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生产激增与劳动力的不足
数年前，日本经济，常恼于失业劳动者的激增。有些御用学者，把失业劳动者的问题，当作自然的人口过剩的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资源的不足。群盲抚象，其说不一。然而，曾几何时，失业问题，已经转化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转化，是和一九三二年后所谓“通货膨胀景气”的发展一起开始的，故日本的工业生产，尤其是和军需产业相关联的工业生产，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金本位的停止，及“九一八”事件为契机，出现了异常的好况，不仅动员了停止未用的生产设备，而且竭力扩充新设备，以图工业生产的增加。
随工业生产的激增，雇用劳动者数也日渐增加，失业者渐次减少，这只看就可以知道。
据可知：日本工业每年大约可以吸收二十万人的劳动者。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以一百万人来计算，在此一百万人中能从事工业生产者试假设为百分之十八，则每年只有十八万人的追加劳动力，每年还差二万人不够。而且，这种不足，只是以雇用五人以上的劳动者的工厂来计算的，如再加上不适用工厂法的小工厂的劳动者不足额，至少每年总有五万人不够。在这里，或许有人以为如利用百三十万人左右的从来的失业者，则在二十五六年内可免劳动者不足之苦。但是，吸收劳动人员的产业部门，具有各不相同的特性，决不能毫无阻碍地吸收任何劳动者，故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但是，到一九三五年顷为止，还没有发生劳动力极端不足的现象。然而，从一九三六年顷起，日本经济踏入准战时的统制经济组织，生产力扩充运动积极进行，尤其是因为军需工业及生产手段工业的急激扩张，雇用在这方面的劳动者愈多，其不足也越加显著。但在这里所说的劳动力的不足，主要的还是熟练工或机械工的劳动力的不足。昨年“七月”芦案发生的结果，将日本的劳动供求关系大加改变。在战事发生前，本来每年已有五万人前后的劳动者不足额，尤其是熟练工人的不足，已经使日本工业的发展，受了相当的打击。战争的爆发，把许多精强力壮的青年驱上战场，因而发生一般劳动力极端不足的现象，尤以熟练劳动者的不足为甚。
（二）熟练劳动者的不足
机械、器具、金属等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者，不只要健全的身体，而且还要丰富的经验与熟练的技术，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的，尤其是在精密工业，技术的优劣，具有极大的作用。例如：以制造五百匹马力的摩托发动机而言，如用熟练工来做，则可做出与规定相适合的作品，而不熟练工则只做出不良品，易于发生毛病。故随重工业生产力的扩充，熟练劳动者的需要，也日渐增加，这看下揭日本银行的劳动统计，就可以知道。
据可知：日本机械工业的劳动人员指数，自一九三一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一九三四年以来，熟练劳动者的每年要求量，不下三万人，而实际被吸收了去的熟练劳动者，为数颇少。因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不况时代的失业熟练劳动者，虽能供大量的使用，但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各工厂已不能获得其必需的熟练劳动者。在昨年战事爆发前，熟练劳动的不足额，统计日本全国各工厂，共约达十万人之多。这样，熟练劳动者的极端不足，一面使日本的生产手段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的扩充，难于实行，一面又使少数的熟练劳动者拼命劳动，陷于过劳的状态。日本当局，有鉴于此，特设许多熟练劳动者的养成机关，以资补救。但是，要养成一个熟练劳动者，决不是容易的事，这至少也要四五年才行。例如：以寿制作所（工厂名）的一例而言，第一先采用高小毕业生，使他入工业学校的机械科研究二年（预科一年，本科一年），修了后再当实习工人三年，三年实习完业后，如能通过工厂的试验，才能成正式的熟练劳动者，这至少要五年到七八年的长时间。故日本当局，虽在竭力设法养成熟练劳动者，但若假设每年能够养成二千人也好（这是日本当局所预定的养成熟练劳动者的每年最高数），要想补充十万人的不足额，还要相当长的期间才办得到。故熟练劳动者的不足，构成为日本重工业的一大缺陷；同时，这也是恼杀日本当局的一个严重问题。
（三）工资与其他劳动条件的恶劣
（1）工资——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日本现刻的生产力扩充政策，主要的是在扩充军需生产力，故工业的发展是畸形的发展，而劳动市场也反映出一种畸形的状态，即重工业方面的劳动者的工资渐增，及其需要增加。但从一般劳动市场看来，劳动阶级，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急激地吸入各工业部门，失业者渐减，而劳动市场亦呈久不经见的好况。但从反面看来，定额工资的低下，劳动的强化，物价暴腾，无一不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恶化，渐陷于穷迫的状态。具体的数字。请看：
告诉我们：日本劳动者的定额工资，自一九三二年以来，逐年减低，加以临时工人的存在，其减低程度更为加甚。为弥补定额工资的减少，劳动阶级，势必赶夜工，延长劳动时间，强化劳动，以期多得工资。劳动强化的结果，实收工资，从一九三二年的八八·一，增加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九六。但此仅系名义上的收入增加，这决不是表示生活程度的购买力的增加，日本朝日新闻社的生活费指数，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急激增加，到一九三六年即从百分之一六四增加到百分之一八·五，到一九三七年，生活费指数渐增的倾向仍未停止。尤其是在五月以后，物价急激昂贵，生活费也为之激增，故劳动者所收到的实质工资，反而从一九三二年的五三·九降低到四九·四。劳动者的实质工资渐减，生活渐次恶化的事实，日本官厅的统计数字，也不能隐蔽下去，试看日本商工省所作的工资指数就可以知道。
也指示我们：名义上的工资虽已增加，而实质工资却减少下去了。
（2）劳动条件的恶劣——日本战时劳动条件的恶劣，不仅表现在实质工资的减少，而且还表现在劳动时间的延长与劳动强化上面。为弥补定额工资的减少，为适应时局的必要，早上工、迟下工、做夜工、做彻夜工等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早已普及各个工厂。在机械器具、金属、船舶及化学等军需工业的工厂，早已在昼夜兼行地工作，劳动时间常为十四时间或十五时间，甚至连续工作三十六时间者亦有所闻。但劳动时间的延长，总不能超过生理上的限度，故第二个方法，就是提高劳动能率。例如：本来管理两架机械者，增加为管理三架或四架，极力使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内消耗更多的劳动量。劳动强化的结果，第一是使劳动者的肉体的消耗更形猛烈，第二是使工厂内的死伤灾害率增加，至于在战时停止或缓和工厂法的适用，更使雇主可以任意剥削劳动者而无所顾忌。例如：禁止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劳动者，及妇女入碳坑的禁令的缓和，就是一个好例。在日本战时经济统制下，社会政策与工厂法的缓和或停止实施，只有使劳动条件越加恶化的。
（四）妇女劳动者的增加与半失业者的存在
（1）妇女劳动者的增加——本来，在日本轻工业，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妇女劳动，要占很重要的地位。但从昨年战事发生以来，妇女劳动者在机械器具工业，化学工业方面的发展，非常令人注目。到了今年，从战事爆发以来渐趋增加的妇女劳动者的需要，在日本关东的一些主要工厂地带，竟超过男子劳动的需要。本来，在战事刚爆发的时候，使用妇女劳动者，只是利用来补充男子劳动者的不足的穷余之策，此后却因妇女作工时比较细心精密，而且工资较低，故许多企业家乐于雇用她们。例如：在今年一月征求妇女劳动者的人数，较之昨年度每月的平均数要多三倍。而妇女劳动者求职业的人数，因农村的劳力不足及难于募集，非常之少，仅达征求妇女劳动者的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即有百分之八十的需要，不能满足。在战时的日本，劳动力的不足，不能不使妇女劳动者急激增加。
（2）半失业者的存在——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日本战时经济统制下，军需产业虽昼夜兼行，盛极一时，但和平产业，因不适合时局的需要，却异常衰沉。自芦案发生后，在和平产业方面，工厂的闭锁、事业的缩小、工作时间的缩短等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尤以日本对华输出的断绝，使中小工业受极深刻的打击。因此，从事于此种产业的劳动阶级，也不能不发生一个新的问题。例如：根据最近日本兵库县的调查，自昨年七月至十一月初旬，不能不缩小事业或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厂，共有三百三十八家；临时停业或闭锁工厂者，共有六百四十家。这种现象，决不限于兵库县，这已经普及日本全国各地，是毫无疑问的。本来，日本输出品的一大部分，是由中小工业，或在家庭工业的经营下生产的，战事的影响，使这些工业颇难于获得原料，因而在这方面工作的劳动者，陷于半失业状态者相当的多。加以日本当局抑制土木业、建筑业，及民间的新事业的停止，今年度各府县的事业费减少，此后失业者一定会还要增加的。
这样，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时局产业方面的劳动者，因订货的激增及生产的繁忙，其劳动强化，已达想象以上的程度，然而和平产业或非时局产业（尤其是对华关系的中小工业）方面的劳动者，却沉沦在半失业的状态。在劳动问题方面，劳动者的过劳与半失业者的大量存在，也指示我们，日本产业的发展，是怎样畸形的，不健全的。
（五）劳动争议，劳动运动及其将来
日本的劳资争议，从一九三二年以后到一九三六年，已呈比较的减少的倾向。但是，到一九三七年，因公债的增发、增税、关税改正、限制输入等缘故，使渐次昂贵的物价，更加速度地往上涨贵。物价的急腾，生活费的昂贵，使劳动阶级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反映这种生活困难，要求增加工资的争议，到了五月（一九三七年）即开始急激增加。
观察，应注意的地方有几点。一九三七年九月止的数字告诉我们：参加劳资争议的劳动人员急激增加（从六万八千人增至二十万人以上），而且要求工资增加的件数，也从一九三六年的三八五件增至九四三件。
其次，值得我们注目的是，这些争议大半以增加工资为目标，其间极少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背景。因为日本的劳动运动，以一九三二年为转换期的境界线，已经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到劳资协调。此后，随国际政局的险恶化，日本国内法西斯运动的进展，日本生产党、日本国家社会党、勤劳日本无产党、昭和神圣会、维新恳话会、三六俱乐部等法西斯工会，雨后春笋似地继续出现，而工会的指导原则，也越加带着国家主义的色彩。这个倾向，到了一九三七年更形显著。例如：在日本劳动运动上有很大的势力的社会大众党，在一九三二年后，已经渐次涂上国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色彩，昨年“七月”战事的爆发，更使他们更加法西斯化，从他们的党纲中完全除去了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变为日本军部的御用品之一。
社会大众党创立时的党纲
（一九三二年）
一、本党是为拥护劳动者、农民及一般劳动民众的生活而斗争。
二、本党以打倒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为宗旨。
社会大众党新党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本党根据国体的本义，冀图日本国民的进步发展，以期人类文化向上。
二、本党代表劳动大众，改革资本主义，以期产业的计划化与国民生活的安定。
社会大众党的新党纲，暴露了该党已放弃其应有的阶级立场，背叛“勤劳大众”，而转向国家主义的劳资协调。
其次，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在一九三七年的全国大会上，也宣言了放弃罢工；东京交通劳动组合，也同样地从阶级斗争转向劳资协调。这样，到一九三七年以来，日本的工会运动，都急激地转向到劳资协调、国家主义，因而工会的指导原则，也染上浓厚的法西斯色彩，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思想的背景，也隐蔽了下去。然而，我们决不能够因此否认日本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日本战时经济统制的矛盾越加深刻化，勤劳大众的生活愈痛苦，侵华战事与大陆政策的进展愈发生困难，则日本社会革命的危机越加浓厚。此时，如对外军事行动遭受致命的打击，则日本社会革命的烽火，将激起潜伏在该国内部的革命怒潮，冲毁支配阶级的一切防垒。那时，日本当局虽仍用强权压制，威胁利诱，也无济于事了。
一九三八年的劳动情形，恐与昨年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不过，随军需工业的进展，劳动市场的畸形性将更趋深刻；随公债、租税的激增，物价的昂贵，劳动阶级的生活将越加恶化，而劳资争议，也只有增加而无减少的道理，这是我们敢于预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