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进步活动。童年的许毅深受家庭影响，他不知疲倦地跟随姐姐参加游行、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而这也无疑成为许毅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在根基。
自幼接受“普救众生”人道主义教育的许毅，立志长大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学贯中西、悬壶济世的良医。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父为避杀身之祸，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原本富足的家境自此每况愈下。
1930年，由于生活贫困，求学无望，年仅13岁的许毅不得不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当起了学徒。在工厂的三年时间里，他手脚勤快，深得老板赏识，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时间学习文化与会计知识。酷爱学习的他，从每月两块银元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认真阅读，探寻人生道理。《万有文库》成为他那时最好的精神食粮，英国大科学家牛顿、美国大发明家富兰克林、中国当时的新兴实业家张骞等人的精彩事迹都成为他追寻的人生目标，而这段纱厂的工作经历则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从事财经工作的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原本以东北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南通民族纺织业由于日本布匹的倾销而受到了沉重打击，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对产业工人的双重压榨，使得工人原本就很微薄的薪水一降再降，而工作强度却不断增加，这些亲身经历让许毅对于“三座大山”的反动本质有了最初的淳朴认识。一次，他从小学同学江一帆那里看到了进步书刊《生活周刊》，其中针砭时弊的评论和对唯物辩证法深入浅出的宣传使许毅如获至宝，看得如醉如痴。从此，为了穿破迷雾、寻求光明，他为自己开出了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这个“药方”，而上海生活书店则成了他的“药房”，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一剂剂对症良药让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有了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都曾使许毅备感疑惑，而那些进步书籍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答。由此，许毅开始逐渐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共产党，国民党为什么反共，为什么对日不抵抗，青年的前途何在……而对于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向往之情也逐步加深。
回首这段经历时许毅说，一个学徒工只有得到了先进理论的武装，才有可能使自己从自在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其中他特别提到了《大众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启蒙对他的重要影响，书中为了说明量变到质变的道理，特别举了雷峰塔因为基座的砖不断被迷信的民众抽回家中用于避邪而最终倒塌这样一个形象的例子，而其他如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规律等分析方法都令许多此前难解的问题豁然开朗。
在抗日中点燃革命激情
1934年，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倾轧变本加厉，大生棉纺三厂大规模裁员，许毅由此失业，这更让他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命运联系得是如何紧密。1935年，许毅经父亲友人的介绍到邻县如皋的一家盐店当店员。作为负责制作食盐运销情况报表的助理会计员，许毅需要按旬、按月向外国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报送报表，由此他更加直接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盐政的控制和剥削。做会计员期间，他也对资本家敛财的秘诀逐渐有所了解。盐店共有三本账，第一本是假账作为上报盐务稽核所之用，第二本是含水分的账用于提交董事会，第三本反映真实家底的账则由老板一手掌握，第一本账由外账房来做，后两本账由内账房把持。作为助理会计，许毅是没有资格接触内账房事务的，而内账房充斥的争权夺利也让他深为反感。旧社会的这些乌烟瘴气和人情冷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阶级意识。在此期间，许毅报名参加学习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函授课程，接受现代会计教育，后因“八一三”抗战爆发邮路中断而被迫中止。
1935年的华北五省危机以及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让许毅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从此他开始主动投身到抵抗外侮的运动中来。平时在盐店做工，假期则回乡与上高中的弟弟四处贴墙报宣传抗日思想。1936年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和东北义勇军在喜峰口痛击日本侵略者的消息进一步强烈地冲击着许毅的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的痛恨、对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的不满都激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为深厚的向往。
1938年3月18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南通县城，转天又占领了如皋。许毅离开盐店启程回乡，一路上他反复思索着如何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回到家乡之后，他便同昔日好友一起自发组织起了各种救亡运动。从此许毅踏上了一个革命者的征程。
在投身抗日救亡之初，许毅和朋友们试图寻求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但屡屡碰壁，此后他们组织了自发的“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宣传。随着影响的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吸收他们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日团体。许毅曾先后在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办的“宣慰总队”、“国民党特务总队第八大队政训队”做过宣传工作，1938年5月到7月又在国民党海门县党部办的《新海门报》从事抗日信息、国民党中央战报的编辑工作。然而每到一地，他那深受进步书刊影响的思维方式和风风火火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必然受到国民党官员的限制、排斥和打击，并被视为“赤色分子”。这个时期的经历，让许毅对国民党在事关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仍积极反共的面目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参加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
1938年11月，许毅辗转通过当初“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的一位好友介绍，在如皋县马塘国民党的“抗战支队”中找到了苏北地下党组织“中共江北特委”，他和其他几位宣传队的骨干分子主动向组织要求到敌占区开展地下救亡工作。后经组织批准，他们组成了受“江苏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支队”领导的“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到敌占区进行活动，由许毅担任联络部长。进入南通县城后，工作团对外以“读书会”名义进行活动，他们出版了一份油印《导报》，在县城里和姜灶镇设了一个流动图书馆，许毅参加了组建图书馆的工作并组织读书活动，在此期间他陆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战略与策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第四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史沫特莱等人的著作。武汉失守前，他又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以及秦邦宪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营养，还积极向他人推荐宣传。这些书籍的传阅，自然而然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许毅和战友们逐步懂得了要解放自己，必先解放群众，解放劳动人民，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懂得了要明辨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与非、爱与憎这些辩证统一的关系。为了长期隐蔽、坚持地下斗争，许毅同战友张冰、张炎、庄志逵等人还在姜灶镇集资开办了“新民”绸布店和“甦声”百货店。
经过近8个月的抗日救亡活动，许毅初步经受了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的信任。此后，他向组织建议，由他及几位昔日“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的核心成员到敌占区去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战火考验中光荣入党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斗争形势更为复杂。地下党负责人陈伟达、梁灵光派人指示许毅搜集军事情报，协助部队解决给养。许毅坚决执行了组织的命令，顺利完成了任务。地下党组织对许毅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陈伟达等领导同志还专门到商店来考察工作。但由于保密工作不严，他们的行踪被国民党顽固派发现，遂将商店列入“赤色组织”名单。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势力突袭了新民商店，由于许毅当时正在护送有关同志到刘桥的路上因此而未遭毒手，但姜灶镇的地下工作系统则遭到了破坏。
此时陈伟达、梁灵光等人正准备率领“抗战支队二大队”转移，陈伟达指示许毅留守参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及善后工作。寻找合法身份成为留守工作的首要前提，恰巧此时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两淮盐务税警一团正在招考政工人员，许毅受陈伟达指示带领7名抗支政工队的同志以应考的方式打入了税警一团。在这7名同志中，有几人已经是地下党员并组成了党小组，而许毅则以税警一团政工队副队长的身份作为党外人士领导着有地下党小组存在的政工队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把石港镇的群众组织动员了起来，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被捕的同志营救了出来。
针对苏北地区当时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环境，党组织决定加强统战工作，并派许毅协助黄逸峰同志从事统战工作。当时黄逸峰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建设委员会”中将委员，他以此身份在苏北劝说各派武装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经黄逸峰与税警总团总指挥陈泰运协商，派许毅担任陈泰运与新四军的联络工作，公开身份是税警总团指挥部副官。
1940年9月，陈毅同志指挥新四军苏北主力攻克了姜堰，而此时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则在东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向新四军驻地黄桥全面进攻。保持中立的陈泰运等人将韩德勤进攻黄桥的军事部署通报给了黄逸峰，并同意新四军部队穿过其防区向韩德勤主力部队指挥部发动突然袭击，许毅将这些重要情报及时地送到了新四军领导手中。在9月30日到10月6日的战役中，新四军主力一部5000多人一举击溃了韩德勤4万余人的武装。
黄桥决战后，陈泰运、李明扬等我党统战对象感到今后与新四军防地直接相交容易出现矛盾和摩擦，于是请黄逸峰同志出面组建一支抗日联合武装驻扎在新四军和陈泰运、李明扬部之间作为缓冲。黄逸峰派许毅将此事向陈毅同志当面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陈毅同志同意建立联合武装的指示。1940年10月10日，由三方派出兵力，黄逸峰任司令员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曲塘镇宣告成立，许毅担任司令部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继续负责与陈泰运、李明扬部的统战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为了建立“联抗”政工干部队伍，许毅先是联络原“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骨干分子，随后活动于南通、如皋所属乡镇，随后又专赴上海，先后动员了3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联抗”。
在政治部工作不久，许毅担任了“联抗”一大队教导员，实际是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核心任务之一是抓党的建设，教育进步指战员认识共产主义，发展进步的积极分子入党。然而那时，他本人还不是共产党员。究其原因，许毅此前曾参加过几个国民党所属抗日团体，后又组织领导地下党的外围抗日组织，此后一直在黄逸峰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因此“联抗”党组织中的同志误以为他社会关系复杂，需要进一步考验。但那时许毅以“红色白丁”的身份领导着所属连队的政治指导员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可见“联抗”党组织对于他是充分信任的。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联抗”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参与了反击战役。许毅因为在雨水中连日征战，过度疲劳而感染了伤寒病，幸好得到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的正确救治得以最终战胜病魔获得了新生。在此期间，政治部主任张孤梅同志带来了组织正在考虑他入党问题的消息。1941年5月，许毅历经风雨沧桑终于在“联抗”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
在后勤保障中步入财经战线
1941年9月，“联抗”领导为了加强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任命许毅为“联抗”司令部粮秣管理处主任并兼任泰北办事处粮赋科长，他由此从统战工作、敌工工作和军事工作转入了革命财经工作，1943年起又兼任江苏省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和生产建设科科长。从此，他便开始了与财政工作跨越一个甲子的不解之缘。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毅又奉命调到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任军粮特派员和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烽火连天、峥嵘岁月的革命斗争，使许毅积累了丰富的财经工作实践经验，铸造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敢于在复杂形势下开创新局面的领导风格。自此，斗转星移，荣辱炎凉，南北转战，风云激荡，许毅一步步成为新中国财经事业的实践者和著名的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在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无疑为他后来财经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国民党在苏中地区集中2万人向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粟裕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集中3万人在苏中地区的运动防御作战中创下了七战七捷的光辉战绩。在此期间，许毅在陈丕显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支前工作，负责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
七战七捷之后，我军主力部队向山东解放区北撤，许毅奉命在根据地坚持工作，任苏皖一分区财经分处主任兼粮秣总站站长和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1946年至1948年期间，许毅和战友们紧密团结，依靠根据地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办起了米厂、面粉厂、肥皂厂和毛巾厂等，保障了部队的基本供给。他在动员、组织工人坚持生产的同时，也在探讨如何管理公营企业和按劳分配问题，并尝试性地制定了厂长责任制、经济核算制等若干管理制度，不仅依靠政治宣传，也通过一定的物质利益原则，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体现了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
1948年8月，许毅调任华东行政公署任粮食局副局长。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他担任华东支前司令部粮食局副局长，兼任财粮部副部长。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任苏北粮食局局长，兼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陈云同志的指挥下，许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他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负责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食和棉花，粉碎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敌特势力利用“米棉之战”欲置新上海于死地、从经济上搞垮共产党的阴谋。在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经济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许毅于1950年初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北地区，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任计划处长，进入解放后的上海，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
从纱厂小学徒到华东地方大区财政部计划处领导，许毅整整经历了人生20个春秋，而其间人生角色的转换、思想境界的巨变，可谓历尽艰辛。回首往事，许毅感慨地说：“正是民族的危亡，才促使我去寻求一条救国之路。国民党政府从不抵抗到消极抗战，失尽民心，促使我们热血青年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是自在的基础让许毅在旧社会纷繁复杂的学说中剥茧抽丝，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正确方向，那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领导才能和业务水平则是许毅有意识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走向自觉的一个过程。
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与财经理论的科学探索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了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新阶段。许毅同志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与党同命运共呼吸，既有振奋和欣喜，也有挫折和悲伤，但总的说来，他在这个伟大实践中，在三代领导人的统率下，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在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方面都得到了升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实践到理论的探索
恢复时期，许毅同志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任计划处处长，负责这一地区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比战争时期管理一个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和军需后勤供应复杂得多。
此时，什么是国家财政、怎样才能做好国家财政工作，成为摆在包括许毅在内的解放区进城财经干部面前的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军政开支很大，而国民经济尚未恢复，财政十分困难。许毅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陈国栋、副部长宋季文的组织带领下，一方面加强对财政收入、重要物资、军政机构经费的统一管理，把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有计划地使用，支持当时“边稳、边建、边抗”的多方面需要，另一方面还努力学习财政经济理论。但是，旧社会留下的大学教科书《财政学》所论述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公共财政”理论，明显脱离于我国的财政经济实践，而从苏联引进的以货币关系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和学说，又与当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不相吻合。这迫使许毅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出发，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他深深地感到，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经济理论，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关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亦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这一论述，对于许毅关于财政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一直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许毅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特点的主要方法。例如，1953年以统一税赋和简化稽征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物价的波动，工商业人士反映比较强烈。许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税制改革后的商品流转税的稽征过程进行了仔细的追踪调查，发现属于连续加工的工业产品在实现深加工过程中有被重复征税的问题，以及流通过程的第三道批发商存在着批零划分不清的问题。从中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税收和物价的相互制约关系，体会到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的复杂矛盾性。许毅从来不愿意被动地接受一种现象、一种既成事实，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关于修正税制问题的调查，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理论的再认识，激发了他深入学习和研究理论并成为红色专家的决心。
1954年，许毅被调入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1956年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掌管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的财务管理，他更加意识到肩上担子的分量，认识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
1958年，许毅转任基建财务司副司长和第二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职务的升迁、岗位的变动，一方面是客观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也成为他主动把握自己未来理论研究发展道路的基石。正是众多专业岗位上的磨炼锤打，使他具备了广博的财经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以后进行有创见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时刻不忘学习理论，既务实，又务虚，在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同时，他积极向经济学名家请教，与王琢等同志一起，参加了由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骆耕漠、宋涛、秦柳方等专家学者组织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他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与这些大家探讨基础理论问题，又经常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矛盾提到会上，请他们在理论上给予论证和解释。这使他能不断地剖析和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从理论高度认识事物的本质，并且提出了许多单纯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所难以得出的真知灼见，逐步树立了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国民经济出发来研究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观念。他在刻苦磨砺中读完了“我的大学”，实现了从进城干部到“红色专家”的脱胎换骨的转变。
1956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不断加快，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却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财政出现了赤字，物价开始上涨，许毅对此深感忧虑。他从薄一波同志的“二三四”理论和陈云同志的“四大比例、三大平衡”理论中，深刻领会了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财政与国民经济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比例、平衡关系永远是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据此，许毅开始把比例和平衡关系作为他建立财政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从事财经管理实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观点。
许毅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向社会学习的原则精神和科学态度。他从企业核算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核算和财政、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的“小核算”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大核算”，即宏观经济。这一观点，在当时中央组织举办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上提出后，许毅开始在经济理论界以“大核算”的代表出现。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许毅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特点的主要方法。在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岗位上工作时，他对流动资金、固定资金这两大资金的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所有这些，使许毅在财会管理、财政研究上初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风范。
在对若干典型工业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许毅的第一篇经济论文《关于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四期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就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核算同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的矛盾和统一提出了独到见解，把传统上只讲微观企业核算的经济核算研究推向了宏观领域。他指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经济核算是以国民经济范围的全面核算与个别企业核算的统一为基础的。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从国民经济范围去安排个别企业的核算”，“国民经济范围的核算与个别企业的核算，在基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统一体内也有矛盾，即国家计划集中指导、统一安排与发挥企业经营主动性之间，既统一又相互矛盾这样一种关系。指出这种矛盾是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承认这些矛盾，自觉地去调节和解决这些矛盾，改进经济核算工作。实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的统一。这一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索，把经济核算研究推向宏观领域，并启示人们对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
从时代背景上看，1958年是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度的大跃进时期。在这个宏观决策上出现战略性失误的时候，许毅提出国民经济大核算的观点更显得难能可贵。随后，他以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深入调查研究了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并同王琢、黄菊波合作，于1959年写出了专著《流动资金简论》。1981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又完成了《社会再生产规律与流动资金运动》一书，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对《流动资金简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这表明他从宏观决策角度研究流动资金的理论又有了新的突破。
继1958年8月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又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全国钢产量翻一番和在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目标。“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许毅在狂热的经济口号面前感到十分困惑，但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强迫自己臆造了一个“土法炼钢，取其精华，制成机器再出产品，如此循环往复必有重大价值”的公式，以否定自己先前认为土法炼钢得不偿失的怀疑态度。然而，许毅的批判眼光并没有完全消失，当理论权威陈伯达提出要废除企业中的八级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时，许毅和王琢、戴圆晨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针锋相对批驳陈伯达观点的文章《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工资政策》，认为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是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
“大跃进”期间，国民经济的比例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银行资金都失去了控制，作为国民经济总核算的财政部，比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更迅速、更直接地感到“危机”的存在。对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组织许毅等几位财政部的得力干部，研究现时国民经济全面困难的症结，并将其比喻为“关门捉鬼”。按照这一指示，许毅和田一农、王琢等同志一起，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为指导，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核算工农业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支、基建投资、信贷收支、商品流通、物资供求关系与库存数量等，得出了符合当时国民经济实际情况的结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重工业比重失当，财政是假结余真赤字，银行靠增发货币支撑信贷规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许毅等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已经在诸多方面体现出“经济危机”的特征，他特别以画龙点睛之笔总结性地写道：“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李先念将这一报告带上了1959年7月的庐山，准备送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没有想到，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就“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向毛泽东同志递交了措辞激烈的“万言书”，招致严厉的批判，以致原本准备纠正“大跃进”失误的庐山会议，变成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议。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李先念没有向会议提交许毅主笔的“捉鬼”报告，许毅也因而得以免遭株连。
探讨许毅财政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关门捉鬼”的报告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笔。许毅在财政部工作5年后，已经初步具备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能够透过对经济统计数据的科学分析，抓住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
统领科研队伍，开创科研工作新局面
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我党历来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但自己重视研究工作，而且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设立政策研究室，从事政策研究。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中央20个部委对经济工作的汇报的时候，指示财政部要建立研究机构。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得以顺利建立，但如何开展财政研究工作仍然是一个新课题。
1963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多的许毅，向财政部党组主动请调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专职从事财政科学研究工作。面对亲友们对他“弃官从文”的质疑，他解释道：“我从小爱读书，对做学问的兴趣一直比做官的兴趣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次重大失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痛感应该找一找经济建设的‘理’，而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再到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理论界对经济规律的痛苦认识过程，使我深深感到‘知理’之难，知与行的统一之不易。”
作为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和财政部党组成员，他履新后立即开始着手认真探索财政科研的特点。他认为，科研所和政策研究室既有共性又有差别。共性在于都是领导部门的参谋机构，但政策研究室更直接地为领导日常决策服务，因此它所选择的课题就有紧迫性和易变性。研究所则需要对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作系统的深入的探索，要把为中心服务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因此它所选择的课题就须更具有战略性和稳定性。许毅还认为，业务部门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研究机构也有不同，学校的研究机构要解决的是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并不断更新知识；业务部门的研究所对学科建设必须紧密地围绕着为实践服务这个重心。因此，他既反对研究所的同志做经院式的研究而不重视与实践结合的偏向，又反对单纯赶浪头而忽视冷静下来做系统研究工作以及一味跟风而动、不能冷静从事系统研究的偏向。自此，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科研所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一再升温。
为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研究国家财政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1964年8月，财政部科研所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的财政学理论研讨会。会上，许毅针对个别同志主张“理论—实践—理论”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的精髓。
注重调查研究，用好唯物辩证法的解剖刀
入主科研所后，许毅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学会分析矛盾，又要求大家密切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深入实际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和他在一起工作，一年至少要有大半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他并不反对人们在工作之余做些有意义的消遣，但他绝不游山玩水，而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由于他善于带着领导要求解决的中心问题到实际中去找答案，所以他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有较好的成效。1963~1965年，许毅带领全所同志做了对老工业基地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问题的调查和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财务关系问题的研究，以及价格问题的调查。1978年研究所重新恢复以后，他又带领大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农村社队企业和农业生产经营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调查报告，并用这些素材丰富了自己的理论认识。研究人员经过这样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感到自己的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许毅一方面要研究人员接触实际，调查研究，又要求他们勤于读书和写作，不断使自己的认识升华，同时积极为他们创造调查研究的条件和给他们创作假，以便集中力量拿出成品。
许毅认为，对外宣传要讲政策，学术讨论要讲民主。因此，他十分重视活跃研究人员的思想。他是一个勇于争论而又服从真理的人，他有时故意把自己当作靶子要大家和他争论。他和同事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慷慨激昂，但会后仍然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探索真理就必须遵循辩证过程，这就是说必须通过争辩把矛盾的各个侧面都充分暴露出来。这样经过分析加工然后才能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好处。
许毅要求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上十分注意运用比较法，他把这种方法叫做“中外古今法”，也就是通过比较鉴别来认识真理的过程。他自己就是善于运用比较法做研究的模范。比如他十分重视把社会主义财政和资本主义财政作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搞赤字预算的原因、条件和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对赤字问题形成了富有辩证色彩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积极财政的建设职能的过程中，发行国债等手段的实施会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一定数额的财政赤字。对赤字的问题我们应当加以正确认识，不能一概而论。赤字可分为赤字一和赤字二。赤字一是因经常费用透支或用于军备竞赛和侵略军事开支等而出现的，是用于消费的，是今后必须归还的一种财政透支，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之不应采纳。而赤字二是在不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额而发生的财政赤字，只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其结果必然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财政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西部大开发而投资兴建的公路、铁路、机场等项目都属于生产性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它没有透支国民收入，属于对社会资金的调度，因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同时可以为今后增加收入。赤字二同资本市场的国债、股市的投入产出原理是相同的，因而是无可非议的。当然，在使用过程中必须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
反对陈规，锐意创新，集财经理论研究之大成
许毅担任财政科研所所长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古为今用”与“古为今戒”相结合，“洋为中用”与“洋为中戒”相结合，因而在以对财经领域为主的众多财经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工作中，他那种勇于进行学术争鸣，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的学术风格尤为鲜明，即便是对他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而是坦诚相见，以理服人，可谓大家风范。
◆ 倡导“国家分配论”
许毅和他的同事们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财政学主流学派的“货币关系体系论”，作了深入剖析。这一观点认为，财政是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价值分配，财政同商品和货币经济有本质联系。许毅认为，此观点虽然从生产关系的高度来认识财政，却混同了分配与交换这两种不同的货币关系，模糊了不同社会制度下财政的职能和作用，使财政变得无所不包。正是对这一观点的辨析和批判，使许毅开始形成了国家分配论的一些基本认识。
许毅还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属于经济基础，财政分配政策、分配杠杆的运用是上层建筑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手段，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财政政策和财政杠杆的运用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手段。许毅有关“国家分配论”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三大基金、六项扣除”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以消费与积累两大基金合理安排为基点，以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为架构的，并且认为财政是国家利用政权来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重要杠杆。可以说，他后来的财经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许毅关于“国家分配论”的上述观点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使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经济研究中的主流学派的主要代表。同时，在与其他学派的争论和相互推动中，逐步发展并走向完善。并在后来出版的《财政学》一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 创新《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学界编写的财政学理论书籍，一般都采用收支平（平衡）管（管理）的体系，其主要内容是研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财政管理的各自规律和相互作用关系。从“国家分配论”出发，许毅认为上述研究路子局限性很大，不足以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基本矛盾。他认为，要抓住财政学的本质，就必须抓住制约财政活动的基本矛盾，必须回答社会主义财政活动的目的，搞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其特征。许毅从财政活动收收支支的表象中看到了深层次的运动，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回顾与反思中，认识到财政关于收支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制约社会总产品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在1981年第一次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之后，他与陈宝森等同志一起在有关院校同志的协助下，编写了《财政学》一书，这本书专门研究了以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矛盾为主线的、分层次展开的分配结构问题，研究了分配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许毅系统地研究了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工作中，应该用财政、信贷、外汇这些货币形态的综合平衡来制约物资供求平衡。要在既定财力范围内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安排好，而不能超过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搞高积累和高消费。
书中许毅还专门研究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强调应该通过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政策杠杆来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应该研究如何运用税收杠杆和其他经济杠杆来影响和调节各种经济成分的内部分配，使之符合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积累和消费安排的总要求。由此，许毅为中国财政学理论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对财政学科认识的终点。
◆ 提出“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财政分配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预算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调控作用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仍然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观念看待财政分配，在理论上出现了对“国家分配论”狭隘化的理解以及错误的观点和主张：或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使财政分配脱离社会分配的整体；或强调财政分配的强制性，忽视财政分配与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联系；或将财政分配局限在预算收支的小框框内，单纯强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或强调所谓财政的非生产性、寄生性和服务性，将财政分配与生产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剥离开来，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财政”、“公共产品论”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而对财政工作应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和财政信用等法权形式调节社会经济结构，调控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缺乏认识。
许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财政理论必须有新的突破，要从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等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为此，许毅于1993年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他撰文论述了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以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基金、六项扣除为原理，形成了熔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于一炉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学框架。他说，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也正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199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批财政经济研究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编写了《走向新世纪：中国财政经济理论丛书》，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经济结构转轨时期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与财政分配的内在关系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广义财政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辩证关系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许毅始终坚持“宏观能动论”。他指出，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在单个商品的生产中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要求把全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类型商品的生产劳动上，也就是要求对整个社会生产力进行合理配置。在这种社会生产力的配置中，国家应当是能动的。只有以国家为主体，自觉地应用分配杠杆，在宏观上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调整需求的总量、结构，使“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协调发展，才能使再生产减少盲目性，从而顺应价值规律。
针对改革过程中争议颇大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许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刻揭示了所有制与产权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并非简单的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它是社会历史范畴，是生产方式的内在要素，必须具体体现在生产决策和成果分配上。许毅指出，将产权等同于所有制，认为只有将产权量化到个人才算清晰，主张二级所有制，实际上是将国有转变为私有，为私有化开道；将责任制与所有制混为一谈，主张“企业所有制”和“法人所有制”，实际上是否定公有制主导地位。许毅坚持：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本质是不能改造的，对其明晰产权是科学界定和不断调整国家所有者与企业法人代表及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改善国家的所有权管理。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有人说许毅是计划派、保守派，反对改革。这种说法更被香港的报章作为内部揭秘而炒得沸沸扬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许毅同志在经济学界讨论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确实曾经更强调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大计划、小自由的思想，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和全党在此问题上认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之后，他早已修正了以前的观点，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完全拥护。这绝不仅仅是组织上的服从，而是以自己在实践中的独立判断为依据的。因此他对市场的看法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不同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偏废的。他还认为不能把政府和市场分配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也不能不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同机制，或把国家财政参与国民经济分配作为一种负担。政府要真正站在全局的角度，引导企业和居民，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发现和研究市场需求，制定长远的财政经济发展战略。
许毅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需要由国家这一主体来实现，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它存在的目的同时也是把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控制在社会正常发展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而顺利实现统治阶级的发展意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正体现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二位一体”的职能。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这体现了我们的党和国家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思路。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但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阶层能动作用的发挥。当前，国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来改造小生产，发展大生产，充分发展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政权来进行再分配，合理调节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把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控制在不至于影响社会发展的范围之内，这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实践。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经济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伴随着这个过程，税收在GDP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加。此时，税收除了继续发挥筹集财政资金，维持上层建筑正常运转的作用之外，其作用更重要地体现在宏观调控方面，包括调节资源配置，调节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国家主要通过制定税收政策等方式来有意识地引导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调节社会总供求的宏观平衡，并实现社会再分配的合理化，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 超前研究三农问题破解之道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许毅即着手调研“三农”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他的研究重点更是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调研，一向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毅通过不同渠道，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大开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一贯的大思路认为，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只在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要使农民致富必须对现有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通过土地的转承包，通过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来解决问题。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走向高度分工的过程，也是农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化生产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村生产方式革命是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有力的事前组织领导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这个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应该由各级政府担任。政府部门不能等着市场自发的力量进行生产组织形式的改造，而应当主动出面组织引导各种生产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建立新的领导体系，以财政金融作为调控的主要杠杆，实现发展计划、农业技术、农业物资、生产流通、人才交流等相关部门的整合。此外，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系列问题。不推动农业产业化，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工业化的带动和城镇化的支持，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者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是起点，工业化是保障，城镇化是依托，三者的发展应当形成合理有序、良性互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许毅认识到运用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性，提出了必须运用资本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改造，要以资本为纽带改造广大农村存在的小生产方式，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资本的理论观点。
◆ 展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
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世界客观形势，许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目的与人类社会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转型期应当把握的原则及立场问题。他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社会化的，从根本上说，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反映的都不是简单的公和私的问题，而是社会化的程度问题，它们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社会化的程度越高，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正体现在社会化程度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上，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需要从全球角度着眼。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实现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并且应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导生产向着更高的社会化程度发展。但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全社会范围内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水平，生产社会化总体程度仍然很低，小生产在数量上仍占多数，虽然实现了商品的社会化生产，但也只是低层次的社会化，小商品的社会化，这一切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马列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生产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没有大生产为基础，没有生产的革命化进步，小商品的社会化发展走不远。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从而消灭剥削，消灭三大差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三个大大（生产的大大发展，劳动产品的大大涌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资本、组织、生产、流通、服务等都全面实现了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距离这个要求还相距甚远，要实现社会化的任务只能一步一步地求得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同时使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革而变革，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快速、健康、协调的发展。
针对苏联教科书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由此许毅认为，我们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变革，目的是通过改造不适应时代形势的经济体制来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新的生机，并采取一切积极手段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市场经济建设经验。在此必须牢记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可以往来，但是这种往来只是在工商业和经贸往来的具体操作方式上的接轨，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保证自身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与国际通行的经贸“游戏规则”的接轨，这属于方法的转变，属于制度层面的接轨，而不是方向的转变，在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问题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和动摇的。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再生产理论明确了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定位：财政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必须和交换一起，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而且最终为消费服务，因为国家的战略方针、发展政策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个目的上来。这里所说的消费，不仅指现在的消费，同时还是瞄准2050年我国基本达到了现代化条件后的消费。此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为了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在经济战略与国防战略互动的前提下维护我们发展的安定局面，我们还必须把消费的眼光从国内放射到全世界。以上三点就是我们不断促进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财政调节宏观经济的目标也必须与这一消费目标相一致，从而使财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能充分体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
许毅还认为，在实践中，国家通过财政对社会总产品进行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从而达到调节社会各阶层分配关系的目的，同时也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力地影响和调节着生产力结构，实现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目标。因此，除了简单地对预算收入进行再分配和提供公共产品这些表层的功能以外，财政政策更深层次，也是更根本的功能是通过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进行，进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顺畅发挥。财政作为国家制导经济的手段之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等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许毅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分配不是在某一个特权阶级支配下为这一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这个财政的本质与“公共财政”强调的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对公共财政范围的界定上面。社会主义财政发挥作用的范围绝不应该只局限于提供公共产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财政所讲的服务首先应当是“大服务”。所谓财政的大服务，主要体现在方针、路线、政策、战略任务的制定和引导方面，表现为宏观意义上的服务，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事之上的服务，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本加以充分运用，使其为建设服务，而不是做资本的奴隶。财政的大服务是为社会的总体服务，主要体现在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方面，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在实施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强调三大经济规律的交互作用，达到以少量财政资金和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目的。当然，政府的服务最终也会体现到一个个建设项目上，特别是投入财政资金建设那些私人不愿做或无力做的项目。与战略任务相比，这里的每个建设项目都相对成为了小项目，然而它们却正是大服务的具体体现，是微观层面对宏观的体现。从纵面，也就是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说，作为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和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东西南北地形气候不同，各个民族的特色不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政策适应所有的局面。因此必须建立分级负责制，也就是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调节之下，要建立中央、省、县三级政权，明确其相应的事权和财权，不能把财政限制在狭小的预算管道内，各地方应当建立自己的预决算，不能是完全集中的高度统一，但又不同于国外的联邦制。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毅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科学性，他本人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随着时间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业已形成了“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总结理论，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再达到更高的理论高度”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良性循环。他一贯强调，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实施，还是实地的调查研究，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则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进行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都必须既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脉相承，又要做到与时俱进。一切研究都要从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否则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会脱离实际，出现偏差。
许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因此，研究新时期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必须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并且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他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分配论需要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而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务必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不仅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更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财经史学研究的特殊贡献
在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许毅也是兼做财经历史问题研究的一位大家。他认为，财政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累，不懂它的过去，就无法正确认识它的现在，更无法开辟其未来。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和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
1975年组织上为许毅彻底平反之后，经当时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的批准，许毅约请先后结束政治审查由“牛棚”出来的刘正言、冯田夫、白镜等同志，成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资料研究组，从遭受“文革”破坏的财政部档案室中，系统地整理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资料，和这些老同事闭门研讨，进行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1976年“四人帮”被彻底打倒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许涤新、国家计划委员会齐燕铭等同志的提议下，许毅承担起了主持编写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工作。带着这样一项填补中国史学研究空白的重任，他组织沈经农、刘正言、赵效民、朱班师、赵正延、周士敏以及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穆青、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的星光等同志，以及杭州大学的金普森、夏和坤同志，厦门大学的叶振鹏、孔永松同志以及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大学、福州师大等高校的部分同志参与编写。他们横跨闽、浙、赣三省，沿着当年毛泽东秋收暴动后上井冈山的道路作了整整一年的调查和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共编辑资料汇编12本，并编撰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对我党建立根据地以后积累的丰富财经工作经验，以及全党和毛泽东同志早期的财经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的总结。
紧接着，他又组织了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史的编写。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先后组织力量完成了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华中、华东、华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财经史。各地先后出版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这些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编写，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财政史的空白，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史料，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为认识财政本质，认识财政分配对巩固上层建筑和调整生产关系，巩固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新体系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此外，许毅还高度重视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运用，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档案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并亲自领衔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资料》（共3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共2册）、《清代外债史论》。这些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最为齐全的外债史研究资料，是一项中国外债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这些工作前后花费近16年时间，仅资料整理工作前后总计就完成了100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许毅以外债问题为切入点，研究近代中国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特殊过程。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直接来源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要弄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弄清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弄清中国100年来处于两个“半”字（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的境遇，从而认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意识形态缔造的难点。许毅发现，外债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联系清代洋务运动和外债的关系，着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形成的原因。他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的领导下，《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系列丛书历经五年的紧张编写目前已全部出版，该套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也已于2006年4月完成。
许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基础等问题的研究，以1988年发表的《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撰写了一批立论高、视野广、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史学论文和专著，如《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历史教训》、《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及海禁的性质》、《中国第一笔外债形成的经过》、《北洋政府外债二重性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和《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等论文和《清代外债史论》、《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等书。
在史学研究中，他一贯主张避免片面地就以历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的事迹来孤立地研究历史，不能孤立地、机械地、仅仅从现象出发看问题，而要注意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应当从史学研究中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史学的研究中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烙印，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探求事物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它们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和社会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研究财经历史，就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规律和再生产原理去分析，从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由此他也形成了有独创性的、史论结合的历史研究新体系，并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发扬创新精神，开辟财经科研工作新天地
许毅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科研工作组织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许毅恢复原职，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并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文革”十年浩劫中，原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散失殆尽，有的甚至还没有从政治迫害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在财政部党组的支持下，许毅将他昔日的战友从各地各部门重新召集起来，或者重新建立科研合作关系，并为尚未恢复名誉的同志力陈是非。后来，这批科研人员在财政学、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几乎都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专家，他们是沈经农、星光、王琢、陈宝森、戴圆晨、陶增骥、李海、王诚尧、唐滔默、汪学谦、沈康南等。
◆ 重建财经科研组织和财政学会体系
在担负了恢复科研所的任务以后，许毅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科研工作要有大的发展。于是在国家政策引导和部党组的支持下，开始有步骤地建立三位一体的财政科学研究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财政科学研究所；建立中国财政学会，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建立研究生部，培养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高级人才。三位一体的科研体系在财政部门最早形成，体现了许毅同志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创新思想。
科学研究体系的建立打破了过去政府部门单纯搞政策研究的狭隘眼界，形成了为社会主义财政建设服务的科研机制，为研究机构出成果出人才提供了组织保障。
财政科学研究所恢复之初，许毅深感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广泛发动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并使之紧密结合起来，使专业理论研究部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他积极联络财政学界、会计学界的知名人士，与杨纪琬、杨春一同志一道，在陈如龙副部长主持下，于1979年3月在山东烟台组织召开了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的筹备会议和科研、教学研讨会议，许毅任会议秘书长。
此后经过近十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于1980年1月在广东佛山成功举办，许毅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学会主持召开的第一个大型理论研讨会，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财政分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财政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财政如何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达到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务关系、国家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分配关系等问题。1983年5月在中国财政学会年会暨第六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许毅作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回顾了中国财政学会的工作和理论成果，提出要把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对经济规律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经济杠杆体系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财政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方面，要进一步办好学会发行和内部发行的各种刊物，加强学术活动的宣传报道，编辑和出版普及性的知识读物，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形式的财政科学讲座，并逐步创造条件，开展财政队伍的培训工作。在组织建设方面，他要求进一步加强各级财政学会的工作，各个城市都成立财政学会，加强学会与各级财政科研机构的联系和合作，促进科研机构建设。许毅的讲话，为中国财政学会成立后的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框架。
作为中国财政学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许毅不仅显示出大家风范，还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不少人赞誉他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位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搞“五湖四海”的社会活动家。他像磁石一般将财政科研战线各方面的力量吸引到一个中心组织的周围。在他的推动下，从1980年9月起，中国成本研究会、经济杠杆研究会、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企业财务研究专业委员会、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外国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城镇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和旅游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等各种专业性的学会和研究会相继成立。
此外，在许毅等老一辈财经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起财政科学研究所（室）和财政学会，部分地、市、县也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改变了过去那种财政学科研的落后状态并初步形成了财政科研体系。中国财政学会并被选为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团体常务理事。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成立了财政学会和会计学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已有地区性的财政学会1071个，会计学会和研究会420个。
在财经科研战线的领导岗位上，许毅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主义，主张海纳百川，量才使用。对于人才，他一向大胆放手任用，并切实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积极为他们排解后顾之忧，以便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事业上来。在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既爱憎分明，又平易近人，非常富有亲和力。我国财政科研领域有今天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许毅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人们既崇尚他的组织才能，又钦佩他光明磊落的为人，都亲切地称他是财政科研战线的“司令”。
◆ 创建财经高级人才培养体系
许毅认为，财政部门是一条重要战线，需要千万个经过严格基本训练、学识渊博的优秀接班人，财政科学研究所不仅要出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出人才。1978年国家恢复了培养研究生制度之后，他就建议在财科所内设立研究生部，这项建议立即得到部领导的支持。许毅、杨纪琬、陈宝森、黄菊波、李海等成为财科所研究生部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毅又成为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还被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
培养研究生是一个新课题，过去没有经验，因此许毅十分重视向其他部门学习经验，同时也非常重视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以便闯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业务部门要求的新路。过去培养研究生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许毅认为这是必要的，但研究生毕竟与本科生不同，他们应当更多地独立思考，具有独立进行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要求在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学制中，必须挤出相当时间让研究生和导师一起实习，学会独立进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写调查报告进行理论探索的本领。这也是一个导师和研究生增加相互了解，便于导师针对具体对象言传身教的好机会。起初有些学生对这种做法感到不能适应，不把这种实习看做学习，而是看做服务和额外负担。但是经过实践之后，他们开始尝到了甜头，感到这是提高研究生研究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办法。
对研究生的课堂教学，许毅赞成启发式，反对灌输式。他认为，对研究生不能像对小学生那样施加约束，应当让他们思想非常活跃，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向导师质疑。在学术思想上，许毅反对封闭式的近亲繁殖，主张研究生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更多地接触不同流派的思想，由他们自己做出谁是谁非的独立判断。
许毅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不惜精力的。除了给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他们尽可能提供在国内、国外进行调查研究和实习机会之外，还对研究生做耳提面命的耐心指导。为了使研究生学会写论文，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不厌其烦地与之谈话，指出他们的缺点和改进方向，他这种循循善诱的精神，深为受益者所感佩。
在许毅正确办学思路的领导下，财科所的研究生部发展迅速，由1978年仅招有5名研究生，扩展到如今每年招生近200人。他倾注极大心血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如今几乎遍布全国。他们有的继续从事财政经济理论研究并成了学有所成、园丁遍布的专家，有的成为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业务领导。很多人由衷地感叹：许毅教授的财富不仅是他在学术和政策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还包括那些活跃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并且颇有建树的学生。
实施开放交流，为财会改革打好基础
许毅很早就意识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不能只靠优惠政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惯例、有中国特色的稳定的会计、税收法律制度。他提出，应当建立与国际同行的信息沟通渠道，在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和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主任周建南，副主任汪道涵、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
这一时期，为了研究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涉外政策，许毅在进出口委员会的领导下，首先同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邀请了一批美国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并由中国财政学会出面，在大连举办了一次国际税收研讨会。随后，许毅又与杨纪琬教授一起，以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的名义，向国际著名的八大会计公司了解有关国际税收、注册会计师验资、审计等国际通行做法。1979年他与杨纪琬一起，在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开始招收西方会计硕士学位研究生，1983年起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了一批高级会计人才。
为了向美国企业界系统介绍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来华投资的法律、税收、会计等有关政策、制度、规定，1981年7月，许毅经进出口委员会、财经委、财政部的批准，牵头组成专家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和宣传。在美期间，许毅一行出席了由美国经济界、企业家参加的“中国投资问题”报告会，许毅就中国投资的问题、条件、环境、政策作了总报告。回国后，他同杨纪琬、刘志诚等共同努力，在国内举办了一系列西方会计、税法讲习班，协助有关部门派送了干部和研究人员到八大会计公司实习，为我国的财会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做了相应的人才准备。
许毅很早便认识到，独立、客观、公正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制度对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1981年冬，他协同杨纪琬在福州市召开了第一次关于在国内创办会计师事务所的研讨会，并于次年共同发起、创建了以薛宝鼎、经叔平、许毅、杨纪琬、葛家澍、王传纶等19位专家级董事为代表的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1983年10月，中国注册会计师法颁布后，在公司领导下，又成立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华标准账簿发行部，同年即创造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群体，拥有海南、深圳、蛇口、上海、武汉、大连等6家成员所和12家联营所。1992年，公司下设“华正软件开发公司”、“华信评估公司”、“华实会计用品公司”和“中华会计培训中心”，到1995年，“中华群体”已发展到25家，许毅被推举为群体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和杨纪琬等一道，为创建、培植中国最大、人才最多、水平最高、信誉最好的中介机构，而成为中国财务会计咨询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与时俱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
“文革”逆境中坚持学习，八年“改造”上境界
20世纪60年代，正当许毅初步建立起财政科学研究队伍，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经济理论框架时，“文革”开始了，财政科研所被撤销，许毅本人也遭受了长期迫害。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他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成了财政部第一个被揪出来批判的对象；他在白区工作的一段特殊经历，又被人颠倒黑白地诬蔑成“国民党特务”。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冲刷，使许毅从财政科研的领导岗位沦落到社会最底层。
长达8年之久的劳动改造，并没有使许毅沉沦，他冷静地思考着人生与社会，思考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或失误的深层原因。出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他对于自己的遭遇并无怨言，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为什么能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改朝换代”的庸俗权势斗争的空间感到迷惑。经过痛苦的思考，许毅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热爱的党正在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对于一位坚信马列、坚信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来说，这是比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更为痛苦的事。“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他得出结论认为，“文革”是一次旧社会思想残渣泛起的全面反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对于这场浩劫应当采取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认真总结，从而摆脱传统落后观念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更坚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动摇的决心，也更坚定了用财经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开辟道路的前进方向。
在干校8年生活期间，体力劳动之余，许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读了《资本论》第四卷中所系统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对经典著作的攻读，结合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不仅使他对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谙熟于心，并且学会了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洞察和剖析社会经济现实，并自觉地遵循科学的认识过程创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八年中哲学思维的积累让许毅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为他在“文革”后复出工作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在若干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
改革开放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和国内经济建设的开展、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创造着有利的条件。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我国以资本为纽带、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等深化改革措施的到位，让一些人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也引起了许多争论，还有一些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指导意义及其在我国的科学实践作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国内思想领域中产生这样一些模糊乃至错误认识的同时，伴随着苏东剧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仍在不断发展着的物质文明，西方资产阶级阵营不断欢呼“抗衡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已经完全退出了世界舞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崩溃”、“寿终正寝”。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以全球化为借口大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为了遏制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它们还不断地散布“中国威胁论”。
对于以上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国内理论界的某些学者不是用自己的头脑加以清醒地分析认识，而是随波逐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及生命力产生了怀疑。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一些人通过简单地对比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得出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肤浅结论，进而否定过去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以“与世界接轨”和“体制转轨”为借口，主张废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领导地位，不顾我国国情，盲目引进西方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理论，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平等竞争”，借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有很多学者面对着突然向世界敞开的大门，逐步陷入了教条主义者的泥潭，对种种改革措施和新生事物一概持反对态度，认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修正主义。最典型的是，当前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党中央提出的在现阶段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路线精神不理解，他们惊呼公有制地位正在不断遭到削弱，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在不断变色。
针对社会上这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许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以上的种种模糊认识属于我们内部一些人的认识问题，这与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不同，因此要加以区别对待，并要从思想认识上加以彻底澄清。他主张，必须结合时代特点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全新认识，并对思想领域内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正本清源，进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否则即使在建设领域能够暂时取得一些成就，最终也会因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偏离其应有的发展道路，更谈不到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这些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对于抱有僵化的马列主义教条思想的人来说，他们顽固地认为公有制的发展越纯越好，任何使之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做法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对此许毅认为，有商品经济存在，允许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有差别存在，交换中必然会存在不平等，但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使命并不矛盾。因为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在遥远未来的最高纲领和终极目标，其实现前提是三大差别的消失以及三个大大的实现，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在小生产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不能达到各取所需，私有制也无法消灭，更不能盲目追求所谓“一大二公”，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是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从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完成的现实任务。我们奋斗的最低纲领是改造小生产，从而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需要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特别是注重发挥股份制对于公有制不断发展壮大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个前进的方向与最高纲领的奋斗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既要把实现最高纲领作为长远的目标，又必须在现阶段以最低纲领作为建设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建设实践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大局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和任务，就是近一百年内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完美结合。
许毅认为，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光更多地放在了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宏伟远景上，而对于如何在经济落后的社会现实基础上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或抱有一些急躁情绪，片面地把消灭私有制当成了检验社会发展阶段的惟一标准，认为实现了“一大二公”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当前，为了彻底排除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扰乱，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道路，许毅特别主张要认真阅读领会并科学实践马克思所提出的过渡期理论。
许毅还认为，反对那些脱离我国实际国情，主张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发展经验的错误认识必须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与时俱进，洋为中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借鉴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的同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道路。
他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可以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水平。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创造利润的价值观之上，它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很难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同时又犯了从现象出发的错误，混淆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在劳动创造价值论的同时，又陷入了资本、土地、劳动创造利润的混合论。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了数理经济和模型，分析所运用的实证分析法模式设置的条件都是以假设为前提，而有些假设甚至是理想化的，如果不加以区分拿来就套上，必然会使理论和研究都陷入歧途。因为现实条件并不具备，假设的理论不能描绘现实，只会使自己迷惑了自己。西方经济学混淆了本质与现象，把一切都作为投入，因而一切都以投入产出的资本保值增值为固定模型，以致弄不清分配与流通的关系，一切如借用到我们这里就混淆了资本支出与货币支出的关系、效用与增值的关系。
许毅尤其主张，必须坚决反对三次分配的资产阶级分配观念。所谓三次分配是指以企业分配为第一次分配，国家分配为第二次分配，以按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慈善行为进行的募捐为第三次分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为资本的剥削进行辩护，鼓吹剥削有功论。因为社会慈善行为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资本的剥削，资本家通过慈善事业的手段来分配剥削的财产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只能实现资本主义永恒论，与马克思主张的全人类的解放差距甚远。
主张理性剖析和面对当前存在的资本剥削、贪污腐败现象
许毅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制假售假以及腐败等现象确实一时难以从市场经济中得到根除，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肮脏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实。而现阶段我们的社会中也客观存在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这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大惊小怪。这些问题只有在经济获得了更大发展，市场关系更加发展壮大之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关键在于上层建筑应当利用财政、金融手段对各种资源进行主动的宏观配置，不能放任自流。而当前我们必须对这些不法现象进行严格的控制，将其限制在不足以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破坏和威胁的范围之内。
对于非公有制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允许其存在资本剥削的现象，但这种剥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公有制经济制导的，其程度和范围都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严格控制，从其所占比重和程度上看都不占主体地位。我们利用资本，是为了发挥其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改造和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不可逾越的道路，是必须承认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此过程中，不可能存在着既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力又完全避免其消极作用的情况。因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在我们的建设中，一切问题都要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可以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定范围内之所以允许存在资本剥削的现象，其目的就在于未来最终彻底地消灭剥削。
从根本上说，要根除腐败、剥削等消极现象，要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既要保护资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限制资本的获利程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能不分情况一概而论，从而停滞不前。为了避免资本剥削的消极作用，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阶段国家必须在保护合法的私有经济合法获利的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劳保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的方式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
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完成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使命
针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道德缺失，主张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潮，许毅认为必须从上层建筑方面主动加以领导，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信仰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风尚，从而完成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
有的学者认为，转型是一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包括个人自由经济权利的建立、市场交换规则的确立与切实遵守等内涵。而许毅则认为，“市场化”不足以完整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准确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生产乃至经济的社会化。人类的发展方向就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加深。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事业是实现消灭私有制、实现三个大大，从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解放，是指把人从受侮辱、受奴役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种解放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必须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获得了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当前的社会化、全球化正是这种全面实现的必经之路。以公有制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代表了社会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种客观真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的很多人失去了这一信仰，也失去了集体主义的信仰，极端个人主义统治了很多人的思想。没有信仰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导致拜金主义、封建迷信和邪教的产生以及社会上的种种纷争，因此当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
许毅认为，我们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变革，目的是通过改造不适应时代形势的经济体制来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新的生机，并采取一切积极手段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市场经济建设经验。在此必须牢记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可以往来，但是这种往来只是在工商业和经贸往来的具体操作方式上的接轨，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保证自身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与国际通行的经贸“游戏规则”的接轨，这属于方法的转变，属于经济运行制度层面的接轨，而不是方向的转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制度问题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和动摇的。
国家产生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之下，其具体职能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有一定的生产力，就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和多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多样的，是居于主体地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出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我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要真正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并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就必须“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指的先进生产力，就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及和这种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最广大人民就是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工农联盟，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广大知识分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定位论的最好阐述。
许毅认为，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一时一事的发展，因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种解放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必须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获得了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化、全球化的发展正是这种全面实现的必经之路。显然，这个目标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当前由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力量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做的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全方位扩展，实现公权力对私权力的有效制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动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这种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继续向着对我国总体有利，局部不利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外交战略的节节胜利都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国际霸权主义势力绝不会坐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强大，它们必然会利用政治、经济等种种手段挤压我们的发展空间。在此条件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我为主，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更加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不懈的斗争，用多边外交来战胜单边主义。
为此，许毅特别对军事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专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观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离不开和平的环境，和平建设条件的获得则必须依靠国防的巩固。他特别强调马克思有关“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学说在当前时期的重要意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没有统治力，国与国的关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都是制约一国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阻碍因素。他主张，针对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多样的形势，为了及时化解来自各种势力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阻挠，争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机遇期，从而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我国应当建立新型的军事与经济互动发展关系，尽量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树立新时期的综合安全战略观念，建立以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为首要目的，以抓住机遇、和平发展为当前目标，以多边外交为手段，以人民军队的强大威慑力为后盾的国防。他特别强调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巩固和发展国防并不只是为了应对具体的外部威胁和战争，不能因为眼下我们不打仗就削弱国防，当前国家财政尤其要重点支持国防事业，因为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国防力量越强，我们距离战争就越遥远，这是保障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应当在国防科技领域进行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研究，并在国防人才储备和国防先进科技研究等方面积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但同时他也辩证地认为，一方面，人类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科学技术获得的最新发展通常总是会首先运用到国防领域，进而再产生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作用，也就是说国防科技的研发速度通常会领先于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很多研究项目也具备实现民用的客观条件，其研发代表着人类文明与科技的发展方向，因此需要划分两者的界限，在一定领域内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国防科工领域的协作。
许毅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要点》中指出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作为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社会主义是一个混合体，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观能动力，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区别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特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型，正如拨动一个圆形的刻度表，我们现在正是在沿着刻度表一格一格地前进，刻度的终点就是转型的完成，三大差别的消失，三个大大的实现。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走在这个转型的进程之中，正在完成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进行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历史倒退，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明确认识和警惕的方向性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并且继续证明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并昭示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必然。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两者生产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追求的不是以使用价值表现的财富，而是以价值表现的权力。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是以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不断提高为衡量标准的，从而可以实现唯物主义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许老以其崇高声望和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征途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他对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贞不渝，在财经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在财经科研队伍建设上的成就以及他那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同志和学生无私的爱和年届90仍然战斗不止的精神，成为指引学界后人不断开拓创新的一面旗帜。在此，我们祝愿许老福寿安康，并继续书写出新的人生传奇。
本书编写组
写于2006年3月
成员：陈宝森 叶振鹏
郭代模 杨舜娥 孔志峰 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