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
“中等社会”一词，是20世纪初革命党人着力论说的一个概念。“中等社会”介乎代表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的“上等社会”与代表以农工为主体的劳动阶级组成的庞大社会力量的“下等社会”之间，承担着“破坏上等社会”和“提挈下等社会”的双重责任。但是出现于20世纪初的“中等社会”又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内涵。当时人用“豪农”、“巨商”、“大工业”作对比，反衬出“中等社会”在经济上类乎尚有剩钱余米之属的中产地位，将其分为“自居于士类者”、“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等三类。虽然只是以湖南省为例而言的，但它对“中等社会”所作的界说是具有典型性的。其中“自居于士类者”又可分为科举时代的旧式官绅和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两种。本文的主人公段献增即属前一种的旧式官绅。旧式官绅尽管不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却在开启民智与通达上下之情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以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晚清官绅游日热潮为时代背景，分游日缘起、游历经历、归国续任三个部分，介绍游历官段献增的事迹。
一
段献增，1898年戊戌科云南安宁进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燕北盐山知县，三十一年（1905年）夏受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赴日考察3个月，三十二年（1906年）续任盐山知县，三十三年（1907年）曾因调考日本宪法与法政丛编粹编等书而写禀请求解任，后为天津友人函劝中止，却终因获罪上官而去任，其后不详。所着《东邻观政日记》即《三岛雪鸿》（附《文犊一斑》），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京华印书局印刷出版。
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命遣实缺州县，游历日本，考察政治。段献增当时恰巧因办案奉调在省，获悉此事，有志往游。但因初未言及在任者，只提到新补新选人员，而稍费了番周折。最后由上官推荐，得以成行。
由上可知，段献增时任盐山知县，不属于新补新选人员，不符合袁世凯遣员游日的条件，却仍获准成行。这与适值清政府大力鼓励官绅游历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试以该年6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奏折为例，鉴于“治民事者官也，而官之杂沓如故；作民望者绅也，而绅之蒙昧如故”的“民智不开”严重局面，袁世凯申明，“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人手不可”。而“开智之道”有二，“年少英俊者使之游学，年长更事者使之游历”，“二者分途并进，多历年收，收效必宏”。其中游学一法，袁世凯已派遣直隶官绅一百数十人。比较之下，游学“费重时长，暂难普及”，“因议订官绅游历之法”。“派官游历之办法”拟为：“通饬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至隔膜。”又考虑到“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官不能独任其劳，皆须绅董相助为理。特以风气未开，或漫不经心，或暗相挈肘”，故议商“遣绅游历之办法”，即“通饬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经费有取诸学款者，有另行筹备者。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译员随同东渡。”袁世凯认为，“方今时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当时不单是清政府心脏所在地直隶，且全国开始盛行派遣官绅游历日本的风潮。试以同年《鄂督张饬湖北实缺州县出洋游历博览周谘札》为证，开列了一份准补官员名单，除有要差或年老者外，命“以上各员，或已准补而尚未赴任，或先经到任而现甫交卸，均无职守羁身，正司及时游历。所有往来川资旅费，应由该员等自行措备。其游历日期，除往返程途不计外，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东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随时悉心察考。纵不必人着一书，亦须摘要记录，以备回鄂后呈候校阅，以考其心思深浅职见明昧”，并明确规定“自此次酌派之后，其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着为定章。届期由学务处详请，均不籍故推诿”，文末酌令“各该员刻日领咨起程，自备咨斧，赴东游历，毋稍延缓”。
1905年掀起的波及全国的这股官绅游历日本的热潮并非偶然，思索其原因有六。其一，“亲民之官，莫如牧令”自不必说，“既患（上下）情势隔膜，尤虑（官）精力难周”，“凡地方应办之事应筹之款，非得本地士绅出为助理”，因而以官绅通达上下之情开启民智的特殊地位而言，欲开风气之先、励精图治，须从官绅出洋游学游历以广见闻始。其二，游学费重时长，暂难普及，且官绅皆有职守羁身，故游学不如游历便于推广。1906年9月8日学部出台的《通行京外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可谓应运而生。其三，甲午之后，张之洞就在《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尽管张之洞所论的是游学，但同样亦适用于游历。其四，1905年时值日俄战争日本出乎意料地打败了欧洲强敌俄国，中国朝野受到极大震动。明治维新的成效又一次得到明证，由此清政府派员东渡学习法政以求挽回颓势，其迫切之情状昭然若揭。其五，1905年9月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而早在1903年张之洞即拟定十条奖励游学章程，视所学等差授予功名。1906年清政府以此为蓝本，制定有关奖励规定。因此游历留学顶替传统进身之路而上升为新的出仕之道。其六，当时日本政府为削弱俄国独霸中国，积极劝说怂恿清政府遣员游学日本，旨在通过接待游日官绅、教育留日学生这一途径，以求达到培养亲日派，控制中国军事、工商等事业，扩张其权益之目的。
至于遣官绅游历之实施细则，可以从当年二月十三日的《学务处呈覆遵议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以备充当学董办法文》推知其概貌。应直隶留日学生梁志宸等所请，学务处认为，“仿江湖各省办法以地方公款选派绅士游历日本，揆之今日情事，最为适宜”，拟请袁宫保通饬各州县，“由员绅会同查学，秉公推举，择绅士中年力强壮品学端粹者，申送本处考验”。所涉费用问题，“惟需款甚巨，必籍众擎之力，斯其事轻而易举”，因而采用灵活多样的方针，“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或自费不足而以官费公费补助之，或取诸学款，或另为筹备，听各州县酌度情形妥议办理”。由上可知此文所议的是以乡绅为派遣对象，游日归国后充当学董为派遣目的，但从拟定的九条细则中不难窥见晚清游历热潮的略貌。摘录如下：
——人数拟令每州县各遣派二人。若经费充裕能多派者听即，贫瘠之区亦必须遣派一人，惟不得以他州县人充数。
——资格以品学兼优乡望夙孚者为合格。如不可得，即就绅董中择其夙行公正曾办学务者充选，若现充学董者尤善，惟有嗜好之人不得滥送。
——推荐由本地官绅会同查学委员共同推选。选定后，具文申送学务处考验汇齐后，由学务处呈请宫保咨送。
——期限除往返程期外，在东游历日期以四个月为限。
——课程到东后，昼则参观各学校并考求各学校组织编制各事，于小学尤须加详；夜则延请日本教师讲授科学，如教育学管理法、学校制度等类。值暑假时，则昼夜听讲。回国时，每人须呈交日记一份，其尤佳者付排印局印行。
——起程次序人数既多，拟分三期起程，均于天津聚齐。凡距津近者，准于五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一期；距津较远者，于六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二期；最远者，七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三期。凡州县派遣时，务预计程途远近，毋令太迟以致逾期，亦毋太早致令久候。
——筹解经费每送学生一名，筹银三百两，径解学务处。其自费者，即自携学费随同前往。
——预算开销各款每名三百金，以四十金为由津赴东川费（此项由学务处在津发交本人），以二百金为在东四个月延师及食宿、书籍等费，以四十金为回国川费（此两项汇交马监督随时照发），余下二十金汇积成数，留为护送员及译员津贴之用（此项在津由学务处给发，在东由马监督给发）。
——选派护送员及译员由津起身时需人护送，计每期需两人。到东参观及听讲时需译员，每二十人参观需向导员一人，每五十人听讲需译授员一人。统计每百人需七人。闻现留日本之直隶留学生，多愿承任。此事拟俟宫保批准后，即择诚谨稳练者，函招数人回华分期护送，并预期函致马监督，俟学生到时选派十余人任向导及译授各事。每护送员一人，拟津贴川资五十两，兼往返者倍之。每译员一人，按月津贴日币三十元，兼昼夜者倍之。
二
前述官绅游历之法，只是清廷的官文，其实际推行情况，通过段献增的游日经历可以有所了解。
（一）游日手续及行程
据段献增的《三岛雪鸿》自序，于六月六日具报起程，至津门行辕晋谒完毕，即航海首途。谒见中，袁世凯一则勉以无负此行，二则询及盐山承审尹山林命案，嘱以东渡前须催审结案。
当时乘船赴日，分南北两条路。南省各地以上海为出发地；北省各地以天津大沽为出发地。段献增既至天津，则必走北线。一般北线以天津为起点，汽车两小时即至塘沽，再乘小火轮登上邮船，经烟台、刘公岛、威海卫、成山，入黄海，又过巨文岛、釜山、长崎，抵神户。医士登船检疫，三等客舱用手诊脉，一二等客舱只望人数而已。再由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计路程共十日。
据段献增记载，抵达东京后，二赴大清使馆四赴外务省。抵日之初，赴清使馆投咨文报到，参见钦使杨枢和监督马廷亮；回国之前，赴使馆请咨辞行。因姒锡章、邓彦芬尚在犹豫，回咨系马觐臣、张朴、田鸿文、马丙炎、许辰田、鲍德邻、王春藻、郑镜泉及段献增共十人。由此推测段献增一行东渡考察政治有十二人。在日参观事项，除个别对外开放单位如宏文学院、养育院等，均须通过日本外务省安排。由该省负责接待之官员据清使照会，函达或致电或公文通知各参观单位，并写介绍信交与本人。参观时，持信前往即可。如赴外省参观，亦须外务省事先照会。起初由于负责官员岩村允成赴温泉养病，代者诸多未谙，有所延误。段献增等只能先游览公园，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养育院等。介绍信一般由参观者自行到外务省领取。但段献增系直隶总督袁世凯所遣官派游历官，又转交朱太尊（估计为岩村在中国所识之友）信物，因而受到岩村殷勤接待。一次应其邀请拜访岩村家，岩村当场为写参观学校信两函；另一次岩村携友登门造访，送交未观各处信。
综上所述，段献增仅简略且零散提及游日手续。据翌年颁布的《行京外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可窥知大概。当时出洋游历，无论官派自请，首先得亲具愿书，详细呈明姓名、年岁、籍贯、本身履历、曾入何处何项学堂、曾否毕业、现拟前往何国游历、考察何项政治、何项学术、何项实业、游历若干年月等情。备三份，一存给咨衙门，一由给咨衙门咨学部备案，一由给咨衙门行所游历国本国出使大臣。自请游历员绅外官及在籍绅士，具呈将军督抚；京官具呈学部听候给咨。其在京候补人员及分省候补试用人员在京请咨者，均具呈吏部核办。经过仔细考察，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底，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各项政治学术实业留心考察者，才予给咨。审核看似严格，但时逢清政府大力鼓励游历，亦不多加阻挠，自禀请给咨到批复领咨，仅需十日。到东京后，首先得往大清钦使馆投咨文报到，参见公使及留学监督，蒙许照会日本外务省以资介绍。归国前再谒公使馆领回咨及护照。回国后，将所领出使大臣给予咨文并考察日记投交原咨衙门，由原咨衙门将归国日期并日记咨明学部备核。段献增之《三岛雪鸿》亦名《东邻观政日记摘录稿》，即属此类上交考察日记之列。
（二）社交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