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纪的时候，奥斯曼人仅是分散居住在属于拜占廷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许多突厥公国之一。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以前拜占廷帝国的东南欧和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地区，而且还包括匈牙利与整个阿拉伯世界，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封建军事帝国。正是由于这种地理和历史的因缘，奥斯曼帝国成为了东西方商业贸易和社会文化的交汇之地。因此，搞清奥斯曼人的民族起源，了解奥斯曼帝国以前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去思索这个帝国诞生、强盛，乃至衰亡的根本原因，可以令我们以更客观和实际的心态来了解、比较奥斯曼帝国与世界其他文化、政治体系、经济形态的互动关系，并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去发现与探索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的路径取向，以及社会变迁的更为深刻与复杂的历史含义。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中乌古思部落的一支。作为小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主要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所人种贮藏库而具有重要性，并且随着小亚细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赖以补充的后备军，突厥游牧部落顺利地完成了由突厥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社会一分子的这种转变。
突厥人的早期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相当含糊。有些含糊之处是靠神奇传说，或是通过加枝添叶地虚构事实而整理成章的。即使对于那些年代较近的理论学说与有关历史资料，也未必可信。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书立传，认为突厥人是乌拉尔一阿尔泰语族的一个分支。然而，今日的一些国际上有名的语言学专家则认为，乌拉尔语族（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等）和阿尔泰语族（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满族通古斯语，可能还包括朝鲜语）之间的基因关系，一直未得到科学性的证明。虽然阿尔泰各语种之间的关系还不太清楚，但有一点似乎是明晰无误的，即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突厥人一度属子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子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人等。历史上突厥人最早出现在贝加尔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日蒙古一带。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有关资料，提到过一个由这类草原游牧部落组成的军事联盟，这类游牧部落中国人在历史上称之为匈奴。其中很可能突厥部落所占的成分最大。匈奴中的西侧一支，被蒙古人不断驱赶向西，于公元5世纪出现在欧洲，被西方人称之为匈奴人。
这一地区，幅员辽阔，但由于土地贫4，水源匾乏，气候恶劣，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异常的缓慢，而且越来越不能保证不断增长的游牧民对起码生活品的需求。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区一直经受着周期性牧场危机的冲击，这种牧场危机的冲击，不仅动摇着这一地区原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引发出了一系列游牧民族连续不断地向居住在大草原边缘的农耕文明地区的大迁徙。这些不断向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南部、西部迁徙的游牧民族，经过连年的混战和不断地向外迁徙，并在许多地区转为定居，所以在历史上于公元6世纪出现了日后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作为突厥人，被中国人称之为匈奴人的许多部落政权。他们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氏族部落是其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在形式上，各民族部落执掌大权的首领，一般是由氏族部落的民众大会推选出来的，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已成为世袭的统治者。这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社会，血缘和宗法氏族制，一直是维系氏族部落的牢固纽带。广大的游牧民也把氏族部落视作维持他们自身生存的准一依靠，而且以首领为首的少数显贵也凭借着这种血缘关系、宗法氏族制度，以及各自部落的习惯法来巩固和延续他们的统治，并享有各种特权。由于这些游牧部落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战争与抢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血亲复仇，同族复仇盛行。血亲复仇既是被害人亲属的权利，也是义务，不能随意放弃。加害人的亲属则必须共同为加害人承担责任。
东部的突厥部落政权以一条向北流人贝加尔湖的河流为中心，他们多从事放牧、经商和农业。这些突厥部落政权或是由于被中国人征服，或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牧场、牲畜、土地和水源等诉诸以残酷的武力，而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如同走马灯似的交换着，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一直持续在恐怖之中，很少获得片刻的安宁。
其他一些突厥部落则向南、向西推进，到公元10世纪时，这些不屈不挠的游牧民族已定居在中亚地区。南以咸海和锡尔河下游为界，西以里海和伏尔加河下游为界，东北以额尔齐斯河为界。他们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放牧骆驼、马、牛和羊为主。有少数定居的部落则在沙摸绿洲种植谷物，在商业集市上进行实物交换，以牲畜、兽皮、林产和战俘，换取来自南方和西方穆斯林边境的商品货物。这些昙花一现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因坐落在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上而颇得地利之便，也曾经盛极一时。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为了抵抗伊朗高原上波斯帝国对小亚细亚的人侵。曾经从首都君士坦丁堡多次派出使者，向这些突厥游牧部落政权进贡，以期得到他们的帮助，这足以表明在当时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实力的强大。但是这些突厥游牧部落政权，也像东部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一样，因连年不断的战乱、灾荒、瘟疫，以及外族的人侵，不久就土崩瓦解了。然而，这一地区却一直仍然保留着突厥种族的特征。
公元11世纪中叶，讲突厥语的乌古思、土库曼各部族开始成批成批地大量涌人由拜占廷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在拜占廷帝国与突厥人在公元1071年进行的曼齐克乃战役前后，大约有200多万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地区落户。位于东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列强争夺的地区。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小亚细亚归属于东罗马的拜占廷帝国所有。公元5世纪初期，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建立的萨珊王朝，成了西亚最强盛的国家，他们开始同拜占廷帝国通过残酷的战争交往争夺小亚细亚地区。几乎在整个6世纪，两个大帝国一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交战之中。然而，最终的结果是，除了极大的消耗了这两个帝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外，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而夺权小亚细亚。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崛起之后，通过不断向外扩张的伊斯兰教圣战，相继占领了西亚与北非的广大地区，但在拜占廷帝国顽强的抵抗下，虽然帝国的领土大幅度地缩小了。但小亚细亚这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一直都在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之下，版图之内。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小亚细亚成了拜占廷帝国有效抵抗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数次侵略进攻的坚强堡垒。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和其东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分界线。
在公元9世纪初至11世纪初的200多年中，拜占廷帝国又重新经历了它的黄金统治时代。公元10世纪下半期，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因宗教与权力的斗争，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混乱与分裂。无休止的内让和战乱，使得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国力逐渐衰微，失去了对外征服和领土扩张的能力而此时的老对手拜占廷帝国便利用这一大好的局势，一改过去消极退让和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了转守为攻的军事手段，派出远征大军，相继收复了被阿拉伯人长期占领的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以及西亚的叙利亚一部分。而当突厥人不断迁徙来到小亚细亚时，拜占廷帝国的疆土已经扩大到了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广大地区，成为当时横跨欧洲与亚洲的庞大帝国，可谓称雄一时。
突厥游收部落在大量迁徙涌人小亚细亚之前，居住在中亚时，就因与这一地区广大穆斯林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而逐渐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人们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盛起，使他们最终饭依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造成的。一是在南边边界上常有小规模冲突中遇到的偷袭者，以及双方的俘虏；二是在他们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穆斯林圣徒；三是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商人。特别是在突厥人长期坂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商业贸易的互动往来是最有影响力的。也就是说，同穆斯林在经济上的长期广泛交往，才最终使突厥游牧部落逐渐从受佛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因此，大量迁徙涌人小亚细亚地区的突颐游牧部落，是作为圣战的伊斯兰教战士而出现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突厥游牧部落大量迁徙涌人小亚细亚之后，当地原有的广大居民并未因此而被他们消灭掉，或是被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去。遭到突厥人驱逐和排挤的仅是以希腊人为代表的那个上层社会集团和以崇尚拜占廷帝国为主要内容的那个文化阶层。大量迁徙涌人小亚细亚以后，突厥人完全按照伊斯兰教和突厥游牧部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地与当地居民，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融合，形成了新的突厥民族，从而揭开了小亚细亚地区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
据有关的历史资料记载，在小亚细亚早期的历史上，有过少量信仰基督教（东正教）的突厥游牧部落，如公元11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军队里晓勇善战的佩切涅克人，从及被称之为波格伏雇佣兵的人，但他们很快就消失在了突厥游牧部落大量迁徙、涌人与征服小亚细亚地区的浪潮之中。因此，通过征服而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有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化的传统与文化。受拜占廷帝国影响的小亚细亚式的传统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的重要性表现为，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很容易被突厥人慢慢地同化，并且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不仅在宗教上改信了伊斯兰教，而且还在语言上和文化上逐渐把自己变成了突厥人，成为了突厥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突厥人并肩作战，充任骑兵和步兵，在突厥人不断对外征服和扩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