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伊里利亚企业追求每个工人收入的最大化，工资率的调节对生产经营成果没有影响。国家能够用来运转经济的工具是货币的供给和资本固定收费。无论在决定货币市场平衡和确定投资需求方面，资本固定收费不起直接的作用，因为后者是在每一时间同期对生产部门征收的固定费用，同产出率和利润率没有联系。在经济远不是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伊里利亚微观经济行为在宏观层次上就会发生倒置现象，即提高固定资本收费，将导致价格上涨，就业减少，产出减少。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越来越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化上，而不是反映在产出的变化上，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使价格上涨，而产出却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反而下降。
伊里利亚宏观环境出现这种反常状态，是因为在价格降低的通常情况下，利润减少，企业将缩减其活动，而伊里利亚企业不会缩减活动，只要工人愿意得到少于合同工资的报酬，那么，不顾会计账面上的损失，企业无论长期或短期都将继续经营下去。同时，伊里利亚企业同一般企业不同，即使利润下降，它还倾向于在更多增加资本的过程中进行投资。因此，现有的投资决策不会导致资源的合理组合。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对资本的出售规定限制，规定资本的最初价值和折旧率，限制个人创办企业，禁止个人拥有股票，企业也不能对国家和私人债权人履行固定的义务，企业破产的信号不是企业出现亏损，而是工人发现其工资下降，即使企业是赢利的，而只要平均收入低于其他企业，工人也会陆续离开而使企业倒闭。
由上可见，这种伊里利亚模式的固有特点是投资和消费失控，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工业失业增加，价格上涨，而生产效率低下。为了消除这些弊病，国家不得不集中控制投资，求助于价格控制，对企业的经营和分配进行直接的干预，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加以直接限制等等，而这一切又使市场失灵，使国家和自治企业处于永久的讨价还价中，使这种自治模式离开市场经济模式，成为集中控制下的官僚契约模式即行政分权模式。
从沃德对这种模式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工人自治模式”属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是一种假象。当年，布鲁斯和锡克等都因这种假象受到困惑。布鲁斯试图用国家投资计划来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其实，这种工人自治模式发展本身的逻辑，就包括着国家投资的干预，导致如布鲁斯所说，“使各级行政领导人为争夺关键资源的讨价还价合法化”。两者出发点不同，结果却相同。锡克企图用工人股份公司以及国家规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既然国家直接规定投资，会使行政权力延伸到其他领域，那么国家直接规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似乎同样也会使国家权力延伸到其他领域。看来，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就不能真正把利润和工资分开，真正建立起对利润和工资的硬性的约束，克服由追求工人收入最大化所引起的偏离市场均衡的状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研究科尔奈的非均衡模式中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节）科尔奈的非均衡模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传统的瓦尔拉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不均衡理论都断然地把预算约束原理应用到企业中来……但是，我认为，预算约束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预算约束是有伸缩性的，或者说是软性的”。传统的瓦尔拉微观经济学是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过的瓦尔拉·巴累托通过市场均衡价格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非均衡理论是指克格尔一巴罗一格鲁斯曼学派。非均衡理论学派认为由于总量需求不足或过高，都会引起市场的非均衡状态。科尔奈认为，这两派都是以企业硬预算约束为前提的，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存在着软预算约束，这种软预算约束表现如下：
1．如果企业的产品是由中央定价的，它可以调整到与生产成本相符的水平。这种做法有时以直接形式进行，即公开提价，有时以间接形式进行，即用隐蔽的方式把同类产品换个牌号，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2．国家给企业补贴。在企业发生亏损时，以及在某项投资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或在建成后投产时发生亏损，国家给予补贴。
3．企业获得免税。对某个企业或产业实行量体裁衣式的税收规定，或允许延期支付必要款项。
4．企业获得软性信贷，银行信贷通常不是发放给赢利企业、财政资源最雄厚的企业，而是发放给连偿付都不能保证的、财力微薄的企业，在遇到财政困难的情况时就对偿还条件作重新安排，如推迟预定的付款期，或买方企业用推迟付款的方式强迫卖方企业给予信贷。
第一种方式把企业的亏损转给卖者，第二、三种方式把亏损转嫁给国家，第四种方法则把亏损转嫁给银行系统和卖方企业。
总之，科尔奈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存在着软预算约束，所以出现偏离市场的均衡状态，价格信号和控制总量需求等信号都失灵。沃德是从追求工人收入最大化这种工人企业的目标函数出发来分析偏离市场均衡状态的，而科尔奈是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来分析偏离市场的均衡状态的。追求工人收入最大化的另一面就是缺乏对利润和工资的硬性约束，而科尔奈所说的企业预算约束的四种方式的根源也是在于追求工人收入的最大化，缺乏对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硬性约束。他们的用语不同，但其实质则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偏离市场均衡状态的后果。
在硬性预算约束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种产品价格上涨，那么，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在软性预算约束下，产品价格上涨等于没涨，需求可以保持不变，如果实际购买与需求一道发展，实际购买可以会超过事前的约束，预算约束要去适应实际购买。
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企业对价格的信号反应很软，就像一个司机服了强烈的镇静剂，对红灯这个停车信号或另一个车辆的喇叭声不作出反应一样。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无需遏制，不论在生产领域，或者投资领域，都是如此。正是这种普遍消费饥渴或投资饥渴造成了普遍的短缺。由于短缺，企业经常推行强行替代，它用B代替A不是因为A价格上涨，而是因为A根本就没有，所以必须用B来替代。这样B的短缺也会出现。短缺的事实俯首皆是，它们又进而减弱对价格和成本的反应性。这一切又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迫使它们去弥补亏损，从而使企业同上面提到的各种方式使预算约束更加软化。价格上升一成本增加一预算软化，这三者导致了恶性循环过程，使短缺成为集中控制系统中的典型现象。
沃德说明伊里利亚企业的特点是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供给不会增加，而科尔奈说明软预算约束企业的特点是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需求不会减少。实际上，在中央集中控制的企业或行政分权控制下的企业具有以上两种特性，因此，市场不平衡的情况会更加加剧。
因此，正如科尔奈所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价格的或者说数量的信号起着根本的作用”。
非价格信号主要是有组织、正式的、“官方”的信息流，即行政命令。命令以产量指标和投入定额的形式从中央层层下达给企业。这些命令以实物调拨或强令完成指标的方式来贯彻。价格在这里只是一个加权数。价格并不提供有关市场情况、供求关系、资源商品和劳务相对稀缺性的信息。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于短缺资源的配置，决策人根据短缺信号把资源从短缺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转到短缺严重的地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短缺“均衡”了。根据短缺信号而作出的重新配置的决策是在所有经济控制层制定的。决策人在作出决策时面临各种压力，不仅有“正式”递交上来的计划，而且还存在说服和所谓的“疏通”，于是，开始了如布鲁斯所说各级行政领导人为争夺关键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
非价格信号的弱点是比较上的困难和主观随意性，而价格信号的优点正是可比性和可观性，不管经纪人怎样计算，一千元的成本就是一千元的成本。在硬性预算约束下，信息和利润存在着直接联系，企业亏本，决策人会受惩罚，但是，在软性预算约束下，信息和利润并不直接联系，它忽视非价格信号，也会产生某种后果，但是，关系不那么直接、简单和清晰，此外，价格信号虽然带有事后性质，但是，价格反应之后，就能及时调整供求关系。而计划的非价格信号似乎带有事前性质，但实际上往往是在问题成堆、灾难临头时，它才会作出反应。
科尔奈的分析深刻地揭示，集中控制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他在短缺经济学中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控制系统向分散控制系统过渡，但是，他指出了这种系统演变的方向，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结论中指出：“产生本书描述的那些现象的制度条件、行为方式和规律性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谨慎的人类活动能改变它们”。
科尔奈的贡献在于把一般系统理论和均衡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传统集中控制系统作了剖析，把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到的克里茨曼所说的无产阶级实物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短缺”现象提高到体制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在传统的体制中已不可能解决违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的短缺现象。
对此，科尔奈自己说过：“自从我从事经济研究以来，下列三组现象的相互依存性质总是引起我的兴趣：（a）长期短缺；（b）使用一切方法促进较快增长率的政策；（c）一定的制度上的关系：高度集中、多级控制、行政配给，以及货币和价格的从属作用，它们如何相互发生作用，哪些是原因，哪些是后果，或者，用不那么尖锐的话说，哪种因素在体制中起主导作用，哪种只起次要作用。
在我们较早的两部着作《反均衡论》和《突进和和谐的增长》中，我把现象（a）和（b）看作是主要的。许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他们强调说，（c）中的那组现象发挥重要的因果作用。
从本书来看，我现在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长期短缺的主要解释在于制度条件以及导致的行为规则，与此相比，经济领导人的增长政策是次要的解释因素，它的主要作用是加强或削弱主要因素的影响”。
布鲁斯在回忆中说，他曾设想通过企业微观层次的改革，似乎可以发挥原有计划体制的优越性，实践证明，他的观点错了。而科尔奈希望告诫读者和自己，短缺虽然是由数百万微观或者由微观层次的事件组成的微观现象，短缺的根源在于制度条件。科尔奈在中国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划分了四种模式，即：（1）直接行政协调；（2）间接行政协调；（3）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4）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家早期都带有某种天真性，以为过渡到间接行政协调就可以消除原有制度中的弊病，其实，只有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才是体制演变的方向。从布鲁斯到科尔奈的论述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不能再在集中控制的框架内，即在计划体制内来作修修补补的改良，而必须向市场体制过渡。
（第五节）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模式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以欧根为代表的夫赖堡学派即市场秩序学派，二是以亚历抗德·柳斯托夫Alexander．Rüstow）和威廉·吕普克（Wihelm．Rǒpk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学。
柳斯托夫在1932年就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他主张建立一个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强有力的国家，以建立服务于社会经济目标的市场经济制度。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战后出版的《当代的轨迹》一书中，吕普克先在伊士坦堡，后在日内瓦发表了《当代的社会危机》（1942）和《人类的本性》（1944），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市场经济的这两个理论起源都有这种共识，即19世纪实行的，不受国家控制的经济自由主义导致人的异化、贫困和剥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盛行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既没有保证经济的稳定，也没有保证政治的稳定。这种共识是他们寻求一种新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市场经济，并如何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人们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是，从比较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实际上来源于战时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推行统制经济，德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这种体制持批判态度，他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邦德国作过某些试验，取得了某些成功的经验。因此，这种模式值得重视研究。
社会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是人道主义。欧根的学生缪勒．阿尔马克（MüllerArmack）写道：“一种新制度的最高标准不是权力、权利、多数、自由、民主或军政，而仅仅是人道。我们所谓的人道是从我们对人的存在的本质前提和实现即对人本身的深刻理解所产生的一切。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开放性和自由，始终追求新的各种各样的目标，于是，表现为各种状态，从而始终迫使我们达到平衡。只有一种开放的制度，才能满足这一点。只有一种间接控制的制度，才能使人的各种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达到平衡”。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学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因此，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自己界定和实现自己的个人福利。这一目标就要求在经济领域内实行分散的决策，由市场来引导经济的积极性。由于有秩序的市场建立在个人经济计划的彼此校正的基础上，经济协调借助于直接的生产结果来进行，平衡的机制通过市场的竞争而实现的，所以，市场体制应当保证最高程度的自决和自由。吕普克认为，“当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应当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更少使用强制力和暴力”。由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把人放在中心地位，所以，他们认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对人的尊重，政治家的最高智慧不是要使人去适应经济政策，而是要使经济政策适应人，给人们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