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申克龙在196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根据19世纪欧洲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详细史料的研究，指出各个国家并不是都按照罗斯托的五阶段韵律前进。他强调指出，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起始阶段里资本供给来源不同，在先进国家来自企业，在中等落后国家来自银行，在极端落后国家来自国家财政。格申克龙的总结是很有见地的。他不仅指出了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指出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资本供给来源所发生的变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期，曾经发现了格申克龙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论点夸大到了极端，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需要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并主张可以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达到增加国家积累的目标。
前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受到剥夺，人民生活下降，经济结构畸形的事实已经证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论是错误的、有害的。不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凡是照搬凯恩斯主义，搞赤字财政，以增加国家资本供给来源，谋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都饱尝了痛苦的恶果。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W．刘易斯深刻地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在通货膨胀下，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减少，相反，大部分通货膨胀的利润落入从事商品投机和外汇投机的人手里，所以通货膨胀并不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增加；其次，公众对通货膨胀反应强烈，要求工资与物价同步增长，这就导致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从而导致螺旋式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很难遏制，通常要以一次为期一年左右的投资和就业危机作为代价。用通货膨胀代替税收，表面看来简单易行，但它导致价格和投资结构的扭曲，是一种拙劣的替代。他指出：“既然政府能全面地、勇敢地、有效地实施通货膨胀的措施，政府也就应该能征集必要的赋税。情况可能是这样，能够安全利用通货膨胀的国家反倒不需要这样做，而需要通货膨胀的国家如果真这样做，却一定会惹出非同小可的麻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决不能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相混淆，通货膨胀将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消极作用。
2．在经济落后国家，仍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最早是由伯克和其他荷兰经济学家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时所提出的。他们强调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反差导致“社会二元性”。后来人们逐渐把二元结构的注意力从社会文化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特别是“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组成的二元经济的扩展过程。“资本主义部门”定义为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出于利润动机的现代部门。“非资本主义部门”定义为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出于消费动机的传统部门。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前一部门即工业部门处于劣势，后一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占优势。刘易斯强调，发展过程的关键是资本剩余再投资，随着工业部门扩展，剩余愈来愈多，就能从自给部门中吸收劳动力。这是通过发展工业来改变传统农业的古典资本主义模式。
从比较角度看，前苏联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模式，名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是古典的工业化模式，不过，是靠国家来完成原始积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兰尼斯和台湾经济学家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于1961年提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刘易斯模型有两个缺陷：一是对农业在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二是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即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因此，在兰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中，一方面肯定以发展工业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则强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本身，提供剩余产品，为工业部门发展创造条件。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可以进一步提高，使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和转移加速，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兰尼斯和费景汉模型总结了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不仅看到了二元经济的矛盾，而且看到了这两个部门的互补性和依存性，同刘易斯模型相比，这种模型有很大的进展，而且有亚洲经济发展的某些实践经验作为背景，有其可行性。
从比较角度看，这种工业化或现代化模式促进了不同于前苏联传统工业化的模式。
与工农业结合发展思想相联系的是如何利用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即后发展国家如何利用发展国家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总结出了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是指在“二元经济”下原来依靠出口传统农产品来换取现代工业品，现在自己建立工业部门，以替代原来进口的工业品。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建立本国的工业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出口创汇不足，出口的增长落后于建立本国工业所必需的机器设备等进口的需要，工业部门的增长自然受到制约，而且为了偿付外债等，有时会影响本国传统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的发展，造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发展。
出口替代战略是指提高原有出口产业的结构，例如，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和轻纺工业，以赚取充足的外汇，甚至可以从国外进口必需的食物和原材料而冲破国内农业产量对发展工业部门的制约，因此，可以通过本国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来逐步建立本国的工业部门，同时有利于改造传统的农业部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或者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涉及到的是用计划体制，还是用市场体制来发展，可以更好地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具有二元结构的国家，过去认为计划体制可能更优越，现在看来，市场体制会更优越些。
3．问题在于在计划体制下压制创新。
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家的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这里的“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熊彼特在《企业家的职能》中指出，“在国民经济中创新，这是企业家的真正职能”。企业家的这种创新职能并不是在技术过程方面完成生产过程，进行日常管理工作，也不是进行投机，从事商业计谋，而是把各种生产要素集中起来投入企业并使企业的产品增值，即富有成果地实施新东西。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对经济发展和群众福利的增长起巨大的作用。创新会带来竞争，把利润消灭，但是，这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通常会产生出巨额利润，这一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导致的结果是，产生的奖金数量足以把一个民族中拼命工作的最优秀的人物集中到这些任务上来，而当他们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这些奖金又会自动消失。消灭奖金的同一过程会以价格下降的形式把创新的成果带给广大群众。
熊彼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企业家往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通过遗产继承、偶然情况、暴力或欺骗获得了必要的资料，在才干和地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履行企业家职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集团的特权，这一集团与人民的其余部分处于特有的对立之中。但是，如果一个企业不是经常改造自己，使自己不断地适应新的任务和情况，而是平平常常地经营管理下去，哪怕这种经营管理也很认真，那么，这个企业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其意义，最终就会消失。正如一辆公共汽车的座位始终有人占着，但占着这些座位的始终不是同样的人。熊彼特认为，在一个不断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单纯依靠资本财产的人终究不能成为企业家，而恰恰是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即那些具有极为罕见的智力和意志的人才能承担企业家的责任。他之所以能从工人上升成为工业领导人，只因为他在企业中实施了新的技术思想或者商业思想，从而使企业具有了真正的活力。财产不是这一行动的前提，而只是结果。
因此，企业家获得较高报酬，是对企业家才能的奖励。熊彼特指出：“如果人们考虑到企业家收入和企业家贡献之间的联系，考虑到个人对利润的追求作为促使更努力地生产的动力在当前显然仍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那么人们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力图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做法必然损害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生活水平也不会比现在更好。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在计划体制下，往往由行政体制来管理经济，忽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要使经济发展，就需要有许许多多敢于创新的企业家。他们是社会和民族的精英。
与此有关的是，在计划体制下，更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建设，忽视人才的流动和自由择业，使人才不能得到合理的培养和使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在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时发表了一篇《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他指出，人投资于自己身上，可增加他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增加他们幸福的一个方法，也是一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以后美国学者所作的实证研究，美国的经济从1929-1957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92％，其中促成这种增长的主要有四个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率的各自贡献是：（1）就业人数占27％；（2）教育与训练占27％；（3）科学技术占20％；（4）资本投入占15％。可见，前三项占到67％。这种实证分析证明了舒尔茨的关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论点。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尤为明显，特别是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知识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加。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和人才的成长，在这两方面，计划体制不能替代市场的竞争。
4．在计划体制下误导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早就指出，国家权力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可能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引起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
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系统地总结了19世纪欧洲落后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按照他的观点，如果政府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投资金融政策，同企业家阶层建立正确的关系，政府的组织和政策目标适当，国家的经济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性优势”，赶上先进国家，而如果缺少这些条件，那么国家经济发展就会错过班车，坐失良机。
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即发展战略，二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国家权力究竟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延缓经济发展，实际上同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实际上采取大推进的平衡发展战略，同时，采取了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因此，产生了消极的效果。罗森斯坦·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刊于1943年6-9月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中对这种大推进的平衡发展战略作了解释。他认为，平衡增长是指在经济各部门同时按相同的比例投资扩大再生产。因此，他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个经济的大推进，形象地说，这类似于飞机离开地面必须有一个临界速度。
他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第一，经济存在着不可分性，例如，基础设施不发展，企业就不能提高经济效益。第二，在静态均衡点上，净投资等于零，价格机制不能把经济发展导向一条最优的道路。第三，在不发达国家，市场机制极不完善，价格机制不能提供资源配置的合理信号。
与此相反，赫尔希曼在《经济发展的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发展的路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另一个部门，从一个企业通向另一个企业。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第一，经济部门具有前向和后向的连锁效应。前向连锁效应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并不是全部为了最终需求的活动，而同时是可以利用其产出作为再投入的活动。后向连锁活动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将刺激为该项活动所必要的投入的生产。第二，一项投资活动既要利用以前创造的外部经济，但也能创造被以后投资活动利用的外部经济（如基础设施）。
大推进和平衡发展理论偏重于政府的全面计划控制，忽视国内个人和企业家的经济动力，并通过国外市场来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和成长，于是往往容易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从而导致宏观失控，通货膨胀。不平衡发展战略的采用重点倾斜式产业政策的同时，充分利用和发展国内外市场，发挥企业家的经营作用，但是，在市场力量太弱时，要防止不平衡增长引起的短缺，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权。
所谓平衡发展战略同宏观经济平衡决不是一回事。各部门齐头并进的大推进正是造成国民经济宏观失衡的原因。采用倾斜的产业政策所造成的向前和向后联系的不平衡发展同市场发育不全，引起短缺和瓶颈的不平衡也不是一回事。前者导致经济的良性循环，后者则引起经济的恶性循环。因此，采取何种发展战略，不仅同政府的发展目标有关，而且同政府对待市场发育的政策以及相应的体制有关。在政府采取倾斜的产业政策，并充分发展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相反，在采取大推进的全面计划控制下，则造成了经济的失控和资源的浪费，同样，在政府采取倾斜式产业政策，而不注意发育市场力量的情况下，则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在后两种场合，都会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