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８月３０日”
东姑阿都拉曼终于宣读完了最后一封贺电。他再一次高高地举起右手，广场上立刻就响起了“默迪卡！默迪卡！”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1957年8月31日的吉隆坡默迪卡广场，人山人海，到处都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这一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被载入马来亚的历史……
直到回到了家，李孝式的心都还没有平静下来。他的耳畔一直回响着东姑宣读来自他的祖籍国国家主席的贺电的声音，他清晰地记得那封贺电里的每一个字，无限的感慨与遐思，连他自己都理不清……
这一天，式庐也是从未有过的热闹。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管家林爱指挥仅有的两个佣人忙前忙后，在国外读书的孩子们都赶回来了，年幼的孩子们都换上了新衣服……
这一天的晚餐，是李家除了除夕之夜外，一家人齐聚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的唯一一次。平时，孩子们都是在大饭桌旁边的那张小桌子旁吃饭，且吃饭的时间与李孝式都是错开的：孩子们七点准时开饭，李孝式和妻子，还有母亲则通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吃饭。
所有的人面前都倒上了香槟，年幼的孙子紧张又兴奋地望望他，又看看杯子，一副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在餐桌上喝酒的样子。女主人关小舫温婉地笑着，小心而周到地照顾着身边因年迈而显得颤巍巍的婆婆甘固真。李孝式威严地坐着，眼睛从每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最后停在长子李剑桥的脸上。从伦敦回来后，剑桥就变得沉默少言了……如果亲情可以量化的话，他这个儿子失去的，也许比他自己失去的要多得多，他是欠这个儿子的。香江在多伦的墓前对他说的“妈妈说你爱了她2年，却害了她一生”的话，令他永远都无法释怀！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可能重复。一切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他除了忏悔过去和珍惜眼前，还能怎样呢？
“你去储藏室把那瓶红葡萄酒取出来。”李孝式对一直站在他身后随时待命的管家林爱吩咐道。
他说的红葡萄酒是希尔顿为了表示歉意专程从伦敦空运过来的。据说是已经绝版了的“路易十三”。希尔顿因为在伦敦谈判中没有帮他说服自己的顶头上司麦克米伦不好意思露面，害得李孝式他们空等了那么几天，一直心怀愧疚。李孝式压根儿就没有将那件事放在心上，不过那瓶红酒他倒是一直珍藏着。
他爱喝酒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自从他1956年联盟组织新政府时出任财政部长开始，很多人求他办事知道他不会接受任何财物贿赂，就千方百计寻找各种藏酒给他，在适当的时候作为无伤大雅的贺礼，比如华人的传统节日里送给他。弄得李孝式不得不经常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自己有专门的酒品来源，不喜欢喝其他任何渠道的酒，他已经关照身边的人员拒收任何酒类礼物。并不止一次在国会上要求修订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廉政准则，号召官员要廉洁从政……
林爱很快就将“路易十三”取来了。
“香槟留着庆祝雪莪毕业吧，我们喝红酒。”李孝式温和地说。
“爷爷今天不喝白兰地吗？今天是礼拜一呢！”5岁的孙子福华忽然奶声奶气地说。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原来，李孝式喝酒除了讲究酒的品质，连时间都是错开的。逢星期一、三、五就喝白兰地，逢星期二、四、六就喝威士忌，星期日才选择葡萄酒。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爷爷不喝白兰地，爷爷陪你们喝葡萄酒。来——”李孝式转向长子李剑桥，“剑桥你过来，你是家里的老大，今天就由你来掌握这酒的分配权，你来为大家倒酒，每个杯子都要倒一样多，谁多了谁少了就罚你。”
于是，仅仅是倒酒的过程就热闹了好一会。
这个说：“我的多了。”
那个说：“我的跟爷爷的不一样多。”
这个又说：“怎么不一样啊？你去把爷爷的杯子拿过来，放一起比比看。”
那个又说：“你看妈咪总拿手来挡酒杯，生怕大哥倒多了……”
李孝式欣慰地看着，笑着……
这是幸福的时刻，是满足的时刻，是这个家大团圆的时刻……
一家子借着酒劲打打闹闹吵吵嚷嚷的，好不容易消停下来都回房休息去了。关小舫也扶着母亲回房间去了。
李孝式一个人到了书房。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他刚刚做好的1958年的财政预算案。国家刚刚独立，百废待兴。他对明年的预算总支出是1亿美金，这笔钱从哪里来还是个问题。几天前，国父曾开口向文莱提出贷款，文莱苏丹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却让东姑阿都拉曼带话给财政部长，说什么既然是财政问题就直接跟管财的谈。
后天，他就要跟副首相敦拉萨一起去文莱借钱了。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我和哥哥姐姐们都是在大饭桌旁边的另一张小桌子吃饭，我们在傍晚7时准时吃晚饭，可是父亲和妈妈却在晚上9时多在另一张大饭桌吃饭。
这让我觉得很不融洽，家里的人都是很礼貌的，直到1957年我从英国回来庆祝独立时，我才与父母及兄姐们在一张饭桌吃饭，当时我读中学，大概是18岁。
小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小孩在另一张桌子吃饭的安排是传统，可是当我长大后，才觉得这可能不对。”
李孝式最小的儿子李裕隆，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聊起自己的儿时印象。李裕隆1952年就到英国读书，他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多。父亲对他来说很陌生，父子关系也并不亲近。李孝式随东姑阿都拉曼一起到英国进行争取独立的谈判时，在剑桥读书的李裕隆也曾到伦敦与父亲见面，有时候还陪父亲在伦敦的街道漫步，但父亲跟他聊的都是有关争取独立的事情和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关系可以说很公式化和拘谨，我的朋友看到我们在街上交谈，他们告诉我，我的父亲就好像一般的长辈一样，我和他走在一起，一点都不像父亲和儿子，有时我会觉得很孤独。
在英国11年里，父亲每个月只写给我一封信，最多是一张信纸，或者只有两三段，都是用打字机打的。父亲从来没有提笔给我写信，有时候我觉得用笔写信比较亲切。我甚至怀疑信是他的秘书写的。”
李裕隆把父亲写给他的信都保留着，但却从来没有翻阅。
李裕隆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国会上议员、农业部副部长、工程部副部长及国家团结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夫人爱莲是德国前财政部长的独生女儿。
关于李孝式要求身边的人“不准收东西”的事，式庐的管家林爱晚年在接受《南洋商报》的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敦李从不贪心，施恩不图报，答应了帮助人家的事，他都尽力帮忙，事后有人送礼或拿红包来，他都不许我们代收，不小心收下的，他都一一的退还。敦李常常说‘家里什么都有了，要有的也可得，怎可以贪图人家辛苦得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