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对于邵逸夫来说，是大悲大喜的一年。在经历了诸多大事之后，这一年的年底，又一件大事完成：清水湾邵氏影城历时七年，耗资无数，终于竣工了。
1957年，邵逸夫刚刚从南洋来到香港，就从二哥邵村人手里买下了清水湾的这块地皮。在当时普遍低成本、小制作、粗制作的电影市场里，可谓大手笔。邵逸夫清楚，若想发展壮大，就必须有自己的基地。所以，他要建一座配套完整的拍摄场地。
但是，当初邵逸夫从邵村人手里买下的，其实是一座荒山。邵逸夫有言：在这座山上向四周开枪射击，都不会击中任何人。可见其荒凉。邵逸夫买下这块地之后，第一步就是将山头削平了60英尺，化高山为平地。只这一动作，就足见其气魄之大。
之后的七年，邵逸夫一边拍片，一边兴建影城。这是个巨大的工程，是邵逸夫心中的“东方好莱坞”，他不断地完善并扩大规模，七年过去，这个浩大的“制梦工厂”，终于完工，矗立在香港清水湾海滨。
邵氏影城一经建成，香港所有的片场便相形见绌。所有这些影城加在一起，也不能与清水湾影城相比。
邵氏影城占地100万平方英尺，设施齐全，是亚洲最大的摄影场。在这里，除了现代化的大型室内摄影棚、设施先进而又齐全的彩色中心，功能完备的办公大楼、印刷厂、明星楼、员工宿舍、食堂、化妆间、服装间、布景间等设施外，还有一家“迷你银行”，其完整、齐全程度，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拍摄一部电影，除了所用的胶片是柯达牌，需要进口之外，邵氏公司可以不离开影城一步，就制作出完整的电影来。在这里生活，更是非常方便。
这一时期，邵逸夫旗下有大约1500多名员工，特约演员无数，还有100多匹参加演出用的马。影城还有10万余件道具，94组高13英尺高的衣柜，几十套为古装片拍摄特意购进的价值几万港币一套的龙袍，数不清的古董、字画、陶瓷、红木家具等。这里还有依山傍水、依地而建的五条永久性仿古街道，为“唐街”、“宋街”等，街道上有几十家店铺，上百块各种招牌字号，有亭台楼阁等古今中外各种建筑，总之，漫步影城，会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邵氏员工曾为影城总结出三大优点：空气清新，饭菜便宜，出粮（发薪）准时。
这三点，归根到底，都是对邵氏公司实力的肯定。只有实力雄厚、制度严谨、运作正规的公司，才能做到以上三点。
“空气清新”自然是指自然环境。事实上，影城内的环境也非常好。这里一年四季花木繁盛，雇佣了工人定期来修剪、除草，使得影城内的花草蓊蓊郁郁，整齐漂亮。此外，影城内还保留了永久性人工外景，成为邵氏影城的一大特色。
比如，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搭建的杭州书馆、十里长亭、马府宅第等，皆是小桥流水，一派江南风光。而在拍摄《保镖》一片时，斥巨资搭了一个巨塔，造了几座假山。拍《新独臂刀》的时候，又在假山里搭了一座长达百余尺的水泥铁架桥。这些景致，在拍摄其他影片时，适当加减裁夺，但基本旧貌不变。几番改造，各具韵味，这些建筑，既是布景，也是一个风景点。在诗情画意的自然风景中，汇古融今，好似建筑风格的“大观园”。
1964年，先是陆运涛飞机失事，遇难身亡。接着清水湾邵氏影城竣工，这两件事，成全邵逸夫坐上了香港影业霸主的宝座。陆运涛逝世之后，大小电影公司虽仍然遍地开花，但邵逸夫已经不放在眼里。那些公司普遍平庸，没有市场竞争力。
而邵氏影城的竣工，使邵逸夫的事业如虎添翼。影城作为亚洲最大的摄影场，是邵逸夫电影事业的强大基业，是他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以此为根基，可以大展宏图，更上层楼。有了如此规模的影城，邵氏公司每年可拍40多部电影来供应市场。可以说，邵逸夫的事业，已经开始进入黄金时代。
邵逸夫曾经说过：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在于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刺激，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正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邵氏影城的竣工，使邵逸夫的电影事业有了物质支撑，他以此作为起点，开始了更高的追求。这一年，邵逸夫已经57岁，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他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和对事业的投入程度，令许多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邵逸夫每天工作时间在16个小时以上。1966年，一位外国记者观察、采访邵逸夫的生活后，在报道中写到了邵逸夫的作息时间，态度非常客观。文章发表在1966年11月14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关于邵逸夫的作息时间，它作了如下交代：
邵逸夫每天早晨6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邵氏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是早上八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九点十五分，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电影，包括对手拍的电影，以及昨天刚刚拍好的样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邹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部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休息，借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松驰一下神经。
虽然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时间和地域关系，未免以偏概全，但这一段记录，基本上就是邵逸夫在香港时的日常生活内容。在常人看来，这种单调的生活定会令人发狂，但邵逸夫几十年如一日，却乐此不疲。他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但是，常人称喜欢看电影，是为了休闲、享受、消遣，可以带着欣赏的眼光、放松的心情，选择自己喜爱的片子。而一旦看电影成为工作，则要聚精会神、带着专业和挑剔的眼光，丝毫不敢松懈。如此这般每天看若干部影片，恐怕任谁也会厌烦。但邵逸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记录是一天看9部。
邵氏影城里，有一间试片室，试片室最后一排靠右边的角落里，有一张舒适的沙发，沙发旁边是一张小桌子和一盏台灯，这就是邵逸夫的“专座”，他每天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在这张沙发上看了多少电影，恐怕连邵逸夫本人也无法说清。沙发旁的小桌子上，总有一个摊开的本子，邵逸夫边看边记，影片放映完毕，他就把导演、场记等叫到身边，拿着小本子，将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意见、感想同大家交流。邵逸夫许多创意，雏形都来自这个小本子。
试片室里放映影片的工作人员分为两拨，轮流工作，以保证按照邵逸夫的要求，能够从早到晚随时开机。他们要准备多部片子，以备老板要看哪一部，就放映哪一部。
远道的朋友来了，邵逸夫有一个保留款待项目：由自己亲自陪同，到试片室去看电影。这怕是邵逸夫招待朋友的独家礼仪。
有人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这话大约不算夸张。能够如此坚持，只能说，电影对于邵逸夫而言，已不单单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什么片子都看，国语片、锡兰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一律找来研究。自己公司出品的各路影片，成功的，失败的，邵逸夫也必要亲自观看。他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了解影业行情，研究其他公司的优劣所在，揣摩观众的口味，并发现新的选题。
这就要求邵逸夫在看电影时，要全神贯注，不能放过每一个镜头和每一个细微的表达。他之看电影，与消遣无关，是非常劳累的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与强度，都是常人无法负荷的。除了自己看，他还要引领员工把握电影行业的趋势与走向，观摩并借鉴他人影片中的经验。例如邵氏公司打算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经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007影片给员工看，以让员工们了解其中的玄妙。如此看来，邵逸夫说“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并不是由于对电影本身的痴迷，而是出于对事业的执著和投入。可以说，没有这种执著和投入，就不会有他的电影王国。
此时的邵逸夫在事业上渐入佳境。“电懋”衰落之后，市场上能与其争锋的电影公司几乎没有。左派机构普遍拥有较强的制片实力，但由于政治与体制的原因，他们不能自由施展，在观众当中丧失了地位。
但是，左派机构虽然受政治性指令的束缚，但由于身处市场化的香港影坛，尽量向市场靠拢，其中也不乏佳作，如由夏梦主演的越剧电影《三看御妹刘金定》、《金枝玉叶》等，都有不俗的票房成绩。《碧玉簪》的票房收入高达35万，凤凰的《金鹰》更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内地影片。
这一成绩令一向看重票房的邵逸夫深为震惊。但是他并没感到压力，因为大部分左派影片，都说教意味浓厚，严重脱离市场。
正这时，内地形势大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对于香港方面，中国政府表示“维持现状”，不会改变香港现行制度和历史遗留的归属问题。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左派电影公司上受到港英当局镇压，下失去香港市民支持，在香港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而当时的内地市场几乎完全封闭，除了八个样板戏及极少数革命电影，其他电影根本进入不了内地市场，因此左派电影机构进入了沉寂时期。
左派电影的衰落，使邵逸夫香港影坛霸主的地位更加牢不可摧。随着左派电影的被否定，其机构中许多人员改投中立电影机构。而他们最理想的去处，自然是规模、实力均为一流的邵氏。
有人劝邵逸夫：当初高薪请他们过档，他们不肯来。现在走投无路，岂不是把邵氏当饭庄？但邵逸夫并不因为这些而拒绝他们的加入，仍然将其揽至旗下。
栽得梧桐树，凤凰自然来。邵氏声名赫赫，再不愁招揽不到人才。此时的邵氏公司，进入了鼎盛时期，旗下人才无数。同时，邵逸夫自己培养的人才也都已成长起来。他的南国电影培训班，已经培养出大批的人才，成为香港电影界中坚和骨干力量。自然而然，这些人也都聚在邵氏门下，此时邵氏的演员增至130多名。虽然林黛辞世，乐蒂跳槽，但还有凌波、李丽华、李菁、郑佩佩、姜大卫等一系列明星。导演阵容也很强大，虽然李翰祥离开了，但还有岳枫、陶秦、高立、胡金铨、张彻、罗臻、吴家骧等人。邵氏影城内明星如云，灿若星河，新秀宿将，济济一堂。
事业处于巅峰期的邵逸夫，经过商场风云、人世沧桑，正渐渐练就了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气度。他越来越体会到，若真正想把事业做大，单独依靠个人的勤奋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个人要有头脑，更要有心胸，要有容人的雅量。只有集众人之智慧，事业才能发展壮大。
导演张彻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棚里拍戏，有人告诉我，王羽嫌伙食不好砸餐厅。我走出厂棚门，那里远远就可以看到餐厅。当时正见邵逸夫从餐厅门外经过，里面打闹声一片，但他徐步而过，充耳不闻。”
回忆录中所提王羽，是邵氏旗下一名演员。最初是邵氏南国实验剧团的一位学员，后被张彻起用，让他主演了《独臂刀》，因而一举成名，在武侠片热的时代，成为红极一时的大牌明星。大约人一走红脾气也随之变大，加上王羽本就有几分江湖气，性格豪爽，但自命不凡，脾气暴躁，常常闹事，在香港娱乐圈爱打架是出了名的，经常有媒体报道王羽与人打架的花边新闻。这一次，居然在老板面前，在公司食堂与人起了争执。
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邵逸夫。他居然能“徐步而过，目不斜视，充耳不闻”，这是何等境界、何等心胸。按照人之常情，作为公司老板，对本公司员工之间的争端，会本能地关注并干预，但邵逸夫就能够做到充耳不闻，这确是成大事者才有的胸怀。
另一次，还是王羽。作为演员的王羽突然心血来潮，要做导演。他去跟邵逸夫说，邵逸夫自然不能答应。王羽根本没有导过戏，而拍一部电影，需要找演员、搭布景、配服装、占影棚，以及大量的胶片消耗，不是可以当成游戏来玩的。但王羽以“罢戏”为要挟，表示若不答应他，他就放弃正在扮演的角色。邵逸夫无奈，只好答应他，但有个要求，让邹文怀亲自监视他执导影片，以免他完全不懂，做出出格行为。但王羽连这一点也不肯答应，商谈没有结果，他赌气离开了片场，玩起了失踪。
双方僵持数日，最后还是邵逸夫屈服，主动答应王羽，可以单独执导，不再监视他了。此诚然出于对片子的考虑，但邵氏人才无数，并不真的多么惧怕某一个演员耍脾气。邵逸夫以老板之尊，主动放下身段讲和，只能说他有容人之量。
王羽做导演一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本来双方都已谈妥，准备签约，王羽却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邵氏。在这件事里，受到舆论谴责的是王羽，邵逸夫自始至终，表现得都非常宽容。
办公司，总有些人员来来去去。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的人，邵逸夫也并不予以计较。如果他们愿意再度合作，甚至重返邵氏，邵逸夫都敞开大门欢迎，并且用人不疑，不控制不考验，一律委以重任。即使如李翰祥，离开时曾经闹得沸沸扬扬，险些对簿公堂，后来重回邵氏，邵逸夫仍然以诚相待，以礼相加。
导演张彻离开邵氏，去台湾自立了“长弓电影公司”，但他在清水湾影城内的宿舍，一直没有住人，而是为他保留着。张彻二度离开邵氏公司后，邵逸夫一直在影城中留有一处住房，以备这位昔日屡建奇功的导演随时来此小住。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亦是邵氏公司能够留住各路贤才的原因。即使有些名演员，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邵氏，但对邵氏公司的感情仍然很深。他们有了家庭，或者新的事业，但在邵氏公司的宿舍楼里仍然保留着房间，可以随时回来。比如著名女星王祖贤，她虽然有了自己的豪宅，但在清水湾影城的宿舍，却一直保留着。
凡此种种，使邵氏电影业进入了它的黄金阶段。邵氏公司每年出品的电影，都是香港电影中最卖座的，数量也极为可观，1965年，邵氏出品电影15部，1966年飞升到31部，到1969年，更高达37部。从1973年开始，每年都有四五十部电影问世。
邵氏的影片，除了票房可观，获奖也多。果然应了公司最初的口号：邵氏出品，必属佳作。1966年第十三届亚洲影展上，香港有三部影片参展，而这三部居然都是邵氏出品。其中林黛遗作《蓝与黑》获最佳影片奖。此片后来连同邵氏的《何日君再来》一片，在台北获得金马奖的“优等剧情片”，其中女演员丁倩获“最佳女配角”奖。次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影展上，邵氏的《珊珊》一举夺得影展中的12个奖项，并获日本文部大臣的特别奖。
邵氏影城建成了，邵逸夫也真正成长起来了。他越来越具备了一个成功者的心胸和气度，邵氏的事业，正一步一步走向顶峰，邵逸夫，也正逐步成长为华人圈里的电影大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