将失去前提和基础。同时，他又认为，财政学是一门专业性和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财政管理涉及各行业、各部门，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管理研究也要有专业人士参加。专业财政研究可以避免少走弯路，切中问题要害。而中国财政学会正是联系群众研究与专业研究的纽带和桥梁。通过这条纽带，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来自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人员向群众学习，向非专业人士学习，同时群众研究者也从专业人员中汲取专业研究的精华，这一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部科研所与地方科研所相结合
许毅一贯主张，财政科研要将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中央层面的财政科研人员对全局和理论性的问题把握较准，对未来预测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地方科研人员和地方实际部门的同志对现实情况的了解更为具体、更为细致。只有将二者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财政科研人员提出的政策建议才可能兼顾理论价值和现实可操作性，财政科研成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正好把中央层面研究人员的优势和地方实际部门研究人员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因此，以中央财政科研部门为指导，各地方参加的协作课题研究方式沿袭至今，深受中央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好评。
◆ 前瞻性研究与现实性研究相结合
许毅主张，科研工作及其成果总体上应具备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同时又以同步的、跟踪的研究来配合策应这种超前性。理论、政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高度和深度，即以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对实际工作产生能动的指导与启示作用。当然在具体掌握上，又不可一味追求超前，为超前而超前。同时，注重一定的超前性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同步和跟踪的研究，没有后者，便无从做出超前性的研究，也无法形成和增强后续研究的超前能力。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毅等就提出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的思路（即“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和一级预算”），这一大思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变为现实。但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就是比较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为此，分税制刚颁布实施不久，财政部科研所就在许毅的指导下，“兵分六路”，奔赴全国各地调研，及时将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到中央决策层。既配合了实际工作，又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新体制作了必要铺垫。受许毅的影响，财政学会不少同志也非常注重前瞻性研究和现实性的有效结合，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此说明，由于中国财政学会及各类专业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各种学术活动的蓬勃展开，我国财政科研出现新气象、新局面，财政科研的事业正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学习、继承和发扬许毅精神
许毅在财政科研事业上的历史功绩和他倡导的科研新风气，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财科所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许毅倡导的“开拓、开放、务实、创新”的新学风继续发扬光大，使科研工作又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财科所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在三农问题、财政风险问题、公共财政问题、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财政政策等新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有不少受到财政部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好评，进一步发挥了“智能团”的作用，为国家重大财政经济问题的决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国内外学术交流更加活跃。2001年至2006年，财科所主持举办了中国财政学会年会暨理论研讨会，得到了财政部领导的好评。两次与社科院财贸所、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合办《中国财税论坛》，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国际上的学术交流比以前更加广泛，每年都派出考察团到各个国家进行不同课题的学术考察活动，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中国财政经济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报告，为党的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此外财科所还连续5次参加了国际财政年会，对相关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和政策进行了详细考察。还有不少同志应邀参加了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另外，与国际上合作的科研项目，邀请国外专家来所举办各类小型国际研讨会等也越来越多。通过学术交流和合作，财科所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方兴未艾。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许毅老一辈倡导的优良学风，也是财科所坚持不变的研究途径。在每一个课题的研究中，不论科研所领导层还是一般的科研人员，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或以课题组的形式，或以个人的形式，到全国各地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中，财科所组织到安徽、山东、吉林、辽宁、新疆等许多地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为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还和财政部各业务司加强合作，了解财政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使研究成果做到有的放矢，达到抓准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效果。
锐意创新的意识越来越强。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任务、新课题、新问题，对财政科研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财科所在研究中创新的意识越来越强。在公共财政理论、财政风险防范、深化省以下分税制、财政政策的转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方式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政府部门的好评。除此以外，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还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在国家宏观经济预测和“十一五”规划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总之，财科所从1956年创建到现在，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科研成果不断升级，社会影响不断提高。师资力量日益雄厚，办学方针日益科学，人才培养日益增加，两刊质量更加提高，财政学会愈益强壮，春秋五十载，声誉满神州。
与时俱进，饮水思源。看到财政科研工作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的局面，我们不由得对许毅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财政科研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他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如果把财科所比作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许毅就是拓荒耕耘的种树人；如果把财科所看成是一座学术殿堂，那么许毅就是它精心的设计者。
尤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许毅奉献给财科所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他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深入实际的务实风格，深深地感化、影响和引导着我们，不仅有益当代，而且惠及后人。他亲自倡导和实践的“开拓、开放、务实、创新”的学风已成为财政科研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认真践行，发扬光大，不断开拓财政科研的新局面。
主持总纂：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
牵头负责人：贾康
撰稿人：赵云旗 陈少强 申学锋 史卫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