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灵光，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也。”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从高速公路定州出口下道再向西走，沿着定州通往曲阳的道路行驶，不时看到一些拉运石材的货车疾驶而过，柏油路面被沉重的货车碾压得有些高低不平。随着车辆驶过，路面扬起一层灰，挂在路两侧笔直的白杨树上，在太阳的炙晒下更让人感觉烦躁。白杨树下，沿着路两侧，摆放着大大小小各色石头以及各种形状的石雕成品、半成品。未进县城，已经能听到电锯切割石块的刺耳声音，间或夹杂着几声“叮叮当当”的斧凿声。几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高高挽起裤管，有的戴着宽大的墨镜，有的戴着面罩，笼罩在一片白色粉雾之中，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浑身挂满了白粉。
这里是素有中国雕刻之乡称号的曲阳，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与鬼谷子齐名的诸子百家流派之一的黄石公，就出生在曲阳县。他出生不久便被抛弃在曲阳的黄山上，后无名无姓被人发现，人们便以此山为他的姓，取名为黄石公。黄石公长大之后隐居在黄山著书立说，写下了《太公兵法》和《雕刻天书》两本书。他把前部书传给了张良，把《雕刻天书》传给了同乡的宋天昊、杨艺源两位弟子，曲阳人从此与雕刻结了缘。
车子抵达县城的时候已近正午，曲阳开元雕刻公司的宋占海如约站在一座新修的石雕牌坊下等候我们。白色的石雕牌坊在正午强光的照射下隐约散发出一层光晕，我眯着眼睛勉强看到牌坊上雕刻着“石雕城”三个大字。宋占海年轻时远离家乡从事过很多工作，但因为是曲阳人的缘故，他的工作多少都与石雕有关联。年近半百才发现，原来最割舍不掉的居然还是家乡的石雕艺术，他说：“后来我就回到这里，在石雕城开了家石雕厂。有人订货就卖，没人订货就搞创作。”
进入雕刻城，反倒没了声响。街道布局规整，干净整洁。九公里长的街道两侧，排列着一家挨一家的石雕厂厂房或店面，路边摆放着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石雕作品。街旁还有一所曲阳雕刻学校，据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传授雕刻技艺的中等专业学校。没有人的身影，没有切凿石头的声音，静悄悄的，只有巨大的毛泽东雕像挥手耸立着，或者孔子像和蔼可亲地冲你颔首微笑，美丽的仙女摆着各种造型，他们脚下横七竖八躺着各种加工到一半的石料。明晃晃的白色石头反射着正午热烈的阳光，只一会儿，我眼前就变成了模糊糊一片白色，再难分辨哪座是陶行知哪座是孔子。
“虽然还没到六月，但现在天气太热，工人们都在休息，只有凌晨和傍晚光线没那么强的时候才工作。”老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的办公室很简陋，只有十几平方米，对着门口放着两张对放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记满了可能是买家的电话号码，另外一面放着一个三人皮革沙发，沙发前的条形桌上放着三座白石雕像，是两座立式观音还有一座坐式毛泽东像，刻工明显比院子里的巨大石像精致了许多。
“坐一下，先喝点儿水。外面太亮，在屋里坐会儿视力就恢复了。”说着，老宋端来水，递上一根烟，兀自点上一根，继续说：“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毛泽东像和观音像，大的有十几米高，小的只有十几厘米，他们别的家有做维纳斯等欧洲题材雕刻的，主要是出口，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好，订单越来越少，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厂家专门提供用于城市形象工程的现代雕塑，各种类型都有。要说起曲阳与雕刻的结缘，通常从黄石公的神秘传说讲起，传说归传说，有史料记载的是，曲阳的雕刻艺术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西汉，曲阳的石工就开始用本地产的大理石雕刻碑碣等物。原来在曲阳县城城南有座狗塔，相传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纪念一只曾保护他逃出大火的义犬而征召本地石匠修建的。”
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的雕刻艺术早在石器时代便已产生，但那时主要是以制造生产工具为主。虽然到了商周时期石雕艺术已经趋于成熟，但这门艺术真正得以大发展还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而得到发展。佛教属于像教，需要创造大量的膜拜对象，于是随着佛教的流布，佛教造像艺术也传到了中国。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主要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
佛教的传入是在汉代，到了北魏时期，皇室贵族、高官富绅多信奉佛教，统治者更是将佛教视为国教，于是，在中原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雕刻佛像活动，位于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稍晚些开凿的河北响堂石窟、山西天龙山石窟等，都是这个时期留下的皇家雕刻作品。
比如云冈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年，一个叫昙曜的僧人“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的赴京之行引发了中原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高潮。昙曜在平城西侧武州山下“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续高僧传》），这就是现在著名的云冈石窟。由昙曜雕刻的五所石窟（即现在的云冈第十六窟至二十窟）被后人称为“昙曜五窟”。据史料记载，这五座洞窟内的佛像是仿照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开凿的。因此，云冈石窟名为佛寺，实际兼有北魏皇室贵族家庙祠堂的功能。
到了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也摆脱了一百多年来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在平城的羁绊和干扰。北魏皇室又在洛阳东南伊水河畔的龙门山下建筑了他们新的精神家园——龙门石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权臣高欢因洛阳无险可据而率领四十万户仓皇迁都邺城，“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俱徙”（《洛阳伽蓝记》），一些大德高僧如慧光、菩提流支等也随之迁来，使本来就有佛教土壤的邺城，很快建立起更加浓厚的佛教氛围，一跃成为北方佛教中心。
当时东魏高氏贵族集团佞佛之举几近痴狂。他们将国家财产分成三份，其中三分之一供养僧尼，并在邺城西的鼓山之腰开凿了壮观宏伟的鼓山石窟（北响堂石窟），在都城西侧开凿了滏山石窟（南响堂石窟），同时在陪都晋阳（太原）西侧天龙山大兴土木，开凿了天龙山石窟。《北齐书》记载：“北齐幼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北齐雕刻艺术走向了辉煌，而曲阳所在的定州，古为中山国，与北齐都城邺城相去不远，佛教在这块沃土上的播种同样具有良好的土壤。从北魏时起，定州就形成了深厚的信仰基础和造像传统，北齐时，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唐道宣著的《续高僧传》中就大量记载了定州僧人的事迹。如北魏时期著名的少林寺二祖僧稠法师，在去少林寺之前，青年时代便一直隐居在“定州嘉鱼山”，“岁居五夏”。到北齐初年，年老的僧稠法师又来到定州修行不肯复出，北齐文宣皇帝专门下达诏书到定州，请他到京城讲学。北齐时著名高僧灵裕也是定州曲阳人，出家后往来于邺城、定州之间拜访名师学习佛法。北齐时还有定州的僧人到五台山出家修行的记载，“定州僧人明勖，少怀倜傥，志概凝峻。因闻（五）台山神秀，文殊所居，遂裹粮负籍，杖锡而至”。可见，定州在古代特别是北齐时期的佛教发展是非常辉煌的，而作为定州佛教信仰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阳白石造像，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定州出僧，曲阳出佛。有人说，定州佛教徒增多相应地带动了曲阳的佛像雕刻，所以，曲阳的雕刻艺术才发展起来。有人说是因为曲阳的黄山盛产汉白玉石料，而这种石料最适合雕刻精美的佛像，定州的僧人外出云游，总要带上一尊曲阳的佛像，如《曲阳县志》上说“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久而久之，定州在佛教界逐渐成为了圣地，而曲阳成了白石造像的重要出产地。
这两种说法均有道理，却没有实证可以成为确凿之据。自北魏以来，佛教造像艺术空前发达，大量的造像活动需要大量的雕刻艺人，于是，靠家传手艺的石雕匠人也便应运而生。在古代，石雕艺人是属于皇家或大官僚私有的财产，所以，在中国石窟中，石雕匠人当时没任何地位可言，很多题记里只记载着供养人的名字，而很少有雕刻匠人名姓的记载，因此无法考证曲阳工匠是否参与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造像活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敦煌出土的文书中不断有定州僧的记载。嵩山少林寺的第一代住持初祖佛陀禅师的大弟子慧光就是定州人，其后他成为东魏最高的僧官。而另一个大弟子僧稠曾担任过鼓山大石窟寺的寺主，另外一个出自定州的僧人灵裕住持开凿了邺西的宝山石窟。因此可以说，这些来自定州或与定州有一定渊源的僧侣们将佛教理念带到了这里，同时他们又将曲阳的石雕佛像传播到了各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距离曲阳护城河不足一百米的修德寺旧址，考古人员发掘出佛教造像二千二百件，这些造像上至北魏下至盛唐，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绝大部分是白石造像。考古人员在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些白石造像的石材就取自曲阳的黄山。其中最早一件造像是北魏时期的，与云冈石窟的雕刻时间颇为相近。这批造像雕刻精美，形态传神，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对这种娴熟的雕刻技艺赞不绝口。这些佛像的题材不仅有僧侣们经常供养的释迦佛、弥勒佛和观音菩萨，还有不被人们熟悉的释迦多宝二佛对坐、无量寿佛、弥陀佛、双弥陀佛、立佛、双立佛、坐佛、双坐佛、双观音菩萨、双思惟菩萨、双菩萨、三尊式等数十种，这些佛像在人们惊讶的神色中被运到了博物馆收藏。这批窖藏佛像印证了定州僧曲阳佛的历史史实，也是曲阳石雕艺术最高成就的实物证据。这批造像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自北魏至唐朝顶峰时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一出土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一件东魏武定元年的观音像，薄纱透体，圆肩鼓腹。一件武定六年的造像表现出东魏时期的审美取向，被学术界定为“武定型造像”。还有一件北齐武平六年高修陀造菩萨像，身材丰满，衣纹简练，刀法爽朗，体积突出，与东魏造像比较有了质的变化。而出土的唐代造像体态丰满圆润，富有现实主义的情感。修德寺出土的这批造像是研究北魏至唐中国佛教造像巅峰时期的最好例证，也是研究外来佛教造像艺术向中国化转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修德寺窖藏外，北魏至盛唐时期的曲阳样白石造像在他处也零散可见。距离曲阳县城不远的黄山脚下有一个杨平村，村口立着一尊三米多高的大石佛，大佛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飘带，一位骑自行车正赶路的中年男子见我在看大佛，热情地介绍起来：这尊大石佛有上千年历史了，‘文革’时期把大石佛的头部砸坏了，现在这佛的头是后来补上去的。香客们给石佛爷披上红袍，行善积德，希望得到佛爷的保佑。仔细端详这尊大佛，在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而且体态上有些僵硬，衣着稠密且繁细富丽，刀法洗练，在造像风格和雕刻技法上与云冈、龙门石窟的北魏佛像十分相似，当属于同时期作品。
“这个佛头可不是‘文革’时期砸坏的，现在上岁数的老人也记不清楚了，太早了……”与中年男子一起来的中年妇女接过话头说，“有一次来了个北京专家，说是古代灭佛的时候破坏的。”在中国古代有四次灭佛运动，佛教史上称为“三武一宗”法难。第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太武帝拓跋焘早先信仰佛教，还经常敦请佛教界一些著名僧侣进宫说法论道，但佛教日渐庞大的寺院经济和僧团组织，在政治、经济、权利上对政权日渐显现其威胁。于是，太武帝借口某寺院私藏兵器意欲谋反，下令废除佛教。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遭到第一次打击。此后一次是在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武帝灭了北齐之后，看到北齐境内寺院众多，僧侣过众，于是在邺城下令毁佛，强迫僧侣还俗，毁损佛像。这两次灭佛运动虽然惨烈，但延续时间都不太长，佛教很快又得以复苏。
最大的一次灭佛运动是在唐武宗时期，曲阳修德寺出土的两千多件窖藏佛像可能就是在这次法难中被善众埋藏起来的。入唐以后，佛教继续发展，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再一次与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颁布了废佛诏令，佛教遭到巨大的打击。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创伤。
在经历了会昌法难之后，中国的佛教自此走向下坡路，与其相伴的佛教造像艺术也度过了它的黄金期。唐代之后，除了四川一带有些较大的民间造像活动外，在中国的版图上几乎很难再找到像云冈、龙门、响堂山那样大规模的雕刻活动。虽然没有了大型佛教石窟雕凿，但小型单体佛像的雕刻依然不衰。自此，除了佛像外，中国的石雕对象变得更加丰富，有了更多具装饰意义的作品。
宋代以降，更多富有现实主义的世俗化作品成为石雕的主要题材，雕刻家们将目光从神像转移到了现实中的人和物。石雕对象更加生活化，很多人物其实成了现实人物的真实写照，如四川一带出现的柳本尊造像等。而曲阳在经历了北朝、唐两个造像盛世之后，到了宋代受泥塑发展的影响，石雕艺术也一度陷入低迷。此时，曲阳的石雕作品相对发现较少。但曲阳毕竟经历过两个巅峰期的洗礼，雕刻技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所以，曲阳石雕技艺并没有因为佛教造像热的衰落而衰微，也没有因为宋代泥塑的发展而一蹶不振。在经过沉淀和思考之后，曲阳刻工将目光从神坛转向了民间，打开了石雕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天地。元代，一个叫杨琼的曲阳人将他雕刻的“一狮一鼎”作为贡品送给了当时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并受到高度赞赏。到了清朝末年，又有个叫刘普治的曲阳石雕匠人，将他雕刻的“仙鹤”、“干枝梅”拿到了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在这届博览会上，他的作品荣获第二名。至此，曲阳石雕技艺自汉代出现以来，经历了孕育、发展和鼎盛时期，在延续了一千多年之后，走出了中华的版图，有了“天下咸称曲阳石雕”的佳话。
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曲阳的雕刻艺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军的侵略，曲阳的雕刻业日渐式微，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从事雕刻的艺人寥寥无几。这种境遇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所变化。曲阳出了个刘东元，刘东元将放置多年的石雕手艺传给了外甥卢进桥和弟子甄彦苍、安荣杰，古老的曲阳石雕技艺得到了传承。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就曾造访曲阳，拜访过刘东元的得意弟子卢进桥大师，目睹了他的雕刻技艺。他的“三大士”雕刻作品，现在就供奉在我所在的南响堂寺的靠山阁内。天资聪颖好学的卢进桥少年时代便从曲阳周边遗存下来的古代雕刻艺术中寻找到了现代雕刻的灵感。他还将牙雕、木雕、玉雕等各种雕刻技法融会贯通，运用到了石雕技艺当中，拓宽了曲阳石雕的技艺。此次再到曲阳，大师已经仙逝。他的雕刻人生正是曲阳千年雕刻历程的写照：
卢进桥青年时代以佛像雕刻为主，当佛像雕塑日渐萎缩时，他的凿子开始雕刻城市。他创作的《五羊》等城市雕塑作品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海外也有收藏。
同门不同艺。与卢进桥同门的甄彦苍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现在的雕刻作品并不是都放在寺庙里让信徒朝拜，而是以艺术品的形式展现在众人面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要研究骨骼、肌肉的比例。”在甄彦苍的雕刻公司，甄彦苍老人谈起雕刻艺术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墙上挂着国家授予他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证书。甄彦苍大师在继承传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雕刻技法，开辟了曲阳石雕的“西洋流派”。现在曲阳各个雕刻坊的很多西洋人物都是受“甄版”影响。
如今遍布曲阳县城的诸多雕刻坊基本延续了卢进桥和甄彦苍两位大师的风格，既有仿古的佛像石雕，也有城市雕塑及西洋流派雕刻作品。现在，从事这门手艺的艺人有五万多人，雕刻坊达二千二百八十八家。
浮华的背后必定掩藏有哀伤。看似繁荣的曲阳雕刻在新世纪的新时代里面临着尴尬，“曲阳石雕首先是工艺品，其次才是商品”，曲阳雕刻学校副校长张瑞芳说：“现在曲阳石雕是手和电气相结合的雕刻。分割一块石头，用电锯只几分钟，而用手工却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电气工具提高了效率，但还是手工雕刻的工艺性好。”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化”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无疑是最大的冲击，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刻，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都被“市场化”搞得浮躁起来。在曲阳，能够像卢进桥、甄彦苍等老一代雕刻家那样沉心静气坚守艺术的年轻人凤毛麟角，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产量大、工期短。谁肯为了创作一件作品而丢失一批产品呢？
“现在曲阳从事石雕的人很多，但是人才很少。”从卢进桥女婿开办的石雕公司出来，我遇到了来曲阳考察的画家汪力成，他对我说：“曲阳现在从事雕刻的很多都是匠人而不是艺术家，古代人雕刻佛像是因为心中有佛，将自己心中崇仰的佛祖、观音通过自己的手塑造出来，所以富有神韵，而现在很多人只是在生产产品、复制产品。”
也许是意识到现在石雕缺乏创造性，曲阳雕刻学校请过一些美院的老师讲授绘画及雕刻的基本知识，也有不少美院的学生毕业后来到曲阳实习，由他们完成制模等创作阶段的工作……
与密布曲阳县大大小小的雕刻厂家相比，我更喜欢散存在曲阳县城周边农村里的家庭手工雕刻作坊。杨平村是匠人比较集中的一个村子，在大佛前遇到的那个中年人，其兄弟四人便自幼随父亲在自家的院子里学习雕刻佛像，初学的时候只是帮父亲打毛坯或抛光，后来逐渐学会开脸，一直到自己可以单独完成全部工序才出师。成家之后，兄弟四人又各自在自家的院子里支开了摊子，教他们的子女学习雕刻技艺。他们不图发大财挣大钱，只是习惯了祖上传下来的这门手艺，农忙的时候下地耕作，闲暇的时候，就拿起凿子锤子找块石头叮当两声，解解手痒。每逢农历的初一和十五，他们就到村边的大石佛前上炷香，大石佛就像图腾一样深深印到了他们的脑海里，所以他们雕出来的佛像也仿佛与这尊大石佛有几分神似。不过，村里也有人专门做高仿的生意，他们专门研习北魏至盛唐时期的造像，精雕细琢，再经过特制药水浸泡、挖坑深埋等办法做旧，不明就里的人很难分辨真伪。
从曲阳县城出来已是傍晚，早晨的太阳已隐落到黄山之后。我回眸凝视，这座曾因蕴藏汉白玉而造就了“雕刻之乡”的山峰呈现出一片金黄，光彩夺目。然而，经过了上千年的开采之后，这里的汉白玉矿藏已经不足以维持现在高速发展的曲阳雕刻产业，矿场中只剩下一些青石和花岗岩可用。为了满足市场对白石雕刻的需求，曲阳本地的企业已开始从北京房山、四川等地购买石材，路远、选料不便且不说，运输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宋老板家院子里那座未完成的五米高的毛泽东像，石材是从北京运来的，花了十几万元。
《曲阳县志》里说，曲阳因为有石材资源才哺育出大量石雕匠人，此后雕刻时光逾千年以迄于今。今天，手工技艺逐渐被机械化批量生产所代替，作品变成了产品，加之曲阳赖以维系的雕刻石材的匮乏，“石雕之乡”何以为继，不得不令人担忧。据说，曲阳石雕技艺已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在“非遗”申报条件中，其中有一条便是“面临消失的危险”。
黄昏的曲阳，静静地依偎在黄山的怀抱之中，四野寂静。在路口，我与宋老板握手言别，他说恕不远送，“有个寺庙准备买几尊大石佛，明天招标，我还要回去准备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