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提出的模式中的第二个错误，在我今天看来，属于市场导向的企业中的职工关心企业收入的方式。当时，我认为，职工应该从企业的总收入（即扣除物质成本、折旧和税收后的赢利）中得到一部分。就是说，企业有权把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职工，这基本上是同南斯拉夫体制相适应的工资制度。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必须把利润和工资严格区分开。但是，当时，我以为，在我们追求的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错误可以比南斯拉夫更早地被发现，从而得到克服。”
从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的回忆中都有这种共识，即保留原来的中央决定资源配置的计划体制以及把职工的收入仅仅同劳动的投入相联系，这是同发达的市场体系相矛盾的。因此，在这里，无需再重复介绍锡克在60年代提出的关于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而只需说明他到国外以后提出的新模式。他在1979年出版的“人道的经济民主制”中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模式，在1981年来华访问主要也是介绍他的这种模式的构想。这种模式有以下三个基本立足点：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具体内容是：（1）建立买方市场，即商品的供给总量比有效的需求总量有若干超前的增长，只有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才能成为主人，才能迫使生产者特别注意需求的发展，使生产计划能灵活地适应需求。（2）开展竞争和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只有竞争，才能迫使生产者进行技术革新，改善生产组织，改变产品品种，灵活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才能保证取得或增加利润，中央集中规定或各部门机关决定的价格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服从官僚决策的生产发展，只有市场上形成的均衡价格，才能通过价格的波动平衡市场的供求双方，才能防止生产和消费的不必要损失。（3）允许各企业有利润差别。一个企业由于经理或企业家的倡议比同一部门的另一个企业的经济成果好，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提高生产率和相对降低成本，它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正常的竞争条件总会造成一种平衡，使个别企业得到的经济成果转化为更大的社会利益。（4）由企业自己承担投资的责任。只有市场机制不仅影响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投资的发展时，它才能有效地发生作用。因此，必须由投资得到利益而由错误投资决策受到损失的人来承担投资的全部责任。（5）鼓励创业活动。企业的创办由面向市场的创业者自行决定，不再由国家垄断的官僚主义者决定，这并不是说，只有私人的资本主义经营者才能有这种创业活动。只要创业者具有面向市场的收入利益，同样，可以发展这种主动的创业活动，（6）允许企业破产和倒闭，由于经营成果不同，利润存在差别，自然会有某些企业经营落后，利润相对减少，在最严重的场合表现为负债，没有偿付能力，最后破产。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有了倒闭的现实可能性，才能避免大量倒闭的现象。
在这里，锡克已经明确地抛弃了他以前主张的由计划来确定生产比例、价格和投资分配等设想。他指出：“这里有一种危机，第一，人们会抱有幻想，第二，会产生新的幻想。这之所以是幻想，是因为政治官僚决不会放弃确定生产比例、价格和投资的分配，他们追逐一定的权力目的，并且靠交替地牺牲不同居民阶层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始终按照效率来分配资源的原则必然会同这种权力的利益发生矛盾。”由上可见，锡克已把市场扩展到投资领域，主张企业的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承认创业者的利润收益，并且明确指出没有这些条件，各级行政领导人就会追逐权力的目的，这同布鲁斯所说各级行政领导人为争夺关键资源而讨价还价是完全一致的。
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在市场机制完全发挥作用以后，计划不包括生产活动和投资活动，企业必须自己负责决定它们的生产发展和投资发展。而宏观计划的任务是：（1）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2）从宏观比例上调节消费的发展；（3）调节经济发展的速度；（4）制定个人收入政策；（5）做好职业变动准备，劳动重新训练和社会医疗保证；（6）保持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平衡；（7）注意环境保护，合理的工业和城市布点；（8）保证社会基础结构和能源基地；（9）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这种计划目标是借助于把国民收入分为一定的种类来实现，并且通过相应的经济政策来实施，具体地说，就是把国民总收入分解为四大类，即用于投资的收入、用于投资消费品的收入、私人消费收入和社会消费收入，并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利润政策、工资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等等来实现。首先，规定国家的税种和税率，这样，计划规定的税收收入是有保证的。税定了，企业就用于利润和工资分配的数额也就定了。其次，规定企业的利润分红率。净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给职工的分红，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分红部分定了，企业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就定了。第三，规定工资水平和个人所得累进税率，这样，就可以确定私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水平。
国家支出首先是国家的各项社会支出，养老金、医疗和保健费用、抚恤金、奖学金、补助金等等，其次，是国家购买、建设道路、购买军事装备等等，再次是支付公共机构的费用，如学校、公共医院、科研机关、行政机构、保险机构等，最后，国家也从财政上支持追加投资活动，如建立能源基地、电厂等等。
除了国家外，银行信用系统也起重要调节作用。信贷体系应从积极方面帮助扩大货币量，以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但是，在没有发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扩大的条件下，增加信贷导致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而商品供给量却没有增加，于是价格上涨，发生通货膨胀。这种消极的信贷应通过计划使收入的发展和生产的发展保持平衡来加以防止。
此外，还要发展社会保险事业，以克服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所造成的后果。
锡克认为，通过以上这些调节方法，使宏观平衡得到保持，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不必通过指令计划去直接干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而可以让它们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协调。
由上可见，锡克的宏观分配计划已不同于原先的宏观计划，主要是国家通过征税而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这同布鲁斯的设想相同，所不同的是布鲁斯已认为不必要对收入分配作出规定，而锡克仍认为必须对国民收入作出约束性规定，以保持宏观平衡，这同锡克对职工股份公司的理解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就要谈到。
三、工人股份企业和资本中立化企业
锡克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有三个严重弊端，一是使职工企业疏远，二是使企业领导官僚化，三是使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因此，他主张实行工人股份企业，并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但实行资本中立化。
工人股份企业的具体内容是资本以分成形式直接掌握在生产者手中，为职工所共同占有，职工除工资外，还可得到一定份额的股息。股份由国家规定最高限额，分红采取级差式分配方法（如按职工在该企业的工作年限），职工除对现有资本分红外，还拥有扩大资本投资额的价值额，以保证未来利润的分红，股票不能买卖，股份所有者参与企业的一切决策，企业经理由工人民主选举。
资本中立化企业的具体内容是不限制私人企业主佣工人数，但规定盈利的限额（例如规定企业主的盈利收入不能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一倍），超过限额的部分按累进的比例（70％、80％、90％等等）转化为企业投资，一方面使企业主本身有积极性，另一方面逐步使资本变成集体资本，使资本中立化，属于集体。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外，还存在着完全由私人经营的小企业。
布鲁斯和锡克都反对传统的生产资料国有制，实际上都主张公有制企业和私人企业平等竞争的混合经济。但是，对待国有制企业改革的方式，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现在，布鲁斯主张首先把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和国家作为经济管理者相区分，发展资本市场，承认非劳动收入，而锡克则主张发展工人股份公司，但有保留地发展资本市场（如工人拥有的股票不能上市），对非劳动收入加以适当限制。由于模式设想上的这种区别，所以布鲁斯主张不必对收入分配加以限制，而锡克仍主张必须对收入分配作规定，以区别利润收入和工资收入。这种不同的意见，其实都来源于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的分析上，从布鲁斯的态度来看，他一贯反对工人自治企业，并且一度把它误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从锡克的态度上来看，他比较倾向于工人自治企业，但也看到了工人自治企业的弊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为了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专门来谈工人自治模式。
（第三节）“工人自治模式”或“伊里利亚模式”
“工人自治模式”以南斯拉夫的实践为背景，主要由曼·卡德尔全面阐述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以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理论依据，它表面上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制，强调由劳动人民和劳动集体独立地根据市场情况作出生产和投资决策，让劳动人民取得集体收入和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工人自治社会主要通过社会契约来协调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在卡德尔等的着作中有不少地方批评了斯大林模式，因此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被误解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在卡德尔等人的着作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理想化的东西，并不反映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本·沃德（B．ward）曾用南斯拉夫的古代名称《伊里利亚》来称呼这种模式。他对这种模式的分析在经济界有较大影响，所以，我们不妨撇开那些脱离实践的理想化模式，从更能切近反映实际情况的伊里利亚模式说起。
沃德认为，这种模式的大致轮廓是：（1）除劳动力以外的所有资源为国家所有，企业使用资源时要交纳资源税，国家还要征收企业的固定资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等，因此，实际上存在着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2）国家不向企业下达计划指标，也不供给它所需要的投入物，企业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产品，出售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国家只起监督和仲裁的作用；（3）企业由工人自行管理，用选举方式产生出工人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任命经理来经营企业，对他发出指示，检查他的工作。所有工人在工作上服从经理的命令，工人委员会的责任既要保证工人不受经理的损害，又要在市场上采取明智的行动以保证工人的收入；（4）工人和经理被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物质利益所鼓励，他们将关心利润和工资。他们对国家承担的义务是支付国家规定的费用，因为没有投资，剩下的企业收入都属于工人，工人自治企业追求每个工人的收入最大化。
本·沃德在1967年《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选择的研究》一书中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这种模式作了评述。
他先分析这种模式的微观方面。首先，他假定这种模式只有劳动一种投入，并且是同质的，工作时间也是由国家规定的，因此产出上的变化只有改变工人人数才能发生。在这个条件下，工人委员会将指示经理达到每个人的平均收入最大化。于是，经理要根据价格和工资的情况来进行经营决策。我们知道，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均衡条件是要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在伊里利亚模式中，均衡条件则是使每一工人的边际收入等于每个工人的边际成本。因为每个工人的平均收入和平均成本之差恰好等于每个工人的利润，而工人经理的动机是使每个工人的利润最大化，所以必须使每个工人的边际收入线和边际成本线对应于原有就业人数的斜率相等。如下面所示：
K是边际成本线，U是边际收入线，W是工资线，K和U对应于a点的斜率相等，所以处于均衡状态。
沃德由此得出了工人自治企业同市场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企业显着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在国家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税率后，企业不是减产，而是增产。因为在国家增税后，企业工人平均成本增加了，所以必须增加产量，取得更多的收入，才能抵消这种成本的增加，求得边际成本线和边际收入的新的均衡点，实现工人收入的最大化；二是在产品价格因市场需求增加而上涨时，企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因为要增加生产，就要增加企业的工人平均成本，而因增加产量所带的平均收入的增加还抵消不了这种成本的增加，所以宁愿减少产量，以求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的新的均衡点，以实现工人收入的最大化。因此，它的供给曲线的斜率是负数，即价格提高，产量反而减少，这样的企业对市场价格的反应是扭曲的。
因此，在伊里利亚模式中，市场调节仅仅是表面现象，只有国家对税率的调节才能影响企业的产出决定。
其次，沃德再假设伊里利亚模式中的企业除了劳动投入外，还有非劳动投入。工人对非劳动要素的使用的标准同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企业相同，只要这种使用对收入比对成本起着更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劳动的使用，即一个新增加的工人必须对每个工人收入比每一工人成本起更大促进作用，他才能被雇用。一般来说，在多要素的场合，固定成本的变化也会促使产出按相同的方向变化，即成本增加，产量也会增加。在价格变化的情况下情况则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在使用较多劳动的情况下，由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包括利润份额在内的全部工资，所以，供给曲线会出现负数，即价格提高，产出会减少，但在使用较多非劳动投入的情况下，例如在高度自动化的企业，供给曲线会出现正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一般均衡条件同样可以实现。
假定伊里利亚企业是垄断者，那么，一般来说，它对固定成本和价格的变动所作的反应，同伊里利亚竞争的反应是相同的。但伊里利亚的垄断者将比一般垄断者生产得少，收取更高的价格。
沃德在分析工人自治企业的微观行为接着转入分析这种企业的宏观环境。
伊里利亚宏观经济模式主要包括价格，就业和产出三个变数以及货币供给和货币工资率两个参数，从以上所说企业行为可以看出，所有三个变数将同货币供应量朝着同一方向变化，即随着货币供应量增加，价格、就业和产出都将增加，而在货币工资率增长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价格提高，产出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