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夺取关中，最好能拆散马超同韩遂之间的同盟关系，为此曹操采取了争取韩遂、孤立马超的策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冬，韩遂派其心腹部将阎行到邺城，曹操不仅予以热情接待，还表荐阎行为犍为太守。阎行西返时，曹操又让他给韩遂带去一道手令，说：
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
当早来，共匡辅国朝。
“谢”，即“告”的意思。“起兵”，指灵帝末年起兵反抗朝廷之事。曹操表示，他完全了解韩遂当初起兵反叛朝廷是受人逼迫的，希望打消顾虑，早日前来辅佐朝廷。实际是想不费一兵一卒，将韩遂弄到朝中控制起来。阎行受到曹操礼遇，回去后替曹操说话，劝韩遂说：
“将军起兵三十多年来，军民都被弄得十分疲惫，占领的地盘又很狭窄，我认为还是早些归附朝廷为好。我在邺城时，已表示要将我的老父送到京城去，希望将军也能把一个儿子送去，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韩遂犹豫不决，表示要再等几年再说。但后来还是把他的儿子同阎行的父母一起送到许都去了。曹操的分化瓦解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
由于马超等人在名义上还是服从朝廷节制、并接受了朝廷封官的，因此如果贸然加以攻击，便会显得师出无名，在舆论上给自己带来不利。但曹操却从钟繇的一个建议中找到了办法。钟繇请曹操给他三千兵，以讨伐汉中张鲁为名进入关中，这样就可以达到从马超、韩遂那里胁迫到更多人质的目的。曹操让荀彧去征求卫觊的意见，卫觊说：
“西边诸将，都没有进取天下的雄心壮志，只图苟安目前而已。现在国家给他们厚加爵号，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大的变故，不用担心他们叛乱。如果把部队开进关中，说是讨张鲁，而张鲁远在汉中，深山阻隔，道路不通，关中诸将必然疑心是来图谋自己，一旦受到惊动，那里地形险要，人多势众，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曹操认为卫觊说得有道理，但他并没有采纳卫觊的意见，而是从中找到了出兵关中的最好办法，加紧了出兵关中的准备工作。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太原人商曜等占据大陵发动叛乱，曹操派夏侯渊、徐晃前去镇压，攻下据点二十多个，杀死了商曜，平定了叛乱。三月，曹操正式派钟繇率师出征，同时派夏侯渊等人从河东郡出兵，前去同钟繇会合。
关中诸将得知钟繇统率大军从洛阳向关中推进的消息，果然怀疑是来袭击自己，纷纷举兵反叛。当时韩遂正出兵西讨张猛，大营只有阎行留守。马超积极出面组织、串连，考虑到韩遂年纪大，资格老，便推举韩遂为都督。韩遂回师后，马超对他说：
“过去司隶校尉钟繇让我谋害将军，我没有照办，可见关东人是信不过的。我父亲在朝中被他们控制着，我现在只好抛弃父亲而以将军为父。希望将军也抛弃亲生儿子，而把我当作你的儿子！”
要求韩遂不要以在朝中作人质的儿子为念，毅然举兵反叛。阎行则千方百计劝阻韩遂，要他不要与马超搅和在一起。韩遂却说：“现在诸将不谋而合，都起来反抗朝廷，这好象是天意。”因此不听阎行劝阻，同马超共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他们联络了侯选、程银、李堪、张桂、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人，一共十部人马，兵力十万左右，开赴潼关，建营列阵，阻挡曹军开进关中。
曹操得到报告，即命曹仁为安西将军，派他前往潼关督率诸军。行前对曹仁说：
“关西兵精锐强悍，你们要坚守壁垒，不要同敌人正面交锋。”
接着，命五官中郎将曹丕留守邺城，以奋武将军程昱参谋曹丕军事，命门下督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命国渊为丞相府长史，留统府事。一切安排就绪，自己于七月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今用]：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这一谋略不仅用之于战术之上，在我们当今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更是常用之略，许多商人把它运用于经营实践之中。它与直接的、赤裸裸的欺骗不同，是通过一系列的假象有意识地误导对方的思维，使对方首先在主观上形成轻敌的念头，从而掌握竞争主动权，轻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实乃为斗智不斗力，尤其与劲敌斗智，根本要决就在于懈怠他的注意力，要想做到这一点，你就不要示强，要让对方误认为你的渺小、微不足道，从而轻视于你。对于你就有了可趁之机，有了更大取胜的把握。
德国的奔弛汽车公司计划进军美国的时候，遭到到了一个强大对手——日本三菱汽车公司，面对日本的强大市场优势，奔弛公司使出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假装进军他国市场，都暗暗在美国打开市场迷惑了日本三菱，最终一举成功。
7．非惟天时，善用人谋
常言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假设有再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惟独缺少了能出谋划策的人，这就无异于风平浪静的大海中飘着一艘没有掌舵人的小船一样，如稍有风浪，便会倾覆。由此可知，人谋实属重中之重。无论做何事，都要遵从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弃旧图新，敢于弄潮，勇于变故，不为世俗所束缚，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前面，以谋求政治统治的政治谋略。取策中之上策。官渡之战中的策略，可为一破旧求新之典范。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实力明显不如在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但他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从军队人数来讲，曹操的军队要比袁绍少得多。袁绍的兵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有“众十余万”，同书《袁绍传》说有“众数十万”，从中挑选了“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后汉书·袁绍传》的说法与此相同。而曹操的兵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是“不满万”人，其中还“伤者十二三”，同书《荀彧传》载荀或给曹操的答书也说曹操是“以十分居一之众”抗击袁绍，《后汉书·荀彧传》的说法与此相同。曹操兵力不满一万的说法，恐非事实，南朝宋时的裴松之即已对此说表示怀疑，并在《三国志》注中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裴松之认为，曹操初起兵时，即已有兵五千，此后百战百胜，败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但一破黄巾，又接受降卒三十多万，此后不断吞并敌对势力，虽然每次征战都有死伤，但至官渡之战时不应少到如此地步。裴松之还进一步就官渡之战时双方对抗的具体形势提出质疑，认为，其时袁绍有兵十余万，曹操再有谋略，也无法以数千之兵与之长期对峙；而且，袁绍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能够摆开阵势与之对抗，可见其兵力不会太少，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袁绍有十倍于曹操的兵力，理应尽力围守，断绝内外，而曹操竟能先派徐晃袭击粮车，后又亲自带兵袭击乌巢，往来自如，并无阻隔不通的事情，可见袁绍并不能对曹操加以控制，这也说明曹操的兵力不会太少；其三，史籍称曹操活埋袁绍降卒八万（一说七万），如果八万人奔散起来，八千人是无法控制的，而袁绍的几万士兵竟然束手待毙，是靠什么力量来控制的呢？这也说明曹操的兵力不会太少。最后，裴松之还提出了《三国志》所以这样记载的原因，认为恐怕是“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应当说，裴松之的质疑和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总的说来，不可否认袁强曹弱的事实，双方之间的人数不仅有差距，而且有较大的差距，估计曹操的军队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万人。沮授曾对袁绍说：“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也是承认了北兵在人数上比南兵众多的事实的。如果不是在人数上存在较大差距，曹操就不会在粮少宜于速决的情况下，去与袁绍坚壁相持，甚至中途产生撤兵的想法了。
从军队的装备来讲，曹操与袁绍有很大差距。曹操后来曾发布过一道《军策令》，其中谈到官渡之战时双方装备的情况：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兵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
无论是人穿的铠甲还是马披的铠甲，曹操都比袁绍要少得多。曹操见自己的铠甲少，干脆舍去不用，而以奇兵打败了敌人。一是士卒精练，二是出了奇兵，兵好，又用好了兵，从而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文字虽短，却已大体总结了官渡之战所以能够取胜的原因。
此外，袁绍有战马万匹，而曹操加上后来司隶校尉钟繇从-关中送来的战马二千余匹，大概也只有三千匹左右。其余攻防所用的武器、器械等袁绍当也比曹操多得多。
从经济力量来讲，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自董卓之乱以来，农业生产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后来虽在许都附近地区实行了屯田，到这时已实行了四、五年光景，但由于战争连续不断，粮食消耗惊人，以至曹操在官渡同袁绍相持到许攸来奔时，只剩下能维持一个月的军粮。而袁绍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人口众多，农业较发达，其中尤以冀州为最，是人力物力补给基地。袁绍第一次从河北运来粮食数千车，被曹操烧毁后，紧接着又运来一万多车，可见其经济实力、军粮储备是远比曹操要充裕的。
从后方的安定来说，兖、豫二州是四战之地，占领后要巩固比较困难，在官渡对峙的最困难的日子，两州的不少郡县起而反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曹操虽已先后击败或消灭袁术、吕布和刘备，收降了张绣，可南边还有刘表和孙坚，还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而袁绍占领的河北，有山河之固，同北面的乌桓、鲜卑等族保持着和亲关系，话方较为稳定。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条件，也是曹操所不具咯的。
以上条件曹操都不如袁绍，但他却干净利落、彻彻底底地把袁绍打败了，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长期以来，特别是迎献帝都许昌以来多方努力的必然结果。这种努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推行屯田，既解决了流民问题，有利于后方的安定，同时也找到了一条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的有效途径。曹操在官渡之战期间军粮不足，但如果不推行屯田，则不仅仅是军粮不足的问题，能否进行这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斗都将成为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派典农中郎将任峻主管军械供应和粮食运输，所运输的粮食很可能多半是积贮在各地的屯田区域内所收获的粮食。袁绍也想截断曹军粮道，曾多次派兵攻击抢掠，于是任峻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以一千辆粮车为一部，分十路并进，每队用两层军队护卫，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运粮车队的安全。
二是在官渡之战前，当机立断攻取徐州，擒杀吕布，赶走刘备，降伏张绣，稳定关中，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刘备、孙坚虽然虎踞南面，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排除后顾之忧，但刘表胸无大志，坐守成业，孙策后来被刺身亡，都没有对曹操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官渡之战期间，曹操还派遣部将臧霸多次带兵进入青州，稳定了东部局势。镇守关中的司隶校尉钟繇，则不仅招抚流民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争取马腾、韩遂暂时归附了朝廷，使曹操免除了西顾之忧，还在曹操兵少粮缺的关键时刻，挑选了二千多匹战马送到官渡，给了曹操以有力支援。曹操为此异常高兴，当即给钟繇写去了一封信：
所得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关右”，指函谷关以西之地，亦即关中。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辅佐者，楚汉战争时期留守关中，负责士卒和粮饷的补给，支援前线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作出了重大贡献。曹操将钟繇的“送马”与萧何的“足食成军”相提并论，对其功劳作了高度评价。这件事说明、，曹操不仅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周边地区的支持。
相反，袁绍虽然也想开辟第二战场，但却始终未能奏效。官渡会战前，袁绍想拉拢刘表和张绣，未能取得成功。后来。刘辟、龚都及兖、豫二州的一些郡县背叛曹操，这又给袁绍提供了一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对这个机会，袁绍本来也想加以利用，但他对部下分兵南下乘虚攻击许都的建议一再加以拒绝，主观上想在官渡把曹军一锅端下，因此下的决心不大，仅派与之存有异心的刘备带了不多的兵力，前去与刘辟等人配合，因此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袁绍在这个问题上的失算，在客观上帮了曹操的忙，使曹操得以在官渡全力以赴，最终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战斗正式打响后，曹操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又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首先，曹操对战争的全局作了通盘考虑，先后派兵攻占了射犬、延津、白马等战略要地，使自己在战争的初期获取了主动。其次，曹操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果断捕捉有利于自己的战机，从而节节夺取战争的胜利。他先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取得白马大捷；接着用诱敌之术，歼灭了。袁绍的追兵。首战的胜利挫伤了敌军的锐气，但自己的力量仍处于劣势，于是曹操又先退一步，固守官渡，以少量的兵力拖住大量敌人。耐心寻求有利的战机。最后，因许攸来降而深入摸清了敌情，于是及时抓住战机，集中兵力，避实击虚，以轻骑突袭乌巢；在乌巢面临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又毫不动摇，厉兵奋击，终于抓住袁绍援军将到未到的短暂机会，击败了淳于琼，烧毁了袁军囤粮；接着乘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的时机，发起全面反攻，最后终于取得了决战的胜利。灵活、机动和果断，这些优秀指挥员必备的素质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相比之下，袁绍在指挥上就显得办法不多，十分被动。他自恃兵力众多，企图全线推进，直捣许都，结果十万大军被牵制于官渡。在官渡期间，他又只知正面强攻，一再拒绝部下迂回敌后的建议，使全军进退失据，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决战关头，又缺乏头脑，没有把主力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鸟巢方向，而是继续攻打已经攻了数月也不见有进展的曹军官渡阵地，结果弄到全军覆没的地步。
曹操的出色指挥，固然和他本人的军事才能有关，但也和他知人善任、注意听取部下正确意见的品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声东击西解除白马之围是由于他听取了荀攸的意见，坚守官渡是由于他听取了荀或的意见，出击乌巢是由于他听取了许攸、荀攸和贾诩的意见。可以说，官渡之战的每一个胜利，都有着曹操谋士献计献策的功劳，也有着曹操言听计从，从谏如流的功劳。
相比之下，袁绍在这方面就做得太差。田丰、沮授、许攸和张邰等人都曾向他提出过非常重要、如果加以采纳很可能使战局发生重大改观的意见，可他一次也没有听从。袁绍外表宽和闲雅、落落大度，忧喜不形于色，但内心狭隘猜忌，性情刚愎傲慢，自以为是，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好谋无决，迟疑误事，这种种毛病，都在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曹操的好谋多决、集思广益形成了鲜明对照。后来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