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打雷天外鸣，
你看看，
祁连顶现出了彩虹，
《丝路花雨》演了个火，
你听听，
四海里鼓掌的声音。
墙里栽花墙外红，
红上的红，
香飘了千山万岭，
花雨一洒四山里明，
花开得俊，
全靠了育花的园丁！
（《敬献给＜丝路花雨＞的一朵花》“花儿”歌手朱仲禄）经过时间的无情考验，最具有文化品格和深远影响的当推《丝路花雨》，久演不衰的事实使它跻身于20世纪华人舞蹈经典之列。
1977年底，当时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针对全国兴起的叙写杨开慧的风潮，指出甘肃的创作不要盲目跟风，要拿出具有甘肃特色的作品。敦煌是首屈一指的，最能体现甘肃特色，那就写敦煌吧。甘肃省歌舞团（后更名为敦煌艺术剧院）创作组一行人轻装简从到敦煌，和敦煌艺术的苦行僧们一起，在历经劫难依然灿烂辉煌的祖国艺术瑰宝的天地中，开始了那种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的精神游荡。1997年11月，剧组在敦煌学习、创作期间写给本团领导和同志们的汇报信，真实地流露出他们被压抑十年之久的创作激情、欲望、冲动和灵感，在接受敦煌文化的洗礼中期待着升华的愿望：
“……来到敦煌已快一个月时间了，该有多少见闻和感受，要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啊。感受确实很多，但最使我们沉醉和神往的还是那早已闻名于世的莫高窟文化艺术宝库，它像万颗宝石，镶嵌在鸣沙山崖壁上，闪烁着我们祖先非凡的艺术造诣和聪明才智。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攀援着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拨款修建的栈道长廊，身临奇异的神话世界中，听着研究院老师们的讲解，我们在那走不尽、看不完的伟大画廊中，不但读到了古代美丽的神话，而且在那‘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彩壁上，饱尝了艺术美的享受，我们的心随着飘然的飞天驰骋翱翔。伎乐天婀娜的舞姿，独特新颖的造型，又好像我们听到了古人‘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的优美诗句。这时，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舒臂摹拟着壁画中千变万化的舞姿，久久地不愿离去……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翻阅着研究院同志们特意选送给我们的大量资料，交谈着学习心得。在莫高窟——这博大的学术海洋里，我们是那样的无知，对于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了解，是那样的肤浅。我们深知这次创作任务的艰巨，多么希望能够知道得多一些，再多一些啊。当然，这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可能。……绚丽的壁画罩上了浓浓的妖雾阴云，俊美的飞天被打入冷宫，销声匿迹。江青一伙挥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否定的何止是解放后蒸蒸日上的17年，而是要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传统付之一炬啊！今天，古老的莫高窟又一次焕发了青春，更加显得光辉夺目。对江青一伙罪行的大愤怒，坚定了我们创作的信心。临行前，省委宣传部和文化厅领导同志要我们‘虚心学习，认真研究，解放思想，大胆创作’，这些鼓励和期望，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有领导的支持，有敦煌研究院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有敦煌艺术宝库为我们提供无比丰富的形象资料，我们一定能够和全团同志一起，打好这一仗……”
就像信中所说的那样，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考察学习中，他们白天看洞窟、晚上看资料，系统地了解了敦煌艺术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深为历史上那些无名画工精湛的艺术造诣及其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所感动。通过敦煌壁画及壁画中遗存的敦煌乐舞艺术，深刻地了解到，敦煌艺术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社会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在政治上敦邦睦邻、经济上门户开放、文化上兼容并蓄、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真诚交往的历史进程。让赵之洵等人极为感动的是，那些长年生活在敦煌的专家学者，既是发扬和开掘敦煌艺术的殉道者，又是保卫敦煌艺术的守护神。是他们，每天早晨在一些“沙沙、沙沙”的脚步声中走向简陋的家，没有钟响，没有喊叫，长年累月，天天如此，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物质条件下，不计名利，默默奉献。那些常人难以忍受也无法理解的生死忧患化解融入在张大千的豪放不羁、常书鸿的九死无悔、段文杰的隐士风度、樊锦诗的苦行主义、史苇湘的诗人气质中，与历史上那些创造敦煌艺术的无名画工画匠一起，铸造成彪炳古今的敦煌艺术精神，令后人高山仰止，望风怀想。正是对敦煌艺术的无比景仰，对敦煌艺术中潜伏着、涌动着的生命价值及意志的深层触摸和把握，使作者们在历史文化的遗存中深刻地领悟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这一真谛。联想到十年浩劫对文化的践踏和对人民意志的蹂躏，他们认识到敦煌艺术就是肯定文化传统和礼赞人民意志行为的有力见证；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是文化交流的基础；文化艺术的继承发展是社会进步文明的标志。对敦煌艺术的这一整体性评价，对于承接历史、观照现实、批判十年浩劫、呼唤文化重建、恢复人民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敦煌为我开生面，我为敦煌谱新章”。甘肃省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在熟悉敦煌、升华认识的基础上，在构思时以神笔张（画工）父女这一源于历史的虚构人物，作为体现敦煌画舞并举艺术精髓和统摄全剧的结穴点，全剧围绕英娘的被掳、得赎、出走、回乡这条基本线索来构筑戏剧冲突，编织生活细节。通过神笔张父女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生动图景。全剧对中外下层人民在患难与共中缔结友谊，共同创造美的艺术的情感，给予了朴素而深沉的同情和关怀，并对人类这一最崇高的行为作出了最热情的讴歌和礼赞。
《丝路花雨》，一个多么神奇浪漫的名字。驼铃声声，说不尽丝绸古道一段情深意长的亘古传奇；花雨缤纷，一朵朵一片片都是飞天播洒人间的深情祝福。是它，第一次以生动形象的舞剧艺术形式复活了敦煌壁画艺术，昭示人们，只有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阔背景中，才能建构起民族艺术的世界性品质。“三道弯”的艺术造型，优美的反弹琵琶舞，无不表达出中国古典舞蹈特有的典雅、蕴藉、浑厚、流畅的美学神韵。
1979年10月1日，为庆祝建国30周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成功，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
《丝路花雨》揭开了敦煌文化的盖头。敦煌壁画舞蹈在舞台上的“复活”很难说是原汁原味的唐代舞蹈，但它别具一格美轮美奂的舞姿足以让世人被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所折服。25年来一直不断地演出，曾出访过世界上26个国家和地区，截止目前已上演了1400多场，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大剧院演出时，当地媒体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丝路花雨》出人意料地借用了西方的古典表现形式并与东方的各种表演技巧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认为“《丝路花雨》的演出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它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被彻底否定的‘文化革命’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地向西方的思想、传统和文化开放。”
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舞台艺术作品是靠一代代的人来传承的。艺术精品的传承更需要一种能不断提升艺术水准的精神来维系。第一代剧中主角英娘的扮演者贺燕云对此深有体会，“著名敦煌艺术家常书鸿先生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曾就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及其产生问题展开对话，产生过一本厚厚的对话集。他们认为敦煌壁画艺术价值首先来自于创作者超脱于功利和世俗的崇高精神（类似于宗教）。回忆《丝》剧的创作经历，我相信了他们的见解。正因如此，我感悟到，当岁月在未来一次次检验《丝路花雨》的艺术价值时，也在一次次检验过去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精神。”精神已失，艺术何存？
1982年，《丝》剧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1986年，《丝》剧的舞美设计（李明强设计）获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览大奖，后编入大型画册《中国舞台美术》。
1994年，《丝》剧获得“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其舞剧台本执笔者赵之洵，舞蹈编导刘少雄、张强、朱江、许淇、晏建中，艺术指导易炎、陆泓等，被授予奖状、奖杯。
《丝路花雨》的巨大成功，是艺术家们深入了解我国灿烂文化的结果，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产物，是文艺工作者对十年浩劫肆意残踏祖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有力回击和批判，是一曲声振四海的文化赞歌。它以诗的情怀和史的手笔对博大精深的祖国艺术文明从人类文化视野的角度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究和开掘。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返回“民族化”，而是以强调作品的民族特征为前提，最终完成人类精神本质上的交流和融汇。
关于《丝路花雨》的艺术成就，专著《中国舞剧史纲》作了精辟的介绍和评价，现摘录如下：
《丝》剧有三点开拓性的贡献而有较大的影响。1.从洞窟艺术挖掘舞蹈语汇。它的创作演出给人们重要的启迪：古文物、文献、洞窟壁画雕塑中有极为丰富的舞蹈语汇待挖掘，不必只走戏曲舞蹈这一条路。2.它创造了“敦煌舞”。许多人知道有敦煌，也有人吸收过敦煌舞姿，但首先创造出“敦煌舞”的是甘肃省歌舞团的编导们。古史上没有见过“敦煌舞”表演的记载，它是今人根据古壁画创造出来的，观众却承认它是古舞，这是很有启发性的。3.掘古创新强调地方特色。这种做法产生了连锁反应。许多省、市、地区以甘肃为鉴，致力于搞出本地区的《丝路花雨》来。《仿唐乐舞》、《编钟乐舞》、《长安乐舞》、《九歌》、《汉风》、《云岗曲》、《西夏古风》以及舞剧《铜雀伎》……它们有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丝路花雨》的影响，但有的也不是《丝》剧的影响，而是遵循着中国舞蹈舞剧发展的内在的历史规律自觉的创造。这种掘古创新的方法，或反映某一历史时代的舞蹈文化；或是以近似同时代历史的舞蹈，反映同一历史时代的人情物事，促使舞蹈或舞剧更富有历史的时代感，使民族舞蹈或舞剧更具浓纯的民族风格特色。它为20世纪80年代运用与发展民族的舞蹈语言提供了新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