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
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日子。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发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数千万同胞的血肉，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终于迫使日本侵略者放下了他们罪恶的屠刀，举起了沾满鲜血的双手。
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当中。人们欢呼雀跃，庆祝胜利。在这热烈的气氛当中，邵醉翁和邵村人尤其激动，感慨不已。被日本人压迫剥削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时刻过去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随心所欲地在自己喜欢的电影领域驰骋了，可以拍自己想拍的片子了，想至此，兄弟俩充满豪情。
不久，因战乱三年多失去联系的三弟邵山客和六弟邵逸夫，也发来电报，报告平安。邵醉翁三年多不曾放下的心，终于落在了胸腔里。兄弟四人都在这场战乱中躲过了一劫，他们决心要重兴家业。
兄弟四人商定，邵醉翁继续留在上海，经营“笑舞台”，并负责影片在上海的发行；邵村人仍回香港，恢复南洋电影公司，拍电影供应上海及南洋的戏院；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恢复经营以前的院线。百废待兴，邵氏兄弟面临重新创业的艰辛。但强者从来不惧怕挑战，在战后自由的空气里，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30日，英国军队重新开进香港，开始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虽然暂时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却在相对自由、民主的气氛当中，很快成长为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这给在香港的邵村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正可放手一搏。
邵村人回到香港，首先把南洋片场恢复了起来。他在香港四处奔走，招兵买马，重整旗鼓，打算开始他的制片生涯。
但是，当他真正干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时隔四年，香港电影业已经换了天日。现在的香港电影，已不是南洋电影公司的天下了。无论是实力，还是技术，南洋公司都已经落到了其他影片商的后面。而邵氏兄弟联手之时，兄弟几人各有分工，自是无人敢与争锋，如今邵村人独自一人，并不具备导演、制片才能，一时间何去何从，邵村人陷入迷茫。
此时，中国电影技术正在进行第二次革命——彩色电影。
早期电影从默片到有声，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第二次飞跃，就是从黑白到彩色。
事实上，早在有声片问世之前，就有电影工作者着手研究电影的色彩问题了。随着电影艺术的日臻成熟，色彩单调的黑白画面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
上世纪20年代，有人使用人工着色的方法，在胶片的画格上，一点一点涂色，试图改变银幕上只有黑白两色的格局。但是真实的世界色彩繁复而微妙，缤纷绚丽，这种人工着色的方法显然不能充分表现，获得满意的效果。
美国的华纳兄弟公司，曾开有声电影先河，拍摄出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这部影片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华纳的老板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巨大魔力，于是不惜巨资，研究开发彩色电影，并在1933年，尝试用红色和蓝色，摄制了影片《蜡像陈列馆的秘密》，之后又用三色法摄制了改编于英国小说《名利场》的影片《浮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是1939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拍摄的《乱世佳人》，这以后，彩色电影方逐步普及。
战后的香港，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电影业自然也随之繁荣，其制作规模和摄制品质都有了大的提高。同时，有大批上海电影人，因为香港的创作环境更为优良，纷纷南移香港，发展他们的电影事业。50年代，香港10年间共出品了2130部剧情影片，另有30部新闻纪录片，取代上海成了中国电影制作中心。
空前繁荣的市场也促进了技术的不断提高，彩色电影在香港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香港片商使用最原始的手法，给一些胶片涂上颜色，甚至在武打片里，直接用有颜色的卡通来表现剧中人的打斗过程。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是京剧艺术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拍摄。该片先用16毫米的彩色片摄制，再放成35毫米的影片。这部片子由于拍摄时的技术问题，导致色彩不稳定，色彩效果并不理想。但这是我国摄制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填补了中国彩色片的空白。
面对电影的技术革命，邵村人更是无所适从。他回到香港重振旧业，仍然按战前的旧套路进行生产，显然已无市场，况他也不甘人后。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他曾试着拍制彩色电影，将“天一”当年的开山之作《立地成佛》用人工染色。后来取材“游艺大会”的一个片断，尝试过五彩片。但若拍摄出色彩丰富、影像逼真的彩色电影，他的公司无论是人力、财力，还是技术，都尚不具备这种实力。
就在邵村人徘徊观望之际，有一位故人递上名片，前来求见。
这个人是周剑云。
周剑云所在的明星公司，1937年毁于战火，演员和创作人员也都四散。周剑云没有离开，他留在了上海，并在1940年与人合资，开办了金星影片公司。周剑云果然不凡，在战乱中，纷飞的战火之下，硬是拍出了极富现实意义的影片《花溅泪》、《乱世风光》等，是当时上海电影中的上乘之作。
但战后，日本人走了，正可大展雄才拍摄优秀电影的时候，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却宣布要对电影加强控制，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周剑云无比失望和愤怒，于是说服了张石川、蒋伯英等一批优秀的编导人员，前来香港发展，并于1946年创办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由蒋伯英任董事长，张石川做导演，周剑云仍然从事发行。
昔日“明星”何等辉煌。而周剑云与张石川都曾是“明星”的主要负责人，在他们的号召之下，上海等地一批著名编导和演员，也加盟了“大中华”，如吴祖光、胡蝶、胡适等。但是，这些人对大中华究竟是在香港发展，还是回内地，一直举棋不定，争议不决。所以，“大中华”虽然兵强马壮，演、创人员阵容强大，却一直没有建设自己的片场。他们尚没有最后确定是否留在香港。
而当时，邵村人的南洋影片公司，有钻石山和九龙城两个片场。因为没有确定拍摄方向，两个片场暂时都闲置着。这正是周剑云前来拜访邵村人的原因。
当年在上海时候，周剑云曾组织其他五家电影公司，对“天一”进行“六合围剿”，是“天一”的死对头。但岁月淡去了一切恩怨情仇，尤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商场之间的那点争斗，已经算不得什么。二人相见，早无敌意。寒暄过后，周剑云道明来意：邀邵村人做大中华董事股东，条件是提供片场。
邵村人认真思考了一番。他想，南洋影片公司主要拍粤语片，市场在香港、南洋。而“大中华”主要拍国语片，影片主要销往内地，利益冲突虽然有，但不会太大。而现在自己的南洋影片公司尚未正常运行，两处片场都闲置，不如租给“大中华”换取些利益。况且邵村人很清楚，以“大中华”的实力，只要他们想在香港发展，片场问题绝不可能成为障碍，自己以片场换取成为“大中华”的股东之一，反而主动。
想至此，邵村人爽快地答应了周剑云。之后的日子里，“大中华”在南洋公司的片场先后拍摄了34部国语片和9部粤语片。较优秀的有《芦花翻白燕子飞》、《风雪夜归人》等。但无论是质量还是反响，都远不能与同时期的上海影片相比。
“大中华”在香港，因为大批优秀人才返回内地，很快就风光不再。周剑云本人撑到1949年，宣布息影。而“大中华”在香港影界龙头老大的位置，事实上只维持了一年。
接替“大中华”老大位置的，是永华影片公司。
永华影片公司的创始人是李祖永和张善琨。
张善琨日伪期间曾在上海组织“中联电影公司”，为日本人所用，被骂为汉奸电影头子。抗战胜利后，张善琨心中恐惧，逃往海外。但久居海外，自然苦闷。张善琨一直关注国内动态，发现当时在“中联”工作过的演职人员并没有受到管制，他的心思也开始活动。张善琨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想在电影业再干一番事业出来，而在国外，显然不可能实现他的想法。
张善琨当时实在并非自愿为日本人效力，所以一直认为把他定为汉奸属于冤枉。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敢回国。思前想后，他觉得香港可以作为他干一番事业的好地方，英殖民地的气氛相对宽松。但他并未敢马上行动，办电影公司需要雄厚的资金，他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背景，以为他遮风挡雨避免当局的清算，而这些条件，他暂时都不具备。
就在这时，他认识了李祖永。
李祖永门第显赫。父亲李屑清曾是前清北京造币厂的厂长，母亲年轻时与西太后慈禧颇有交情。李祖永本人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与周恩来、叶恭绰是同学。毕业后去美国边姆赫斯特大学人文学院深造，回国后在大学校园里做过教授，之后又主持上海大业印刷公司，给国民党政府印钞票。抗日战争期间，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过从甚密，做过军火和黄金生意。
1946年，李祖永从美国回国，途经香港，下榻香港的顶级宾馆半岛大酒店。当时张善琨也在香港，闻讯急忙赶去拜访。俩人一拍即合，李祖永当即答应出资，与张善琨合办电影公司。由李祖永任董事长，张善坤说他不便公然露面，宜隐在幕后，故总经理一职仍由李祖永兼任，张善琨只挂艺术总监与制片主任之名。
针对张善琨的惴惴不安，唯恐当局清算他在日伪时期的罪恶，李祖永安慰他说：“你真被抓进监狱，我叫监狱长今晚放人，他不敢等到第二天。”
对此张善琨深信不疑。他知道李祖永与国民党要员关系甚好，这也正是他找李祖永做靠山的原因。
于是1947年，“永华影业公司”的招牌挂了起来。其中“永”字取自李祖永的名字，“华”字则取自当年张善琨创办的“新华影业公司”。挂牌当天，香港影坛的知名人士全被请去，邵村人置身其中，尚想，永华公司也没片场，也许会找到自己，租用他这个香港规模最大的拍摄基地。
不料李祖永财大气粗，又有后台，经当时的港督葛量洪批准，很快就在九龙购得一块地皮，建立了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摄影棚，并购置了整套进口的摄影、录音、照明等设备。令昔日片场老大邵村人不禁咋舌，自叹弗如。
这般大手笔，自然就方便网罗人才。加上他们不惜重金，一时旗下有吴祖光、程步高、李萍倩、柯灵、姚克等著名导演，有舒适、陶金、王元龙、周璇、白杨、舒绣文、唐若青等著名演员，以及著名摄影师余省三等人。
强大的编、导、演阵容，雄厚的资金力量，让永华公司信心十足地高擎起“大制作”的旗帜，宣称专拍“巨片”。他们果不食言，于1948年推出第一部开山之作《国魂》。这部电影号称投资百万，由吴祖光根据舞台剧《正气歌》改编，卜万仓导演。同年又投拍另一部巨片《清宫秘史》，耗资四十万港元，由姚克编剧，朱石麟执导，演员有舒绣文、周璇、舒适、唐若青等大牌明星。这两部巨片拍摄于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时间上的不凑巧，以及选材的不妥，后来招致了众多非议。但在当时，永华公司却因此奠定了其香港影坛霸主的地位。《清宫秘史》在瑞士洛迦诺举办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中入选，并在欧美和中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公映，反响颇不俗。后来，永华公司拍摄的影片《火葬》，在巴拿马国际电影节获奖，一举打进南美市场，成为香港首家赢得国际声誉的电影公司。
面对永华公司的强大阵势，本就没有找准方向的邵村人急忙对自己公司的拍片计划叫停，他说：“我们竞争不过人家，还是不要以卵击石。南洋影片公司暂且仍与大中华公司一起，走合作拍片的道路。”
但是，发行始终都是永华公司致命的弱点。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南洋，他们都没有建立自己的院线。没有院线的制片商很吃亏，受控于他人，片子必须要好，要能保证票房，才能被院线商所接受。假如一部片子不被院线商看好，片商很可能血本无归。不像拥有院线的公司，不管好坏，都可在自己的影院放映，区别仅仅是赚多赚少。
但院线商与制片商评价影片好坏的标准，往往不同。所以虽然后来永华公司又拍了《春风秋雨》、《翠翠》、《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一系列高质量影片，因院线商不认可，认为没有票房，都拒绝放映，或者在放映宣传上不予配合，使得曾经雄霸一方的“永华”，渐渐显出颓败之势。
与此同时，《清宫秘史》在北京公映期间，突然被叫停。之后全国所有影院接到通知：禁映《清宫秘史》，并在全国范围内对《清宫秘史》进行大清算、大围剿、大批判。
直到几十年后，才揭秘《清宫秘史》受批，源自党内的路线斗争。但当时李祖永和张善琨自然不知道内幕，认为封杀《清宫秘史》完全是冲着他们来的。有一点他们很明白，那就是“永华”的影片，自此不可能再进入内地市场。而他们主拍国语片，主要目标正是内地观众。
种种意外和变故，令永华公司一蹶不振，再没崛起。
当大公司当前，邵村人自认没有竞争实力，因而止步不前；当“大中华”和“永华”辉煌不再，邵村人又似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公司的命运，依然束手束脚，迟疑不决。
1948年，“大中华”败下阵来，邵村人即与“大中华”脱离了关系，收回自己的片场，并改名为“邵氏父子公司”，英文名Show Sons，简称SS。但这时候的邵村人，已经失去了当初无所顾忌勇往直前的魄力，他看到以“巨制”为旗帜的“永华”公司的败落，就努力控制成本。邵村人原本在邵醉翁时期就一直负责公司财务，习惯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他的邵氏父子公司很少添置演出服装，伙食也多是粗茶淡饭。虽然这样节省了成本，拍摄影片很少超出预算，但拍出来的片子，未免不够恢弘大气。加上他拍片的观念和手法比较保守，长此以往，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这时在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的发行业务，也重新恢复了运行，公司名为“邵氏兄弟公司”，英文名Show Brothers，简称SB。南洋仍然是邵氏父子公司最大的市场，所不同的是，如今“兄弟公司”需要影片，要向“父子公司”去买，账目分得很清楚。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当初的家族大锅饭，而变成了两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除了“父子公司”的影片，“兄弟公司”若还需要其他影片，则由邵村人的公司买来样片复制成拷贝，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卖给“兄弟公司”。而为了保证“父子公司”的利益，“兄弟公司”不得向其他公司购买影片。
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至此走出了家庭式运作模式，两个公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合。这种产销联合一体的经营，具备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是，如此优良的运作机制，仍不足以让邵村人敢于放手大干。邵氏父子公司的电影事业每况愈下。他们1953年拍了10部电影，到1954年仅拍了5部，且票房成绩都不是很好。
市场是残酷的，不会永远给谁留有位置。商场中的规则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邵村人尚在观望，又有两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在香港挂牌亮相。其中之一是南洋巨富陆运涛创办的“电懋公司”，财力雄厚，不惜重金网罗人才，大量制作影片，一时成为香港影坛新贵。另一家是香港“左派”势力所接管的“长城影片公司”，发展迅速，广有市场。邵村人的父子公司在两家大公司的夹攻之下，步履维艰，渐渐在香港影业呈现出颓败之势。
而当时在内地，西片、当代港片，都被禁映。香港影坛除了左派背景的电影公司，都失去了在内地的庞大市场。广东的进步制片人吴楚帆针对粤语片粗制滥造、内容庸俗的通病，联合其他港粤电影人发表宣言：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摄制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己负人。
此即所谓当时的“电影清洁运动”。
邵氏公司曾是最大的粤语片生产商，邵村人觉得舆论隐隐都在指向他们，而“电影清洁运动”几乎就是针对他们而来。邵村人为此格外担忧。此时的邵村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变得异常谨慎，他眼见得大陆形势激变，香港影坛动荡不安，实在把握不准形势将如何发展，因而畏首畏尾，不敢轻易动作，公司的发展也愈缓慢，邵氏影业开始萎缩。
既是辉煌难再，邵村人心生退意。他认为香港不过弹丸之地，电影公司的招牌却如林而立，形势也对己不利，于是不想再参与电影界的角逐，而是另作他图。
一开始，他还是在较为熟悉的电影领域发展，放弃了制片事业，转而经营戏院业务。1949年，他以45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香港一家戏院，接下来一发不可收，开始大量收购香港戏院，放映进入香港的西片。1950年以后，除经营戏院，邵村人又涉足地产业以及其他物业。他在香港麻油地建起了“麻油地戏院”和“豪华戏院”，又在弥敦道的旺地兴建了一座二十多层的“邵氏大厦”。这座大厦后来转手卖出，卖到了上亿元的价钱。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邵村人的优势，在此显现出来。虽然最终在制片业败下阵来，却在地产、物业方面大有收获。
我们再看远在南洋的邵山客、邵逸夫兄弟。
邵逸夫此时已人到中年。对于一个成就大业的人来说，这个成熟的年龄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邵逸夫决心要把战争带来的损失夺回来，重振邵氏影业的雄风。
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经济都在飞速发展。邵逸夫意识到，自己原有的器材、设备，已经落伍。他曾经去过美国，那一次的美国之行令他心胸、眼界大开，受益终生。他与三哥商量，决定再去美国，购置先进器材。
邵逸夫第二次远涉重洋，不仅去了美国，还去了欧洲、澳大利亚。当然不仅仅是购买先进设备，还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像第一次一样，这一次的万里之行，使邵逸夫大长见识，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先进程度，令他惊叹不已。他一路走，一边在心中勾画着邵氏兄弟公司的宏伟蓝图。
回到新加坡，邵逸夫与邵山客一起，逐一实现他的构想。他们调整了经营方式，加大了经营力度，兄弟俩在南洋的事业气象日新，突飞猛进，很快就恢复了战前规模，进而更胜一筹。1956年，邵氏兄弟公司在新加坡创立30周年，此时他们在新、马、泰、越南、爪哇等地，已拥有一百多家影院，十多处大型游乐场。至此，邵氏兄弟公司已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影业集团之一，在亚洲电影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更是一发不可收，他们展开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每月一院”。到处寻找合适的地点，创办自己的影剧院。如此不到一年时间，他们的影院就发展到130多家。
当年，邵山客独自漂洋过海，闯荡南洋，经历了天灾、人祸、战乱，终于发展壮大，每念及此，邵逸夫都不禁感慨，也颇为自豪。能有这般成就，诚是兄弟俩奋力拼搏的结果，但邵逸夫知道，很大的因素，也取决于他对电影的痴情。他实在太热爱电影了，惟其热爱，才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他，令邵氏兄弟电影事业一路坎坷走到如今。
也正是这份痴情，让他对二哥将要退出香港电影业、将邵氏电影事业在香港拱手让人的做法，焦急不已。
邵逸夫多次给在香港的二哥写信，劝他重振雄风。他委婉地说：“我们拥有南洋最大的院线，每年都要从香港购进大量的片子，怎么你们的影片反倒越拍越少了呢？”
邵村人总是告诉他，再等等，形势不稳。或者说，竞争激烈，不宜轻举妄动。
邵逸夫给他打气：“他们拍他们的，咱们拍咱们的。咱们仍然拍粤语片，不和他们争夺国内市场就是。守住香港和南洋，照样可以赚得不俗利润。”
但邵村人对左派电影人心存畏惧，认为他们有国家做强大后盾，不敢与之较量。邵逸夫对此深不以为然，他告诉二哥，左派电影人士曾经找到他，要求在邵氏兄弟的南洋院线放映他们的粤语片。邵逸夫以此证明，左派也好，右派也罢，各有优劣，完全可以共同依存，不存在谁会吃掉谁的问题。但邵村人总心有余悸，不为所动。每一次兄弟间的讨论，都无果而终，邵逸夫深感失望。
不仅仅是邵逸夫，电影，对于邵氏所有兄弟，都是一个情结。当初老大邵醉翁放弃其他产业，专注电影，其他兄弟更是从最初就在电影行业中摸爬滚打，他们对电影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和心血，也积累了太多经验，靠电影创造过辉煌。所以，对于邵村人的做法，邵氏诸兄弟都有看法。只是邵醉翁早已宣称退隐江湖，不再过问弟弟们的事业，所以对此不置一词。不过看得出来，他每过香港，从不去二弟的影院，对他的经营也不予过问；而到了南洋，却必去三弟、六弟的院线走走，新片更是场场不落。其间喜恶，已不言自明。
邵山客自然也不满二哥在香港的作为，但没有邵逸夫表现得激烈。他作为南洋兄弟公司的董事长，要执掌自己的基业，无暇过多干涉。
面对江河日下的邵氏香港公司，最为焦急的是邵逸夫。他数番用书信、电报的形式，力劝二哥不要放弃，抖擞精神重整河山。但邵村人对电影似乎已全无留恋，执意要经营房地产，而任制片业务自生自灭。
面对这种状况，邵逸夫焦虑之余，开始考虑对策。他决不能让邵氏家族在香港的电影事业就此没落。他想，自己跟着三哥在南洋干了这么多年，虽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也练就了一身本事，但说到底，南洋兄弟公司是三哥的产业，邵山客才是公司掌门人，而自己，似乎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眼下二哥要放弃在香港的业务，那自己是不是可以接手呢？
邵逸夫去找三哥商量。邵山客沉吟着，久久不语。对邵氏香港电影事业的衰落，邵山客也一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相信六弟的能力，知道由他去香港执掌大局，很有可能力挽狂澜，将香港电影公司从低谷中拯救出来。但是，邵山客作为兄长，想得自然要多一些。他经历过创业的艰难，也受到过别人的排挤欺压，所以对二哥的处境与做法，他是能够理解的。如今六弟贸然前去，要将二哥经营多年的事业接过来，二哥将作何感想？
邵山客迟疑半晌，终于说：“老六，你暂且等一等，咱们给二哥写封信，听听他的想法。”
不久，邵村人回信了。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目前的艰难处境，表示在电影业已完全无心再战，希望他们兄弟当中能有一个人来香港，接替他主持大局，使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不致在香港没落。
这与邵逸夫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踌躇满志，再图霸业。就这样，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与三哥作别，离开奋斗了将近三十年的新加坡，登船赴港。
这一年，邵逸夫5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