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同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式有关。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关于寻租理论的讨论。寻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A．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来的。她假设某一国只生产农产品，它或者被消费，或者出口换取进口产品，再假定全社会的供给是一个常数。劳动力一部分用于生产农产品，另一部分用于对进口产品进行批发活动。可以证明，在一般条件下，这一均衡点符合“帕累托最优”。下一步导人政府的进口限制。由于进口减少，进口批发所需劳动力便相应减少，多余劳动力便被用于生产农产品，报酬递减原理使农业工资下降，同时，批发进口行业的工资上升，农业工资将低于批发行业的工资，于是人们尽力挤入批发行业，花力气取得进口许可证。如果为了租金而争夺，最终的均衡点的效率更低，因为社会的损失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口限制造成的直接福利损失，另一部分是额外的寻租过程中的资源损失。据她估算，印度由此形成的租金数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7．3％，而土耳其在1968年因进口准许一项而产生的租金就占GNP的15％。
如果克鲁格认为租金来源产生于政府在外贸中的配额，那么布坎南则把租金扩大为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即不是属于资源配置需要的多余的支付款项。布坎南在其着名论文《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中指出，在有秩序的市场中，每个经济当事人都力图取得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其结果对社会则是有利的，出现了社会剩余，但在有秩序的市场为直接政治分配代替时则出现了混乱，以追求利润变为追求租金，社会剩余就变成了社会浪费。这种寻求租金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在政府制造和支持垄断地位并有效地防止进入时即在不允许新生产者的进入来扩大供给时，经济当事人就可以利用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来谋取租金，例如，政府决定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已经取得牌照的出租汽车司机就可以得到额外的租金；当然，政府可以拍卖执照，使第一个层次的租金消失。第二，这时，就会产生第二个层次的租金，人们不是企图进入出租汽车行业，而是进入各种政治一官僚职位，即能掌握拍卖东西的职业，政治和行政机构将成为获利甚丰的美差；当然，可以给予政府官员由竞争决定的工资和津贴，使第二个层次的租金消失。第三，这时，仍会产生第三个层次的租金，即在这些租金归还财政预算和通过预算分配时，个人和群体追求有差别的优惠待遇或避免有差别的非优惠待遇，他们可能进行疏通活动或直接参与政府，取得决策权，或制定有利于自己活动的计划。布坎南认为，不管在每一阶段进行这种活动的合理动机，资源可能同时在所有这三个层次上被浪费掉。
关于寻租理论的讨论，对于我们认识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式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也不应该违背市场的规律，凭借政治权力去分配资源，以破坏市场的发育过程，而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采取相应的产业和金融政策，以支持市场的发育过程。政府对市场的统制而产生的“寻租”，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使权力变为金钱，造成官僚的腐败。
这次讨论的意义在于：（1）纠正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如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腐败，或反过来，腐败是改革的必要前提；（2）明确了反腐败的根本道路，既然腐败是由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以及由此联系的权钱交易产生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只能是取消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堵塞权钱交易，推行民主和法治建设，建立完善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这就涉及如何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下面再作进一步探讨。
二、市场体制和经济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计划体制虽然对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愈来愈不适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但是，在向市场体制过渡时，实际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轨迹，一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种则妨碍经济的发展。诺斯教授在《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对这两种轨迹作了很好的说明：
一种轨迹是被道格拉斯·诺斯称为锁定在不发达市场经济的轨迹。其主要特点是：
1．市场交换依赖于社会关系网，受一种脆弱的权力平衡所统治。每个人不得不处处通过表明良好意图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习惯和习俗是灵活可变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因人而异。总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2．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存在大量的小额交易，交易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行的，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制度，即没有市场价格行情表，没有标准化的度量衡制度和会计制度，贸易是在不断地寻找特定的伙伴，不断地拉关系中进行的，而不是向公众提供产品，缺乏竞争的压力和法律准则。竞争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方通过比对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获利。政府对市场活动加以管制，但是，这种管制是有限的、分散的，或者几乎只是字面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法律结构和保障契约实施的有效的司法系统。
3．产权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的保障，要支付给有权势者以一定金钱才能得到庇护。产权的保障带有个人偏好的性质。
4．造成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政府财力空虚，没有能力去从事法制建设，建立有力的执法系统，而政府官员出于私利，陷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追求权势和金钱，任意侵犯产权，使规模经济不能发展，市场原子化，商业中的欺诈行为到处盛行，偷税漏税比比皆是，反过来，这又使国库更为空虚，使市场发育更为不规范，总之，使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规范的形成处于恶性循环中，市场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而政府又处于不稳定之中。
另一种被诺斯称为从不发达市场经济过渡到发达市场经济的轨迹。轨迹的主要特点是：
1．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其中发展了资本的借贷关系，逐渐废除了高利贷，产生了合理的利息率，与此同时，允许汇票流通和票据贴现，于是，产生了票据交换中心和贴现中心，产生了银行和专门从事贴现的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制度发展了，实施契约和清理债务关系的法律制度随之也发展了。依靠家庭和亲属的社会关系的交易网逐渐为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委托代理制度所替代。
2．减少了信息成本。产生了各种商品的价格表和商业信息手册，后者包括商品的数量、质量、用户、经纪人的费用，通讯联络办法，在国际贸易中还包括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汇率，等等。信息成本的减少既是规模经济扩大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规模经济的进一步扩大。
3．分散风险。在市场交换中，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产生了保险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股份公司。
4．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因为市场交换的发展，交易双方协议的实施，双方债务的清理必须有第三方即国家的强制力作保证，否则不可能遵守协议，不可能实行票据交换的结算，不可能有资本的正常流通。
政府致力于规范化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对法官和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对会计、审计制度有严格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委托代理制度的推行，防止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诈活动。
同时，政府对自己驾驭于经济活动以上的行为和权力进行约束，如国家明确保护产权，不得任意侵犯公民财产，不能使用强制力来干预市场的价格，以增加交换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债务受自己税收的约束，成为正式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同金融机构进行平等地竞争。
总之，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彼此促进，使市场规模发展，市场风险减少，使政府财力相对充裕，政治也比较稳定，处于良性循环。
诺斯得出这种不同的轨迹，是从对西班牙和英国的体制以及以后西班牙对拉丁美洲体制的影响和英国对北美体制的影响作了比较以后得出的。
西班牙和英国是最早发展世界贸易的国家，羊毛的外贸收入是皇室的主要收入，但由于英国和西班牙都长期陷于战争，遭遇深刻的财政危机。
英国财政危机在百年战争中日益加深。后来，英国议会逐步取得了胜利，拥有了立法权，参与了国家政策的指导，防止对税收的滥用，这一切当然是工商界用货币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三世购买的。到1689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议会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西班牙，阿拉贡和加斯蒂里实行了联盟，但这两个地区情况很不相同。阿拉贡在13世纪已经成为延伸到撒丁、西西里和希腊一部分的庞大商业帝国，议会代表商人的利益，在公共事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加斯蒂里继续热衷于战争，虽然也有议会，但不起作用，在联盟之后的15世纪，在西班牙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加斯蒂里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体制。
英国和西班牙不同的历史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框架。英国的议会制，不仅减少了斯图亚特皇朝盛行的寻租行为，而且保证了产权，建立了有效的法律体系，而西班牙中央集权的庞大的官僚体制要靠日益增多和繁琐的行政指令来管理经济。西班牙皇室追求的目标是建立自罗马以后的最强大的帝国，把一切细小的经济和政治活动都纳入这个目标，其结果是财政状况恶化，收不抵支，不得不任意提高税收，没收财产，使产权得不到保证。
英国议会创建了英格兰银行，把财政支出同税收联系在一起，同时为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产权更加有了保证，政府对商业的管制减少了，纺织工业的行会限制取消了，大大扩大了企业面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机会。市场的扩大和专利法的实施，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西班牙，战争、教会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给军官、神父和官僚提供了最优厚的俸禄，把善于经商的摩尔人和犹太人驱逐出境，对土地实行租金管制，对小麦实行价格管制，任意没收国外商人汇寄国内的银款。这一切打击了生产性的活动。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英国克服了财政危机，成为“世界工厂”，而西班牙尽管工商业发展曾领先于英国，但却经历了300年的相对经济停滞。
英国和西班牙的不同体制也影响到了它们的殖民地即北美和拉丁美洲。
17世纪英国殖民者在美国现在的弗吉尼亚州登陆，建立了殖民地的首府（即现在的威廉斯堡）。这时正是英国议会和国王之间的斗争达到顶峰的那个世纪。在光荣革命胜利后，母国的体制影响到了它的殖民地。这种体制保证了产品和其他要素市场的产权，当英国对殖民地增加税收，控制向西部迁移时，美国进行了独立战争，挣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宣言、联盟法、西北部法令的实质都是为了进一步保障产权，保障资本的自由转移。以后，美国的内战，解放黑奴，也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自由转移。
西班牙国王派遣的哥伦布船队最早登上了新大陆，但是，西班牙征服南美殖民地时，正是西班牙议会影响力下降、国王努力建立对西班牙和西班牙管辖的印度群岛集权的官僚管理的时候。结果西班牙的统治者把一套官僚管理方法强加一个农业社会。其结果是企业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受官僚机器控制和影响。尽管19世纪拉美进行了独立战争，并且深受美国和法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独立后的宪法是美国式的，但结果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这种独立战争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并不是真正保证产权、资本的自由转移权和市场公平竞争，而只是南美地方殖民主义者和西班牙帝国为争取官僚控制和相应政策的斗争。在19世纪拉美革命以后，拉美从美国进口了联邦制的行政性分权，而其实质仍是集权控制的官僚体制。
诺斯指出：“尽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作为媒介因素，英国和西班牙所确立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允许复杂的非个人交换的制度框架已经逐渐发展起来，这是政治稳定和获得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利益所必需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的关系仍然是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交换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制度给拉美带来了不规则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也没有发挥现代技术的潜力。”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非个人的交换必然发展起来。而这种非个人交换必须有一套制度框架，才能保障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使工商业进一步发展。
英国和北美的例子说明政府承担保障产权的职能，同时对政府凌驾于经济行动的任意行为进行约束，是降低交易成本或产权成本的有效途径，这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性的活动，追求知识技术创新。
西班牙和南美的例子说明，政府任意侵犯产权，将迫使企业追求行政当局的保护，同行政官员拉关系，使交易重新带有个人色彩，于是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这鼓励企业着眼于依靠政府机构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即寻租性的活动，而不是着眼于面向国际国内市场进行竞争、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即利润性的活动。
北美成为发达国家，而南美成为不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由于这种体制结构差别造成的。
英国和西班牙以及北美和南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实例，为我们研究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提供了很好的比较素材。
由上可见，市场经济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曾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渐渐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出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要求。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体制，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可能使经济发展发生停滞，甚至发生危机。这就涉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路径依赖”问题，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一问题。
三、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路径依赖”。
当代，在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中发现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某种自增强机制，即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普遍存在着路径依赖，但是也可能停滞在某种状态，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锁定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