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天，香港清水湾。这块多年沉寂的土地被喧天的锣鼓、齐鸣的鞭炮声惊醒了。一块“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招牌，挂在了尚在建设中的清水湾影城。邵逸夫亲手揭开牌子上的红绸布，一时闪光灯频闪，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都登出这样一条新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
邵逸夫不敢松懈。公司成立，仅仅是第一步。百业待兴，前边的路还长呢，需要翻沟越坎。
邵逸夫当初到香港，暂且栖身于旺角邵氏大厦七楼的一间斗室。这座大厦是邵村人在香港的产业之一。看着这座雄伟的大厦，邵逸夫对二哥的不满重又强烈起来。他不明白，二哥为什么放着电影事业不做，去搞什么房地产。须知电影，不仅是邵氏兄弟的事业所在，更是他们的梦想所在啊。
像是听到了他内心的诘问，邵村人推门走进来。邵村人头发已经花白，邵逸夫看着，感慨万端。他想，二哥是个老人了，难怪他没有了当年的勇气与魄力。
而自己，果然就能挽狂澜于既倒，重振邵氏旧业吗？邵逸夫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邵村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开门见山说道：“老六，我知道你怨我，看不起我，嫌我不思进取。但是，如今的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香港了，现在的香港影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这些你都知道吗？”
邵逸夫收回翻滚的思绪，凝神看着二哥，等他说下去。
邵村人见此，坐下来，细细地对邵逸夫讲了这些年香港影坛的形势和变化。
1956年，老演员王元龙牵头，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标志着香港电影业正式分为左派、右派。很快，台湾当局就宣布，不是“自由总会”的会员机构拍摄的影片，不准进入台湾市场。如此一来，香港的中立电影机构，即“左派”以外的电影机构，全部加入了“自由总会”。邵氏父子公司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香港只有250万人口，南洋约有500万，台湾却有1000万，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华语片市场。
但是，“右派”虽占有市场优势，与之对立的“左派”，却有官方的强大支持。邵村人认为，邵氏父子公司树大招风，在“自由总会”里很是醒目，难免会惹来麻烦。
邵逸夫不以为然，对邵村人说：“左派和右派并非势不两立。我在南洋的时候，左派的凤凰影业曾多次找到我，要求利用我们在南洋的院线放映他们的影片。无论摄制机构是左派还是右派，大家争的都是票房，而不是彼此间争斗。”
而且，邵逸夫认为，左派的内部机制、运作模式弊端很多。首先，他们缺乏完备的院线体系，而没有自己的院线，自然就缺乏自由市场竞争力。另外，左派大多实行平均分配的低工资制，大牌编导、明星的待遇和普通员工相差无几，不利于调动人才积极性，从而将人才留住。再则，左派关于剧本的好坏评判标准，不以票房为依据，而让“思想性”占主导，很容易丧失市场。他们一个剧本往往要反复讨论，虽然杜绝了粗制滥造，却效率低下，占不到市场先机。
邵逸夫不像邵村人那样顾虑重重，他认为左派完全不具备和他们抗衡的力量，真正的对手不是左派，而是和他们一样的右派。
邵村人点头，对邵逸夫说：“你说得对。你若想在香港发展，最强大的对手，正是右派中的‘电懋’公司。”
对“电懋”的大名，邵逸夫自然早有所闻。电懋公司董事长陆运涛出身豪门，父亲是马来西亚的“锡业大王”，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从小就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回新加坡接管父业，产业包括锡业、银行、橡胶园、地产、酒店和娱乐业等。陆运涛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修的文学和历史，所以一生醉心文艺、历史、摄影、电影等，还是知名的鸟类学家，有很浓的文人气。相比打理商业，他承认自己更喜欢观察鸟类和摄影，但这并不说明他缺乏实干精神和经营商业的能力，相反，他干得十分出色。至于电影，只是他商业帝国中的一部分。
陆运涛的母亲就曾经开办过戏院，但不过是贵妇的一时兴起。1948年，陆运涛在新加坡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短短数年，就发展成为拥有40余家戏院的大院线商，仅逊于邵氏兄弟。
不久，陆运涛又在新加坡成立了“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同时开设克里斯电影制片厂，拍摄马来语片。紧接着，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的子公司登陆香港，负责在香港购片发往南洋。
陆运涛这一系列动作，让一开始没有在意的邵山客和邵逸夫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都以为他是巨商之子，玩玩而已，不料他行事有板有眼，加上有雄厚的财力支持，不仅对邵氏兄弟南洋的院线构成了威胁，在香港的作为，更令邵氏影业没了喘息余地。
面对强大的对手，邵逸夫没有丝毫退缩。他充满豪情地说：“二哥，‘电懋’不算什么。我到欧洲、美国走了一趟，才知道咱们的电影制作水平太落后了，影片制作过于低劣。我要引进技术，发掘人才，让中国影片达到国际水平。我准备把香港作为根据地，进军国际市场，重振邵氏雄风。”
邵村人见六弟对香港电影业的复杂形势全无惧怕，豪情满怀，年已半百之人，尚有如此雄心，不由叹服。他除了叮嘱邵逸夫要一切小心，还告诉六弟，倘需要帮忙，二哥愿意全力以赴。
邵逸夫笑了：“二哥，眼下确实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