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科
胡秉枢，史籍中无传，生卒年不详，晚清农业技师，广东人，着有中国第一部纯技术性茶书《茶务佥载》。胡于1877年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的推荐赴日试制红茶，获得成功，随后受雇于日本各地茶商，传授茶业技术，1879年合同期满回国。
早在1890年，罗振玉发表于《农学报》上的《日本农政维新记》一文便对胡秉枢赴日传授茶业技术的事迹有所提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佚存东瀛的《茶务佥载》日文版被我国农史学家朱自振发现，朱托人将其翻译成汉文后，曾计划将之编入《中国茶书大全》丛书。此后彭世奖等学者先后撰文，对胡及其着作对日本茶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笔者亦在《明治初期日本对中国茶业技术的吸收之研究》一文中，对胡的赴日经历及其对日本茶业技术所作的贡献进行过详细考证。
近日翻阅日本旧农商务省编明治初期农政维新相关资料集《农务颠末》，发现其中收录了胡对日本农政维新的建言书《棉砂糖大利之要论》（以下简称《要论》）以及胡与劝农局间的两封书信，粗读之下，笔者了解到胡除了精通茶务，还熟于棉糖产业技术，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当时日本因糖业不振，大量进口砂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的信息也有准确把握。在此谨将《要论》及胡与劝农局来往之书信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棉砂糖大利之要论
前阅日报，载有某君回国广置农具，教百姓广行种收地利，以富国惠民。因忆《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句，深叹贵国官民勤求富治，无论士、农、商贾、百工、女红，有善必旌，有美必赏，计自开设通商港埠以来不过廿余年间，改效新法，聚臻富盛，与欧洲大国并驾齐驱，凡各国之兴起，未有如贵国之速者。推原其故，实由贤有司尽心民事之所致也。
余前蒙雇用，经由骏河、静冈、伊势、远州、近江等处，略知风土之佳，人物之美，心甚慕焉。去年又闻于各处开设棉砂糖丝茶共进会，以诱掖农商洵善法也。余前曾将木棉砂糖之利撰录数篇，由人见宁君转达，谅蒙诸大君子台览。又闻新拓之地，大兴农务，惠遍庶民，使成富坞，余之私心甚慕感焉。因思贵国官绅勤求治理，凡有益于民庶者，无论士农商贾，欧亚异域之人，皆得献策陈言而加采用，因不忖愚陋，谨将有益民生大兴地利者录呈左右，倘有可用者，恳采而用之为幸。
夫一年之中，总计洋布、砂糖二项由别埠运至贵国者，洋布之银不下数百万元，砂糖亦然。以此二项，共计银不下一千余万元。然木棉与糖蔗，揆诸贵国土地，非不相宜，特未广行种植耳。若是广行种植，则十年之内，此一千余万之金不须流于外埠，富国富民莫速于此。况瞬息十年，如此巨款若任迁延，岁以千余万之金流输于外，甚可惜也。况木棉与糖蔗乃籍农力而成，自匹夫匹妇而至富商巨贾以及国储者，皆沽其利，凡利之普且速者，亦莫甚于此。公为卿相，当大有为之。地值不可失之时，若广饬有司，普劝农务，诱掖勉兴，则十年之内，此一千余万之金不致全流于外，而十年之外，则又可冀输布糖于外，而收外地之银于内也。若自公而始，则公之功绩名誉载之史册，播之歌诗，与古名臣同垂不朽，岂不美哉？谨将管见列陈于左。
——木棉之利遍于天下，种植等法，贵国农庶者皆知，惜未广行栽植，以致岁将数百万之金弃之于外，而购布于内，为惜耳。若广行劝植，非但岁不须弃数百万之金于海外，若通行广植，十年之外，且能岁收数百万之金于内，其故何也？盖中国西北等地，栽棉甚稀，人之身体，赖布帛以温者，决不能免。故岁仰东南之地贸转。而东南之境地湏广而人亦稠，除植五谷之外余地无多，栽棉有限。故自开海禁以来，无论东西南北，各省之民所用洋布甚钜，盖以其价较内地所出者廉，故民乐用也。然秦西至中土，地远费繁工贵，尚能获利，而贵国与中土地近工廉，若广植木棉用机械织布，取糖运赴中国西北等省，岁可易金数百万元，此非虚言也。
——贵国民间所用砂糖年年加广，所用日多。揆自西京以南，地土肥沃，天气温和，皆宜广植糖蔗以收地利。惜无佳种，故用甜萝卜、高粱、玉黍等杆榨汁取糖，故糖之质味终不如以糖蔗所取者美。故吕宋、安南、槟榔屿、檀香山等处，皆购种广植糖蔗，雇用华人督理其事。现闻其处遍野多是糖蔗园圃，获利甚厚，民竞种植云云。贵国若雇华人于闽、广产糖之地，购求佳美肥大种子，于西南等地种植之，用华人二三名督理其事，初年议购糖蔗种子一万根或二万根，每根之价不过一先（即分，笔者注），若购万根，其价不须百元，加以运费杂用，所增无几。种植不过数月之间，可得糖蔗并种子各四五万株，所费无几，立见成功。若植糖蔗，其利比种杂粮多收数倍，谅贵国农庶不乐趋舍植杂粮而种糖蔗也。盖植糖蔗收利之速，较捷于茶丝而费用较茶丝似减也。倘初年种有成效，则次年多购佳种广行劝植，夫数月之间获此厚利，贵国农庶谅多乐从。若年年广植，则十年之内其利可胜言哉？
——贵国大兴地利，农事甚忙。余至内地曾见五、六月农忙之际，村区之民尽赴田亩，常数倍之植佣一人而不可得者，推原其故，盖以一人之力耕地无多，故用繁而工值贵，故有肥美之地，抛荒来耕者甚多。贵国产牛亦盛，而未见牛耕，若教用牛耕，则一牛可代数夫之力也。贵国法古效今，寓兵于农，集编壮丁，隶籍戎行。苟有事于疆场，则村区丁壮者皆入于军。若戎事既开，难期日月，村区所余惟老孺妇女，以之力穑饷军，其力有限耕获无多，匮乏堪虞。平时虽用马耕，若军事既兴，则马皆选入战阵，故牛耕之法不可不早为计也。盖一牛可代数夫之力，虽老弱妇孺，亦可驱之耕耘田亩也。而于民食军储两无虞虑，富强之策早宜筹及于斯。若雇用华农二三人，则可使之教用牛耕，并督理种植糖蔗等事，所费无几，所益甚大，此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也。若公等不以余言为鄙陋，则宜于八月初旬值糖蔗刈获取汁煎糖之时，往闽广等处购择肥大佳种运回贵国，于西南等处择地窖藏，以待来春播种也。言之可否，恳为裁定尔复为盼，谨此奉呈。
内务卿松方公
劝农局长品川公钧鉴
清人胡秉枢撰
这封信被转交给与胡有一面之缘的劝农局员半井荣手中，半井荣将其译为日文后呈报上司，并提出了自己对该论的一些看法。半井荣将《要论》中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三项：首先，日本所用甘蔗之种甚为低劣，应该从中国引进良种加以种植；其次，雇用四、五名熟悉甘蔗种植的中国农民赴日本西南地区传授种植技术；最后，以日本砂糖出口中国西北诸省，每年必得数百万金。他认为，引进中国良种甘蔗花费无几而受益巨大，对日本糖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胡在《要论》中所言日本现行榨糖原料及牛耕等项，乃胡在对日本国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妄作评议，故不足为论。随后，半井荣写信向胡秉枢询问了一些日方对《要论》中不甚明了的问题，其信曰：
属在知心，套语剪陈。启者昨蒙光顾，感荷曷已。高着《棉糖要论》拜览再三，吾兄卓识英才，超群大器。视我亚细亚洲，殆若一家。其策着着可用，殊堪嘉喜。但有一二鄙意难分晓者，谨此开列，回音谕示指迷是望。
秉枢兄大人台鉴
半井荣顿
虽然《农务颠末》中并未收录半井荣的询问信原文，但从胡的回信中，我们仍不难对其略窥一二。胡于1880年8月8日回信对半井的问题做出了以下答复：
叨蒙雅爱，感铭实深。昨午接奉台函，承询一切，仆不忖愚陋，谨将管见列呈左右，祈大教指诲示复，是盼是祷。
——贵谕中所询栽棉蔗用机械织布，取糖运赴中国西北等省岁易多金，是虚言否之意，以愚忖度之，确非虚言也，承询蔗略，谨奉以闻。
——蔗有数种，日玉蔗、日竹蔗、日铁蔗（即紫蔗）。玉蔗者，我中土只充果实，不用之以榨糖，盖玉蔗之汁虽多，以其力薄而味微成也。
——竹蔗其形体汁液较玉蔗略小，其味清甜而有力，栽种之功较玉蔗亦略省工费，故中土榨糖之家皆乐而专用之。
——铁蔗（即紫蔗）干矮节密，工费相等，汁液少，故榨糖之家不甚取用。
——榨糖之蔗以闽、广二地土宜，比较产于闽者，其形体似略胜于广，而广之培植及液味糖色远出于闽之上，故贩糖之家品糖之值，广产恒出闽上。
——蔗之肥料，中土只用人之便溺，和水浇灌，上农亦只用菜子、棉子、豆等麸（即以子取去油之滓）及诸兽骨浸水浇灌而已，费亦甚廉。未闻有用鰽白等鱼滓壅培者，盖功效相等而费用已天壤相悬耳。
——培植之方，竹蔗较玉蔗略为简易，盖玉蔗除近梢处，每节必须剥去茅庐，用竹横夹之，使其挺直扶疏，载去傍小芽苗方能畅茂，工费较繁。竹蔗则只须载去傍小芽苗，略用草绳扶掖，免其偃折，节之茅庐，略为除去矣。芟取榨糖之时，方行洗剥取用。盖竹蔗之皮有茅庐色裹比剥去者，较为嫩薄而工费大省也。
——种植之时，闽广茅处地气较暖，每岁二月种之，至八月下旬则始行芟榨。
——蔗性畏寒，九月底十月初霜雪下降之时，则尽行芟归，则其壮大者除去苗梢，载下其实可食者。榨糖只以近苗梢三尺许窖藏，时以略温之水润之，以为来春之种。其余尽去苗梢，窖藏侯榨。故购种宜早，以其多易择，更免有干焦瘦小等患也。
——榨车之法，中土以石凿成磨盘式，驾之以牛使其圆转牵引，人则放蔗于榨盘，并接榨枯之杆而耳。其余贮汁之池，煎糖之炉灶，各择地之所宜放设。
——以蔗成糖之元价，在中土记之，每百斤约五元之谱，赤糖大概三元至四元余，若加以商贩各项使费，以平常年例计之，略加什之一二。近年中土各处晴雨失时，禾稼果木尽皆少实，故闽、广之蔗亦多损坏，况产糖之区中土只有闽、广、四川等处而已，以中土之产供中土之用，仅敷其半。而糖之销路甚广，年来其价较昂，故吕宋屿之糖运赴中土者，络绎不绝于道。闻其处用机械取糖，故价较中土产者更廉。
——蔗本与糖味既佳，不愁销路之不扩也，夫中土产糖之地只有三省，三省之内出糖之地，每省不过数州县耳，以十八省之人所用，而仰籍区区之出生者，寡用者疾，不敷甚钜，故吕宋等处之糖运赴中土，而能畅销故也。闻其地用机械取糖，费用既省故价亦廉也。
——欲求扩充销路，必宜先善其本，日择种、日培植、日肥料，必要讲求简易，务使费轻功等，舒农之力俾，其永久乐趋是也。
——贵国初行购植，事事基始，费用不无略重。培植等法，若效中土，其费用只加什之一二，断不须每田之蔗虚掷十余元之金也。
——贵国初行仿制，其费用似较中土元产略多什之一二，若以购糖于外三计较之收利，奚止倍蓗乎？况费用之多十之一二者，亦不过创始之数年耳。
——蔗原中土之产，初之二三年宜用华人协理，盖以其熟知蔗之宜忌，如何可以省费用，如何可以事简功倍。现时之吕宋槟榔屿及檀香山等处蔗圃，多有雇华人司理者，此乃近日之明效也。
——榨糖之法若仿中土制，则宜雇用熟于糖榨者华人数名，若用机械仿西制，则宜雇用熟于机械榨糖者西人数名。若初之二三年种植之法，则必宜雇用华农熟于蔗务者三数人，盖费用无多收益甚大也。
——种植之法所系甚大，盖糖之味出乎蔗，蔗之汁液出乎培，培植之法出乎资，若言至于资，则费省及事简功倍，不能不讲也。故日初年种植，必宜雇用华农来（来）书询及，倘雇用华人工费几许，此则在于君子之意若何耳。其费用以余度之谅亦不多也。此书余以四上矣，今幸君当其任或亦有以玉成之乎。至运糖于中土，不愁不畅销也。其要视种植简易与否，费用若何耳。岂吕宋等处之糖不须人力以成乎？抑其地较近于贵邦乎？抑贵邦之糖不能运赴中土乎？此皆非也。要在肩其任而司其事者之维持若何耳，不忖鄙陋，此奉陈希大裁指迷，早日赐复为幸。
半井荣台鉴
贵历八月八日
弟胡秉枢顿首拜
就胡的回信内容来看，日方对《要论》的询问内容集中于蔗糖一项，问题涉及甘蔗的种植方法、制糖方法、中国甘蔗的种植情况、甘蔗价格以及对日本初行仿制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从信中“因思贵国官绅勤求治理，凡有益于民庶者，无论士农商贾，欧亚异域之人，皆得献策陈言而加采用”的语句中不难得知，《要论》是以“建白书”的形式提交明治政府的。所谓建白书制度，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国内外有志人士征集改革意见的一种制度，从“余前曾将木棉砂糖之利撰录数篇，由人见宁君转达”以及“此书余以四上矣”可以看出，这是胡秉枢第四次就棉糖事务向日本政府上书。胡对日本农业改革的热情，或是出于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推崇以及对日本“风土之佳，人物之美，心甚慕焉”的感情，或是出于其本人赴日工作的强烈愿望。信中虽未明言，但就其赴日经历以及雇佣华农的建议，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
遗憾的是，《要论》中的建议并未立即得到明治政府采用。究其原由，笔者认为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万峰先生在大作《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中曾经提到，棉纺、制糖产业是日本传统的手工业，在江户时代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到了幕末明治时期，伴随着开国时代的到来，日本卷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巨浪中。世界各国廉价工业产品蜂拥而至，对日本的传统棉纺业及制糖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要论》对棉业的建议虽有一定道理，但究其根本仍是落后的手工生产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棉业的核心问题。关于糖业问题，胡也提到了以中国良种甘蔗播种加雇佣中国技师传授技术，以西方机器法榨糖的建议。这些建议未被采用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在琉球局势稳定后日本才得到大面积适宜种植蔗糖的土地。
三年后的1882年，德岛县的中川虎之助与爱媛县数名学生为振兴日本糖业，申请赴华学习糖业技术。他们曾向劝农局提出帮助寻找胡秉枢的要求，但时过境迁，劝农局除知道“胡秉枢是清国广东人”之外，对其之所在“无由可考”。《要论》虽然没能得到立即和全部采用，但其中引进中国甘蔗良种的建议在数年后得到日本政府重视，并被付诸实践，中国优良的甘蔗种苗源源不断从广东、福建、台湾运往日本试验种植。这一措施对改良日本的农作物品种具有积极意义。
就文献学的角度来讲，《要论》作为现存较为罕见的中国人书写的建白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中国人书写的建白书起到补缺作用。就当代研究者而言，《要论》不但能够为纠正明治时期日本仅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这一错误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而且《要论》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清末中国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销售情况和生产方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及农业技术史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