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常说，“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在文人学士口里，就是“天无二日，家无二主”。古代家、国一体，家、国一理。一国之中，天子、皇帝只能有一个；一家之中，主事的家长也只能有一个。在户口登记中，无论是三五口的小家，还是成百上千口的大家，只能有一个人充当家长男俑烛台。
但一家之中，除了各种身份低贱的依附性人口外，其他亲属成员中，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也有生有死，有分有合，婚丧嫁娶，总要发生。什么情况下该分家，什么时候要合户，谁能当家长，谁不能当家长，都是有一定规矩的。
在先秦的宗法分封制下，国君的地位是由嫡长子继承的，嫡长子以外的别子，则要分出去另为大宗，大宗的地位也由其嫡长子继承，称为大宗宗子，余子要分出去另为小宗宗子。这样一代代一级级分下去，就形成一个个既有血缘相连、又都相对独立的宗法家庭。在宗室户口登记中，这一个个宗法家庭的大宗宗子或小宗宗子，就自然是户家长了。
在庶民之家中，则有“夫”与“余夫”之分，夫，通常指家中主要的壮劳力，一般是父家长；余夫，则是父家长的子弟。在分配土地时，夫与余夫享有同等权利。在户口登记中，通常以“夫家”为单位，父家长是当然户主，“余夫”是从属于“夫”的家庭成员。
进入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有前已述及的秦汉强制“生分”的“异子之科”和隋代的“析籍”令，以及隋唐以后的“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等规定。无论“生分”也好，“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也好，户家长的确定是不难的，分出去的男子自然可独立户头，目成一家；与父母同居的子弟，当然只能以父家长为户头。
唐代规定，如果父母死亡，丧服期满，兄弟之间可以分家析户，各为户主。到明代时，规定父母在，但兄弟之间实际上已经分灶吃饭者，也可以析籍，各立门户。还规定，子孙过继到户绝之家，须等到18岁以上，才可以从本户中析出，独立户头。如果所继之家有母在的话，小于18岁者也可析出立户。其他要析出立户或将户内依附人口析出为户者，不到成丁年龄一律不准。
战乱之中，往往会出现父子离散、各居一方、久无音信、各立户头的情况。对此，唐律规定，一经相认，则应合户。如果官方为了多征赋税，有意阻挠，对阻挠者处以杖刑。合户之后，原则上仍以父家长为户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民身亡之后，有些自称是别宅的子女及妻妾前来认亲归宗，要求入籍。对此，唐律规定，必须是生前在一起居住者才有资格申请入户。这样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既非亲生子女或妻妾，又想图谋家产者趁机冒合户。唐以后对于冒合户、花分户的行为，也都严格禁止，但通常要区分是否有意规避国家赋税，如果有意逃税，则处罚较重，如果不属逃税行为，则处罚较轻一些。
家庭成员之中，赘婿的情况较为特殊一些。出土秦简律文中引有“魏户律”的规定，大意是有的人离家出走，到野外居住，进入孤寡之家，谋求人家的妇女，从今以后，凡上门给人家做“赘婿”的都不准立户。这是目前见到最早的关于赘婿不能立户的法律规定。秦汉“七科谪”中有赘婿，同样不许立户。赘婿不能立户，遂成为封建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但实际上，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赘婿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提高。如宋代在法律中虽规定赘婿不得立户，一度甚至禁止招赘婿，但实际上两宋时期，民间上门女婿甚多，往往与户内亲生子平起平坐，有的还私下与妻合谋，转移家产，另立户头。在“接脚夫”（已婚妇女）招赘的后夫中，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明代明确规定，儿子幼小时，寡妇可招婿入门，儿子成年后，赘婿可以析籍归宗，或另立户头。明律还规定，不许无故逐出上门女婿，赘婿在家中的地位，应与同居亲属无异。
除赘婿外，男性家庭成员中还有一些特殊身份者。
一是私生子。私生子历来为俗所轻。如汉代名将卫青，就是其父与信阳公主的家僮卫媪的私生子。因此，他常被亲属和邻里中人看作奴仆，受人欺侮。但卫青后来功成名就，当了大将军，社会地位也非昔比，承家立户自不在话下。其他私生子能否继父立户，法无明文。但从实际情况看，可能是因人而异。只要血缘关系能得到确认，又符合单独立户的条件，应该是可以立户的。
二是继子女。秦汉时妇女改嫁限制较少，家中常有继子女，称为“假子”，继父母则被称为“假父母”。秦律规定，继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例同凡人，即不算作父子或母子关系。汉时则有“继母如母”之说，法律规定，杀继母与杀生母同罪，表明继子女的地位接近亲子女。照此推论，继父母死后，继子承门立户，也在法律许可之中。
三是养子。养子情况比较复杂，有抱养、代养、过继等形式，一般以同姓同宗为限，某些情况下也可收养异姓。如曹操之父本姓夏侯，后被宦官曹腾收养，改姓为曹。养子的主要目的是继嗣，一旦进入被养之家，即为法定的家庭成员。养父母去世后，可以依法承门立户。
无论是官僚大户，还是庶民小户，往往都有几个儿子，有时，因为有妻有妾，儿子之中又有嫡出与庶出之别。在整个封建社会，原则上要以正妻所生的嫡长子承门立户。如唐律规定，嫡妻所生长子为嫡子，非嫡妻所生为庶子。有嫡子，不得立庶子；嫡子多者，以长子承门立户。如果嫡妻年龄在50岁以上尚无子者，允许立庶子为嫡，庶子多者，仍然以长子为嫡。嫡庶长幼之别，一点也乱不得。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故在正常情况下，承门立户者都是男子。但在有些时候，妇女也可承门立户，成为户主。史载战国时齐国的国君齐襄公生性淫乱，与家中的姑姐妹也胡来，并下令国中百姓之家的长女都不能出嫁，称为“巫儿”，在家主祠。这种风气，延续到汉代。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社会，能为家中主祀者，一般都是家中的男性尊长，在父兄死后，名为“巫儿”的长女，就有可能成为名正言顺主持祭祀的家长户主。相传周朝的吕望曾是“齐之逐夫”，即在齐国是被老婆赶出家门的人，老婆能赶吕望出门，自然也能当家长了。历代规定赘婿不能立户，那么在上门女婿家中，以妇女为户主，也是很有可能的。北魏实行均田制，在均田令中明确规定，寡妇守志者也可受田，赋税则较丁男之户减半征收，显然寡妇可以当户主。
《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五月，章帝诏令“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唐代的李贤读史至此，认为“女子百户”，就是唐代的“女户”，即妇女承门当户主者。宋代规定，丈夫死后，家中没有可承嗣之人和可分产的亲属，妻子可以招后夫入户，只要按规定服役纳税，田产仍为妻子所有，不能改立后夫之名。在这种情况下，则妻为户主，称为“女户”。
一家之中，户家长的地位是最高的。首先，是对家中财产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虽然法律规定户内财产“共有”，但实际上是家长私有，不经家长许可，其他人不得擅自动用。一方面，儒家礼教要求家长在，子弟不能私其财；另一方面，法律规定未经家长许可，卑幼成员私自占用家中钱财，处以杖、笞之刑。至于家法、族法对私用钱财的惩处，有时还严于国法。其次，是对户内其他成员的教养权和行为支配权。秦汉时期，户家长已可以操纵子女、奴婢的婚姻匹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鬻妻卖子，可以打骂子女、奴婢，只要不致重伤，一般不受法律追究。甚至杀子女、奴婢，法律也不判相应的罪刑，或不予追究。所谓“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是真实的写照。唐宋时期，尊亲家长更是权威。唐律中还列有“子孙违犯教令”专条，用以处罚不听家长话的家庭成员。明清时对此处罚稍轻一些，但仍只是把唐宋的徒刑改为杖刑而已。
除权利外，户家长也要承担一户之中的义务和责任。其一，是要代表家户向官方呈报户口、田产，缴纳赋税，承担徭役等。如秦汉时就明确规定，凡申报户口、田产，须由家长亲自到官府申报，称“自占”。如果申报不实，或者家长无故不亲自申报，要罚钱物。其二，是缘坐或连坐。缘坐主要指血缘亲属之间，连坐则不限于此。唐律规定，共犯罪者，以策划者为首，随从者减等处刑。如果是家人共犯，只坐尊长。这样，权利、义务和责任，就对等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