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同样受到了冲击。
许多工厂、商店相继倒闭，人们在温饱线上挣扎着，自然无心问津电影等娱乐，所以许多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歇业。
邵氏兄弟又一次面临抉择。但他们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时刻，所以并不惧怕，他们决定坚持下去，等待经济复苏。他们一边让戏院降低票价，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来吸引观众。
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早期的电影，是默片的一统天下。1926年8月6日，是世界电影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唐璜》，在美国上映。中国对有声技术的接纳比较晚，1931年，中国才拍摄出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划时代的一笔。它宣告了无声电影时代的结束。看过有声电影的观众，对电影没有声音深感遗憾，都不再看默片，使默片在国内越来越没有市场。
事实上，在默片时代，曾涌现过一大批优秀的电影明星，如卓别林、嘉宝等等。当第一部有声片在美国放映之后，曾在全球电影界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和激烈争论，许多艺术家完全不看好这项发明。喜剧大师卓别林就曾说过：拍摄现场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里，打扮得像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上方悬挂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象是如此的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乌黑中，谁还能有创造力？
卓别林作为艺术大师，他自然更为看重艺术自身的魅力，而不是依靠现代科技搞噱头。他认为艺术只有远离那些，才会纯粹，才更靠近艺术本身，也才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但电影毕竟是最为大众的艺术，观众喜欢更通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所以，虽然其他一些靠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进行表演的演员，担心电影一旦有了声音，会令他们失去优势；而许多电影公司的老板因为需要在添置拍摄、放映设备上消耗太多资金，担心得不偿失，但有声电影的普及，仍然势不可挡。
世界电影史上，华纳兄弟公司领先一步。华纳兄弟以他们商人的眼光，看出这里面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闻风而动，组织技术人员，试着拍摄有情节的有声故事片。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电影《爵士歌王》诞生了。影片由华纳兄弟公司拍摄，耗时8个月。
由于成功地拍摄了有声电影，华纳公司在短期内即跨入美国的大型公司之列。其他公司也纷纷行动，到1930年，美国的所有影院，几乎都完成了有声设备的改造，美国就此跨入有声电影时代。
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有声电影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许多戏院老板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添置有声设备，电影公司也不愿意在未知的领域内投入金钱，所以，在有声片出现了8年之后，直到1936年，默片才在中国彻底销声匿迹。
但中国观众接触有声电影却并不晚。1929年2月4日，中国夏令比克影戏院，首次公映美国有声电影《飞将军》。电影里的人物突然开口说话，令观众感觉很新奇，引起一时轰动。但片子里的英文对白和字幕，却不被观众接受。他们觉得这奇怪的声音是一种扰乱，还不如看默片。
因为默片暂时还有市场，许多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不欲投资有声设备。但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有声片是必然趋势，而一旦拍出国产有声片，这种英文对白的进口西片将再无市场。国产有声片，恰是对付进口西片的利器。
当时，“明星”的当家演员胡蝶、阮玲玉、张织云等，大多是广东人，平时讲粤语。周剑云告诉她们：“明星”今后以拍有声片为主，你们要学会讲国语，发音要标准，而且要有感情。
这些人里，只有胡蝶曾长时间在北方居住，能讲一口标准国语。因此，明星公司筹拍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时候，胡蝶当仁不让成为女主角。
《歌女红牡丹》的剧本是当时著名戏剧家洪深所撰，讲述一位京剧名伶红牡丹坎坷多难的命运。影片由张石川导演，胡蝶、王献斋主演，在美国人开设在上海的百代东方公司录音，耗资12万，历时半年，属于大手笔大制作。
名导演、名演员、新技术，加上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该片一上映，即震撼了整个上海滩，人人争睹国产有声影片。
事实上，《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还算不上真正的有声片。在那部影片里，只有人物对白，却没有周围环境的声音效果。人物在说话唱歌时，仿佛身处真空当中。明明周围车水马龙，却听不到声响，倘现在看来，定然十分诡异。
至于有声片的制片过程，也是相当原始的。胡蝶在她的回忆录里曾经有过介绍：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室装留声机放蜡盘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
从叙述里不难看出，如此原始的发音方法，其实存在着许多弊端。当时的影片放映技术和放映设备都比较落后，难免会出现影片断片、跳片的现象，而这时，蜡盘录音还在继续，于是银幕上的画面，和观众听到的声音，就成了两张皮。往往银幕上一个男人在张嘴，而观众听到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有声片还是受到了国人的热烈追捧，明星公司作为中国有声电影的急先锋，从中获取了很大的利润。
利益永远是商家的最终追求。看到“明星”靠有声片赚足了钱，其他电影公司也纷纷跟上，要让银幕上的人物开口说话。较有影响的有友联公司拍摄的《虞美人》，华光有声电影公司拍摄的《雨过天晴》等。但这些片子与《歌女红牡丹》一样，也是借助外国人的人员和技术拍摄而成，不能算是中国自己制作的电影。
当时让电影发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蜡盘发音，就是把电影所有的配音都录入一种蜡盘，然后在放映时与影像同步播出。这是比较原始的技巧，如果发音和画面的衔接错位，就会闹出笑话，也许蜡盘放出的是一个小姐的声音，画面里却是一只狗在叫。另一种技术就是片上发音。就是在影片后期制作时候，把声音和画面记录到同一个拷贝上，这样在播出的时候，就能保证声音与画面同步了。但这种方式，后期进行技术处理的过程比较复杂，录音设备也比较昂贵，中国的电影公司想用这种技术拍摄，必得借助外国人的技术力量和设备。
没能在有声电影领域抢得第一，邵醉翁遗憾之余，反倒不再着急。他想，既然时间上输给了“明星”，那就在技术上、品质上超过它，把市场赢回来。他不惜重金，多方聘请技术人员，拍了一部画面与声音同步的影片：《歌场春色》。
《歌场春色》果然不让邵醉翁失望。这部片子1930年10月，在“光陆”、“南京”两家戏院同时上映之后，轰动一时。畅快的画面和对白，令观众如置身情境当中，再不会出现画面与声音剥离的尴尬。此片一出，南洋等地片商闻风而至，特来订购了大量拷贝。
如此火爆的局面背后，邵醉翁却有苦难言。因为当时“天一”靠自己的技术，远不能拍摄有声影片。但因为有声电影是新技术，美国公司和已经掌握这一技术的日本公司，都拒绝出卖设备和技术，只同意以合作的方式，提供技术支持。这种情况之下，邵醉翁只好向美国人租借有声电影器材，并聘请外国技师来华进行拍摄。虽然上映后反响热烈，票房火爆，但邵醉翁向美国公司等支付了巨额租金和酬金以后，居然所剩无几。
但不可否认的是，《歌场春色》的诞生，促使中国电影生产进入了先进的有声技术时代。
此时，邵逸夫与邵山客在新加坡正受着经济萧条的困扰。虽勉力支撑，却眼见得娱乐场生意日益冷清，顾客日益稀少。邵氏兄弟分析，这种局面的出现，经济萧条只是原因之一，作为娱乐行业，不能推出新的娱乐形式，久之顾客难免厌倦，生意自然会越来越清淡。
他们在与上海的大哥通信中，了解到有声电影在国内的情状。邵逸夫敏锐地意识到，有声电影已成不可扭转的趋势。他思来想去，果断做出一个明智决定。他找到邵山客，说：“三哥，我打算拍有声电影。现在只能靠有声片救市了。”
邵山客有些犹豫。他沉吟道：“老六啊，有声电影大哥已经搞了。你也看到了，核心技术控制在外国电影公司的手里，他们怎么会把利润拱手让出？大哥的《歌场春色》，刨了成本，等于赔钱赚吆喝。”
邵逸夫胸有成竹：“这我当然想到了。所以我打算走另外一条道，咱们不找美国或者日本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援，而是直接去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
邵山客闻言一惊，继而深感振奋。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可以完全不依靠外国公司拍有声片呢？他没想到六弟有如此胆识魄力。但美国毕竟是个过于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此去究竟如何？他不无担心地说：“现在经济不景气，投入大笔资金去美国购进设备，拍摄有声电影，会不会让咱们血本无归？”
早已将这个问题在脑海中想过无数遍的邵逸夫，信心十足地说：“正因为现在经济萧条，大家都不敢投资，咱们才要抢先出手，占领市场。三哥，你放心，不管经济萧条不萧条，电影什么时候都会有人看，重要的是我们要拿出观众喜欢看的东西来。”
其实邵山客对南洋电影市场的萧条，也一直在思考对策，他如何甘心自己在南洋苦心经营的电影事业就此没落。有声片出现以后，他不是没想过拍摄有声电影，但大哥在上海的经验令他对拍摄有声片望而却步。外国公司的层层盘剥，使公司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现在六弟提出去美国买设备，令他眼前一亮，认为依靠自己的技术拍摄有声片，或许是拯救南洋市场的良方。
但他还是有顾虑，问邵逸夫：“美国的电影商不肯把设备和技术卖给大哥他们那些中国的电影公司，又怎么会卖给我们？”
邵逸夫笑了：“三哥，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电影公司，都是到中国占领市场的。中国人拍出能讲中国话的电影，他们的电影就没有市场了，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同行自己拍摄有声片。但生产有声器材的公司不会这么想，他们希望全世界的制片公司都拍有声片，他们的设备才能卖出去。现在，我们就是去美国找生产器材的公司，他们肯定不会拒绝咱们的。”
邵山客心情豁然开朗。他的种种顾虑，都被邵逸夫打消了，可见六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邵山客终于点头：“好吧，我这就安排人去美国，购进有声器材。”
邵逸夫摇头说：“不。我自己去。”
邵山客看着六弟，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此去山高水远、旅途颠簸不说，南洋的业务也需要他打理，何必要自己亲跑一趟？
邵逸夫看出了三哥的疑虑，正色说：“不错，单纯购买设备，谁都可以拿着钱去买回来。但我希望我能亲自去美国，到好莱坞亲身体验一下，不光学习他们拍摄有声电影的技术，更可以借鉴他们的经营模式。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
不墨守成规，目光深远，正是邵逸夫难得的商业品格。他的这一决定，对他日后在电影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在香港清水湾建造“邵氏影城”，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次赴美参观好莱坞的影响。
邵山客被说动了，当即答应他去美国。他们给大哥写了一封信，将邵逸夫将要亲去美国购买设备并参观考察的事，向邵醉翁作了汇报。不久，邵醉翁回信称赞老六有见识有气魄，敢开风气之先，完全赞成他去美国买设备。
于是，邵逸夫开始着手准备赴美相关事宜。直到这时候，他先前的豪情壮志，才变成了忐忑不安。有声电影的拍摄技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的脑海中完全是一片空白。到了美国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前路茫茫，而他需要一个人走下去。邵逸夫只记着一点：无论何时，都不能退缩。
1931年的夏天，邵逸夫作别送行的人们，只身登上驶往太平洋彼岸的客轮。
从新加坡到美国，轮船在海上大约要走一个月。这是令邵逸夫终身难忘的一次航行，可谓九死一生。他晕船晕得很厉害，在惊涛骇浪中，一路上吐得死去活来。不料船到美国西岸，眼见就要结束这次艰难旅程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海难，他乘坐的轮船触到暗礁，顷刻船体破损，海水涌入。邵逸夫抱着一块舢板，在海上漂了一整天，就在他几近绝望、以为自己将命断于此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救援船只。
邵逸夫是被人抬着，踏上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的。船到旧金山，因为极端虚弱，他直接被人送进了当地一家黑人医院。但邵逸夫如何能在医院躺得住，第二天，他刚刚能站起来，就趁人不备，从医院溜走了。
邵逸夫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即乘车奔赴洛杉矶。当他终于来到他心中向往已久的“梦工厂”好莱坞时，他才觉得，他这次穿越浩瀚的太平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吃的所有的苦，受的所有的罪，都值了。
好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基地。在当时，那里的电影制作已经是流水作业。面对如此庞大壮观的场面，邵逸夫震惊了，他细细地参观了每一处允许参观的地方，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电影工业。就是这一次，让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照此规模，在中国建造一座属于东方人的电影城。多年以后，梦想果然成真，邵逸夫在香港清水湾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城。
为了多了解一些拍摄有声电影的技术，邵逸夫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有机会就去好莱坞参观。同时还结识了一些当地人，他们住在好莱坞附近，往往会对拍摄技术有些了解，邵逸夫就虚心求教。后来，他结识了一位从好莱坞退休的摄影师，通过他，较为详尽地了解到技术关键。
邵逸夫近乎贪婪地在好莱坞连续看有声电影。他带着行家的眼光，与国内的影片进行比较，不得不叹服好莱坞在电影拍摄技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离开好莱坞，邵逸夫来到纽约。这里汇集着各种美国先进的电影拍摄器材。邵逸夫又一次惊叹美国人的技术之先进，设备之优良。他几经比较，认真挑选，艰难谈判，终于买下一批一流的器材。
又是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带着一批新式拍摄器材，邵逸夫回到新加坡。虽然这次美国之行让他吃尽了苦头，甚至险些把命丢掉，邵逸夫却毫不后悔。因为这回他眼界大开，心胸见识都不同从前了。他回来以后，果然带动了电影业新的跃进。
邵逸夫曾经在“天一”公司担任过摄影，但面对一批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他还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遇到问题，连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外国专家不愿意教，而中国人中，他本人就是吃螃蟹者。他只好自己慢慢摸索，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研究有声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