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终于没有留住邹文怀。1970年6月，为邵氏效力12年的邹文怀，终于同邵逸夫分道扬镳，离开邵氏，自立嘉禾公司。邹文怀果有将帅之才，自立公司之后，即结束了香港影坛邵氏一统天下的局面，转为两雄并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邹文怀与邵逸夫合作12年，分开也是必然结局。况邹文怀与邵逸夫都是将才，一山久容二虎，终无可能。
但真正让邹文怀决意离开的，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这个女人名叫方逸华。严格说起来，方逸华认识邵逸夫在先，比邹文怀早了许多年。
方逸华1931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她的母亲名叫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有名的舞星。方逸华随母姓，无人知其父亲姓甚名谁。
上世纪40年代末方逸华随母亲来到香港，为了生计，方文霞曾在“百乐门”舞厅伴舞。由于经济窘迫，方逸华没能读完初中即辍学。因身无所长，只好女承母业，有过一段短暂的被称为“过渡时期的日子”。
但方逸华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她喜欢西洋音乐，爱唱英文歌曲，与外籍乐队接触频繁。于是她很快结束了“过渡时期”，改为去歌厅登台唱歌。
1952年，方逸华在新加坡的“邵氏影城楼”唱歌，意外结识了影城楼股东邵逸夫。邵逸夫在南洋见到上海老乡，觉得非常亲切。方逸华对这位正值盛年、风流倜傥的影楼主人，自然更无恶感。两人经常共叙衷肠，关系越来越密切。
当时，新马华人区是一个保守社会。那时当地有一个政策：一旦有人投诉某歌星、舞星勾引男人，官方不问证据，立即把被投诉的歌星列入黑名单。凡是列入黑名单的歌舞明星，再无可能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出。这一规定，缘自当地华人富商的太太，对这些来自大陆和香港的歌星的痛恨。她们担心丈夫迷上这些歌星，使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胁。所以，她们一旦怀疑自己的丈夫在追求某歌星，就会向官府投诉，说歌星勾引自己的丈夫。
方逸华和她的好友顾媚都曾受到过投诉，一度被列入黑名单。1951年的时候，方逸华曾以“妾室”名义与邵逸夫注册。至于投诉者是不是邵逸夫的妻子黄美珍，外人则不得而知。
如前所述，受到投诉的歌星不得再登台演出。方逸华只得结束“蕉风椰雨”之乡的淘金生活，返回香港。回港后她重操旧业，在湾仔巴拉莎舞厅演唱。方逸华天资聪颖，英语水平胜过所有华人歌星，对英文歌曲的发音，把握得十分准确，所以后来，她曾到美国、菲律宾一些夜总会献唱，在马尼拉还录过唱片。50年代后期，方逸华曾和百代唱片公司签约，录了不少英文歌曲。
方逸华回到香港后几年，邵逸夫因为接手二哥的邵氏公司，也来到了香港。二人自然恢复了联系，而且比以前更为密切。不知为何，邵逸夫此次来香港，并未把原配夫人黄美珍带在身边。据媒体披露，邵逸夫与黄美珍的关系，此时已称不上如胶似漆。
1958年，清水湾的邵氏影城首期建成，方逸华在邵逸夫的邀请下，来到邵氏公司工作。邵逸夫与方逸华虽然关系非比寻常，但起初邵逸夫并未对方逸华委以重任。公司要发展，儿女之私都且靠后。因此邵逸夫最初只让方逸华在片场保管服装。之后，歌舞国语片大行其道，方逸华乃歌女出身，于是在邵氏做幕后代唱。
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角色。方逸华最终从底层做到高层，从幕后走到台前，凭借的并不是与老板的特殊关系，而是自己的勤奋和忠诚。
邵氏的老员工回忆说，方逸华工作十分卖力。她每天都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走。她并没因她与老板的特殊关系而享受半点优待。
如今看来，如果方逸华真的与邵逸夫有什么特殊关系的话，也仍然可以说，她凭借的是自己的实力，凭借的是与邵逸夫在精神上的相通。邵氏影城佳丽如云，邵逸夫可以算做女儿王国的国王。尤其在女星当家的时代，他的身边簇拥着无数佳丽，还有更多的美女盼望着得到六叔的青睐，以跻身邵氏女艺人之列。所以，如果凭姿色，凭逢场作戏的讨好敷衍，都轮不到方逸华。
方逸华年轻时候，倒也算得妩媚俏丽，但邵氏影城是何等地方，全香港最漂亮的女人都集中在那里，相较之下方逸华的相貌就显得平庸了。但最后，正是这位丑小鸭俘获了影城君主邵逸夫的心。邵逸夫一生专和女人打交道，接触的女人无数。也有很多为邵逸夫所喜爱，于是邵逸夫会下大功夫、不计工本把她们捧成万人瞩目的明星。但是，唯有方逸华，邵逸夫不仅喜爱，而且信任，是他精神和智力上的朋友。那么，方逸华的武器是什么呢？
邵氏的老员工讲：方逸华靠的是忠诚、能干，此外还有女人的体贴。
从方逸华与邵逸夫的交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方逸华之所以深得邵逸夫器重，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是方逸华的分寸感。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虽与老板关系密切，却从不恃宠而骄。邵氏员工回忆说，邵逸夫与方逸华的交往一点也不浪漫，下班后，方逸华从不与邵逸夫同路，也不见他们泡在一起亲热。偶尔见他们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女下属向老板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
分析方逸华与邵逸夫的关系，大约有三重：忠实下属、好帮手、红颜知己。
作为下属的方逸华，勤勤恳恳，早来晚走，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不逾越权限，不给邵逸夫添任何麻烦。
作为帮手的方逸华，忠诚可靠，尽职尽责，细致入微，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替邵逸夫想到一切应该想到的事情。
而作为红颜知己的方逸华，则体贴温柔，一直守候在邵逸夫的身旁，总在邵逸夫需要的时候适时出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给邵逸夫以关怀。
因为这三重身份，使得邵逸夫一生阅尽红颜，但既宠爱又信任的女人，却只有方逸华一个。1969年，方逸华来到邵氏十余年后，邵逸夫把方逸华提拔到身边，担任要职。
方逸华进入高层，也并没有参与业务。她对电影公司的制片业务也并不熟悉，所以只是把财政和采购权拿到了手里。
在此之前，公司的财政一直由邹文怀控制，一般性的用款凭邹文怀的签字就可以向财务支取，但方逸华掌管财政之后，等于多了一个严格的关卡，即使有了邹文怀的签字，也未必能领到款项，有的即使被批准领取，数额上也可能差了一大截。
邵逸夫一直对邹文怀非常信任，邹文怀也习惯了在公司说一不二的局面，方逸华的出现，使他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这种大权旁落、备受冷落的滋味，令他感觉很不自在。同时，方逸华并不懂制片业务，对人事管理也全无经验，邹文怀从内心深处，对被这样一个女人限制，更觉难以忍受。但邹文怀何等聪明，他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公司老板邵逸夫。如果没有邵逸夫做她的后盾，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刁难邹文怀。所以，邹文怀并不与方逸华正面冲突。
不过，邹文怀的不动声色，并不是好事。他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动作。
其实，早在此之前，邹文怀就有了离开邵氏的想法。他在邵氏太久，功劳过高。如今邵氏公司进入独霸影坛的黄金时代，他作为辅佐邵逸夫成就霸业的老臣子，作为为邵氏屡建奇勋的功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高震主，高到邵逸夫无可封赏，聪明如邹文怀，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公司的危险。
现如今邵逸夫将方逸华提拔到高层，让邹文怀觉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他感觉邵逸夫是在有意识地削弱他的权力。邹文怀更加明晰地意识到，邵氏不是他的久留之地。
可以说，邹文怀离开邵氏、另立门户的念头，早已形成。而方逸华的出现，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使邹文怀的想法变成了行动。
也许，邹文怀在邵氏公司了解了电影行业的秘诀，掌握了电影企业的经营方式，便开始酝酿自立山头。邹文怀怀将帅之才，不可能久居人下。况且老板与雇员之间，永远会有矛盾，何况是邹文怀这样才情出众的雇员。
邹文怀离开邵氏，最初的酝酿，是在邵氏公司的总工程师赵耀俊家里。赵耀俊在邵氏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角色，负责彩色冲印室，对公司的发展贡献很大，头衔是邵氏总工程师。他的家就在影城之内，借地利之便，经常请一些中午不能回家的公司职员吃午饭。作为邵氏高层，交往的自然也是邵氏的高级职员，每天去赵家搭伙的，是那些不满意公司膳食的管理层人员，如邹文怀、何冠昌、梁风等人。久而久之，在赵家形成了一个“午膳俱乐部”。
都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吃饭时免不了会谈论公事。饭桌上气氛融洽，大家慢慢由“饭友”变成了挚友，意气相投，无话不谈。渐渐地，常在赵家出没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派势力，称为“赵公馆小组”。
因为赵耀俊就是公司的总工，常来此吃饭的也都是负责制片、宣传、冲印等业务的高层人员，专业性很强。而电影公司本身就是业务部门，所以这些人不大看得起以方逸华为首的那些公司会计、出纳、采购、保管等内务人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那些人虽然不懂业务，却必是非常可靠的老板的心腹人员，是公司财权和物权的直接执行者，是“实权派”人物，对“赵公馆小组”的人也并不十分买账。
于是慢慢地，在公司形成了两派势力。这两派互不服气，互相拆对方的台。公司其他员工感觉到两派的争斗，也纷纷权衡自己的位置，向两派靠拢。有的倒向邹文怀，有的倒向方逸华。向邹文怀靠拢的，多是公司技术骨干，而倒向方逸华的，则多是公司内务人员。
邵逸夫是影城老板，对手下的人员动态了如指掌。即便他本人了解不到，自然也有人向他通风报信。所以，对于赵公馆的存在，邵逸夫早就知道。两派之间的争斗，邵逸夫也心如明镜。但是，邵逸夫是影城的绝对君主，按照中国帝王的驭臣之术，大臣们一团和气，对君主的地位是有威胁的。而让他们争斗，双方都需要君主的支持，君王的势力才会牢固。所以，对赵公馆的存在，对两派间的争斗，邵逸夫很长时间内都不予理会，置若罔闻。
但时间越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彼此之间的交流就越坦诚。渐渐地，赵公馆变成了“牢骚馆”，谁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在午餐时间一吐为快。而这些高层人员直接和邵逸夫打交道，许多时候，矛头就会直指邵逸夫。他们都认为自己在邵氏劳苦功高，但所得却与付出不成比例，都认为邵逸夫失于吝啬。另外，这些有能力、贡献大的人，总认为自己受重视程度不够，所以许多人都心怀不满，颇有怨言。
这些人都以邹文怀为核心，所以自然而然，邹文怀有了自己的一派势力。
这时，邹文怀本人处处受方逸华的限制，在公司说一不二的年代一去不返，这让邹文怀感觉很不舒服。但鉴于老板和方逸华的特殊关系，他和方逸华之间的事情还不能向邵逸夫诉说，令他痛苦异常。
邹文怀有才，又正值盛年，熟悉电影制作和公司管理，如果他愿意，各电影公司任他加盟，他完全可以不在邵逸夫手下受一个女人的气。
邹文怀处境的尴尬、心思的动摇，有一个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个人不是邵氏公司的人，而是邵氏的老对头——国泰公司的老板朱国良。
国泰前身即“电懋”。自陆运涛飞机失事，七妹夫朱国良接手“电懋”，并改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朱国良手中的“国泰”，与当初“电懋”全无可比性，无论是制片，还是发行，都早已无法和邵氏抗衡。但是，有一点“国泰”和“电懋”是一致的，那就是对邵氏公司的敌意。
当初李翰祥要离开邵氏之时，就是“电懋”老板陆运涛的支持，使李翰祥成功到台湾组建了国联公司。之后邵氏拍了《大醉侠》一片，此片刚刚在邵氏公司的试片室亮相，朱国良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听到了业内人士对此片的高度评价。他意识到《大醉侠》的导演胡金铨又是一个电影界的奇才，趁影片尚未公映，导演还没走红，派人游说胡金铨加盟“国泰”。恰逢胡金铨因《龙门客栈》一片被邵逸夫冷落，一气之下脱离邵氏，改投“国泰”的分公司“联邦”。
公司的商业机密，有可能瞒过本公司人员，但竞争对手之间，却没有秘密可言。一般说来，公司与公司之间，各自都有自己的密探，负责打探对手公司的秘密。所以邹文怀在邵氏公司的尴尬境地，很快就被朱国良所了解。他感觉这是天赐良机，如果邵氏的擎天柱邹文怀能被他策反，则邵氏定然元气大伤。
朱国良很清楚，邹文怀这等人物，以“国泰”当前的实力，是无法吸引其加盟的。所以他派人私下对邹文怀说，如果他自立门户，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国泰”将为他提供拍片资金，并给予院线发行上的支持。
这一番话给邹文怀吃了定心丸。他虽早有此心，且人员都已齐备，但毕竟邵氏在电影界的影响力太大。如果邵氏在发行上施以手段，进行控制，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是无论如何不能与之抗衡的。“国泰”若能给以援手，则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国泰”与当初的“电懋”相比，虽然风光不再，但毕竟是百足之虫，仍然是实力强大、制片数量最多的公司，有“国泰”支持，更坚定了邹文怀离开的决心。
邹文怀在公司多年，一直负责全面工作，与公司各部门人员都有联系，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老朋友，更有许多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邹文怀很容易地就召集了一批愿意跟随他的导演和演员，与他签订了合同，准备去跟他做开国元勋。他们瞒着邵逸夫和方逸华，悄悄在私下进行着准备工作。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这里毕竟是邵逸夫的天下，很快即有人向邵逸夫告密。邵逸夫闻讯，虽然吃惊，但细细一想也就明白，邹文怀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断没有总在他人屋檐下的道理。况他在公司已经待了十来年，大权在握，盘根错节，若继续下去，以邹文怀的能力，邵氏公司怕就要成为他的天下了。
但邹文怀掌握着众多邵氏的高层机密，且一直是邵逸夫的得力助手，是邵氏影城的核心人物，故而邵逸夫对邹文怀的离开，心情很是复杂。当时，邵逸夫很信任张彻，于是找张彻商量此事应该怎么办，张彻的意见，是放邹文怀一马，让他走，不予追究。
邵逸夫自知留他不住，放他走是最明智的做法。但他有更深层次的担忧，他怕邹文怀像当初李翰祥一样，自己走不算，还带走公司中的其他人员。道理很简单，这些人费尽心思要带走的，自然都是公司的实力派人员，如此一来，公司必损失惨重。况邹文怀更不同于李翰祥，邹文怀在公司时间长，地位高，影响大，他如果愿意，势必会带走更多、更重要的人。
邵逸夫开始留意邹文怀的动向。在邵老板的地盘上，邵逸夫一声令下，就有人去帮他搜集证据。很快，邵逸夫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有人告诉他，邹文怀已经和邵氏的导演程刚签了合同，并把合同的副本拿到了邵逸夫的面前。
邵逸夫拿到这份合同，知道必须向邹文怀摊牌了，否则事情将弄到无法收拾。倘再拖下去，邹文怀与相关人员都谈妥，一切就都无法挽回了，损失也会不可估量。
邹文怀事后回忆说，一天，邵逸夫突然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清水湾别墅。他去别墅见到邵逸夫，邵逸夫也不请他落座，而是直接把他与程刚签的合同副本扔到他面前。他一见，知道有人告密，事情败露，索性不再遮掩，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观点向邵逸夫说明，并表示第二天就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离开别墅时，邹文怀伸出手来同邵逸夫握别，但邵逸夫把手背在身后，拒绝同他握手。
邵逸夫向有容人的雅量。这一小小的动作，表明邵逸夫对邹文怀的离开，还是非常在意的。
1970年6月，邹文怀离开了他为之效力十来年的邵氏公司。他到底带走了公司一批人，这些人都是邹文怀死党，也都是公司骨干。其中有前邵氏制片主任何冠昌、邵氏主办《南国电影》主编梁风、总工程师赵耀俊、邹文怀的老友蔡永昌等人。他们于1970年12月底，挂牌成立“嘉禾电影有限公司”。邹文怀为董事长，副手为何冠昌，其他人都是董事，分任要职。
跟随邹文怀离开的导演有罗臻、徐增宏、黄枫等人，演员则只有王羽和张翼。当初筹划自立门户、表示要跟随邹文怀的导演和演员不在少数，但邵氏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关于薪水的承诺上，邹文怀岂能同邵逸夫争锋，许多人最终被邵逸夫以加薪为条件，留了下来。
邹文怀带着一队人马离开邵氏，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等于尚未开始运作，就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即邵氏。同时，他们兵少将寡，人单势微，资金匮乏，很难进行大手笔运作。虽然“国泰”声言支持，但“国泰”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不可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援助。况邹文怀一干人，个个身负奇才，胸怀大志，如何肯刚刚脱离邵氏公司，再把自己置于其他公司之下，成为“国泰”的子公司。
邹文怀等人都久经沙场，深谙电影行业的规矩，况一干人都是电影界精英，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其他公司未必是对手。何冠昌等人完全支持邹文怀的自立主张，决心咬紧牙关，从头干起。
邹文怀在邵氏多年，早就认清了邵氏家长制管理的弊端。在邵氏，公司的一切都归老板所有，邵逸夫凡事都需亲力亲为，很少放权，也不敢放权。当初李翰祥就是因为对家长制不满意，要求占有股份未允，才离开的邵氏公司。邹文怀成立嘉禾公司之后，吸取邵氏的教训，采用“股份分红制”。凡是占有股份的，都是公司老板，公司是大家的公司，而不再是为老板打工。如此，邹文怀将权力下放、分散，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人才也得以充分利用。
邹文怀本就是搞宣传出身，知道如何利用宣传手段将公司推向社会，被公众认可。邹文怀在邵氏曾主办《南国电影》杂志，后由何冠昌接手，旨在宣传邵氏公司的影片，推出演员。嘉禾成立不久，邹文怀立即创办了一份《嘉禾电影》，以此宣传嘉禾的影片，与《南国电影》对峙。
从邵氏跟随邹文怀离开的演员很少，邹文怀于是面向社会招考，招聘了苗可秀、茅瑛等人。
万事俱备，嘉禾开始拍摄电影了。当时的香港影坛，仍然是武侠片天下。自从张彻的《独臂刀》掀起武侠风潮，武侠片在香港久盛不衰。所幸王羽跟随邹文怀，他是当时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武打明星，所以邹文怀决定嘉禾的开山之作，也拍武侠片，这便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由王羽主演的《独臂刀大战盲侠》。
香港的武侠片热，起源于邵氏影片《独臂刀》，当时观众的追捧程度几乎狂热，是武侠影片中的经典之作。邹文怀考虑嘉禾公司成立之初，不妨借《独臂刀》的名头，创自己的招牌。况且《独臂刀》主演王羽也在嘉禾，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独臂刀大战盲侠》在台湾拍片，由台湾联邦公司协助拍摄。日本明星腾新太郎与嘉禾合作，参与了演出。
邹文怀离开邵氏，不仅削弱了邵氏公司的力量，大批电影界精英另立门户，也对邵氏形成了威胁。所以邵逸夫一直想找个理由整治嘉禾。没想到，邹文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给邵逸夫提供了这个机会。
《独臂刀大战盲侠》不仅片名与《独臂刀》接近，其故事结构、人物设置都与邵氏的《独臂刀》有共同之处。甚至主演，亦是《独臂刀》主演王羽，这让邵逸夫找到了诉讼的理由。
这场电影，使得邵氏和嘉禾的矛盾进入公开化，并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邵逸夫与邹文怀这对老搭档，最终闹得法庭相见。
这场官司热闹非常。《独臂刀大战盲侠》1971年公映，同年4月，邵逸夫即一纸诉状将嘉禾送上法庭，状告嘉禾侵权。应该说，邹文怀运气不错，这场官司以邵氏败诉而告终。嘉禾不比邵氏，倘若败诉，第一部影片就不能上映，前期大笔资金打了水漂，怕是再无翻身之日。
但邵逸夫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特意从英国请来著名律师，于第二年3月，又上诉到合议庭。两家公司经过一个多月的纠缠，4月份，合议庭给出了另一个结果，宣判邵氏胜诉。
合议庭宣判当天，邹文怀即发表声明，要到大洋彼岸的英国伦敦枢密院上诉，5月，嘉禾的上诉请求得到批准。
这般拉锯似的上诉过程，有人分析，邵逸夫的目的是要借此拖住邹文怀，消耗嘉禾的人力物力。邵氏实力雄厚，人员齐备，这样的官司完全不影响拍摄电影。而嘉禾不然，被官司拖住，制片业务就会停顿。
也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这不是邵逸夫消耗邹文怀，而是邹文怀拖住邵逸夫。邹文怀知道，这种官司打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他之所以又提起上诉，是希望能牵制邵逸夫的注意力，自己正可以借机喘息。
官司最后果然是不了了之。但这场官司彻底断绝了邵逸夫与邹文怀的关系。此次风波之后，邹文怀绝口不提“邵逸夫”三个字，而邵氏公司与嘉禾公司，也从此势不两立。两家的竞争与对立已经公开化，如邵氏的口号是“邵氏出品，必属佳作”，嘉禾就打出“嘉禾贡献，最佳影片”的口号，公开与邵氏叫阵。
嘉禾成立伊始，人力、财力、拍摄条件都远不能与邵氏相比，虽然叫阵，却不具备与邵氏争锋的实力，跟邵氏相比，处处落于下风。在1970年的第十六届亚洲影展中，邵氏的《报仇》一片，令张彻夺得“最佳导演奖”，姜大卫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而嘉禾公司，在这届影展中全无声息。
但仅仅过了一年，香港影坛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