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专业对口的关系，李孝式在银行工作简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工作令他很快忘记在国内求职的不快，让他似乎找到了在剑桥大学时的热情。
他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7点从家里出发乘巴士往银行上班，下午5点下班后才回来。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迟离开办公室，有集体活动时，他永远是最准时的一个。
他在银行里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专门负责外汇部的窗口业务。因为会说标准的华语（普通话）、地道的广府话和流利的英语，在顾客中的印象非常好。
虽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职务，但李孝式却利用一切机会虚心向资深职员请教，了解P＆Q银行的历史和银行其他方面的业务，还特地去银行的行政部查找复印所有与P＆Q银行相关的资料。很快地，整个银行的情况他都了然于胸了。别人常常对他看起来有些“多事”的工作作风不理解，但他自己却觉得很自然，认为了解自己服务的公司及业务，是对工作负责任的表现。
从自己掌握的资料得知，这家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一般贷款、简单外汇买卖、贸易融资等传统业务，对一些高技术含量、高利润的诸如银行衍生产品、结构性融资、租赁、引进投资、收购兼并上市等业务领域均无涉足。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这间原本在英国注册的银行，老板也是英国人，但与银行有业务关系的英国人却极少，仅有的零星几个存款的英国籍客户还是高级管理人士的朋友。银行的绝大部分存款及贷款业务，基本上都来自本港华人以及海外华侨。
一天，他的窗口来了一位中年华人，是银行的老客户张先生。张先生要将好几万港币兑换成内地通用的银元。出于职业道德，李孝式不便询问张先生兑换这么多银元的用途。他记得自己的父亲以前为革命党人筹款就是通过银行兑换币种的。他只是很熟练地计算数目、清点好现金，然后热情地协助张先生包装好。张先生说话带着浓厚的北方口音，李孝式就用标准的普通话跟他交流。也许是语言上的亲切感，张先生匆忙道谢的时候随意说了句：“哎！我还得赶往邮局，要是可以在这里直接汇过去就好了……”
李孝式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您是要汇到内地去的吧？”
“是啊，汇去上海，生意上急需周转的。”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李孝式望着张先生的背影，陷入思索：“为什么不可以帮这位张先生将款项汇过去呢？”他开始设想让银行直接汇款的种种可能性，直到下班。
为了解决心中的疑团，他又特地去银行的行政部找到了与P＆Q银行有业务联系的其他银行的资料来看，渐渐地，一个可行性的汇款方案就在脑海里形成了。
几天后，银行召开每月的工作例会，李孝式在会上将自己的建议说了出来，立即引起经理的注意。散会的时候，经理要求他单独留下来。经理只会说英语，李孝式就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他的问话。经理问他为什么会有让银行增加汇款业务的想法，他就将那天的经历以及平时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说了，还引用了其他诸如花旗、汇丰等大银行的例子，还特别提出可以跟在上海有分号的渣打银行和在香港有分号的内陆银号合作的想法，还提出了可以面向广大华侨专门增设侨汇服务的想法。经理对李孝式对银行界的了解非常惊讶，结束谈话的时候要求李孝式弄一份详细的发展计划给他，上报董事主席。
第二天，刚上班李孝式就将全英文版的方案交到了经理室。
第三天，李孝式就被从窗口调到了经理身边，担任经理的私人助理。
尽管母亲对他的升职如此之快表现得不以为然，但每天共进晚餐时，眼角眉梢流露出的宽慰却是无法掩饰的，对没有拜过祖宗的洋媳妇也不像刚回家时那么生硬了。尤其对孙子剑桥，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每天都要抱在怀里逗弄一番，那是全家人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在种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名不见经传的P＆Q银行，虽然因为一些自身的改革有所发展，但李孝式提出的增设侨汇服务的建议，始终因为银行高层对华侨的偏见没有得到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资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倒是与当年李孝式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李孝式也敏锐地感觉到，保守而根基薄弱的P＆Q银行要在香港金融界占得一席之地是相当困难的事，就极力促成P＆Q银行与背景相似的渣打银行合作。渣打银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英国银行，在维多利亚女皇的特许（即“渣打”这个字的英文原义）下于1853年建立。在全球拥有1400多家分支机构，遍布世界56个国家。与P＆Q银行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客户结构。渣打银行1858年在上海成立第一间分行，是最早在中国设立分行的外资银行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并且从未中断过在中国大陆的业务运营。渣打银行在英国成立，自成立伊始一直到现在都极少英国客户，相反香港地区一直是渣打银行的主要市场。
后来，李孝式要遵从父命往马来亚帮手打理锡矿生意，就辞职了。他离开后不久，P＆Q银行就被渣打银行收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