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过去从不代表有辉煌的今日。当中国紧闭双眼，在距离北京几千公里外的欧洲，第一缕蒸气已经升空。闭塞使古老的中国抱着陈旧思想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一艘英国铁舰从遥远的欧洲驶近中国，用最残酷的方式将这个国家惊醒。
一切都不是梦魇，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断的退让与忍耐让这个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的殖民者就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洛，用强大的力量玩弄着中国这块“岛屿”上被看做是“小妖和精灵”的中国人。中国人民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屈辱中一点点用血擦亮自己的眼睛。
思维的硬伤：“中国中心论”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82年9月24日，中国发出了强硬的声音。这一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中英两国正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进行着一场关系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邓小平在谈判之初就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的话。最终，中国收回了香港的主权，赢得了在世界面前的尊严。历史的瞬间总不乏戏剧性，谈判结束时，神情落寞、脸色凝重的撒切尔夫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不小心“失足”，险些摔倒在台阶上。我们无从体会那一刻“铁娘子”的心情，但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泥足巨人”——晚清政府的“失足”，才让我们失去了香港——这颗原本镶嵌在中国东南端璀璨的明珠。
曾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
曾几何时，汉风唐韵引得万国来朝。大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长安堪称世界大都会。唐朝与周边各国奉行友好往来、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东有朝鲜、日本遣使来长安，学习华夏文明，西有阿拉伯人慕名而来，不同肤色的人群云集长安，一睹大国气象。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大唐气度在一千年后慢慢走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死胡同。
时针指向晚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暮色时节，“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已作别西天的云彩，“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随江河日趋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盲目自信和“片帆不得入海”的闭关锁国状态。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到中国来商议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只跪上帝，其他人一律不跪。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彼此让步，乾隆恩准其免三跪九叩，但是让他以觐见英王的礼仪行了单膝跪拜礼。
礼仪之争让马戛尔尼颇为恼火，但他还是期望自己带来的珍贵“礼物”可以打动大清皇帝的心。于是接下来，他们向乾隆展示了一系列“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的事物：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以及一系列能代表欧洲最先进科技的武器与生产工具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皇帝对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就连他最宠爱的福康安将军，对于英国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也轻描淡写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于马戛尔尼提出中国可以广开通商口岸的意见，乾隆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彻底断了马戛尔尼“稚嫩”的期许。
这一次扫兴的访问在马戛尔尼的书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去，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是的，把乾隆的后半生算进去，清朝这艘大船再也没有出现能干的船长。道光皇帝也许并不知道英吉利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世界在跑步前进，中国却在倒退。闭关锁国政策挡住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线，助长了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和腐朽观念的蔓延。
回到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候，人们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有九州，中国为赤县、神州。大约从殷商时代起，中国人便认为“中原”是神州的中心，“天下”由中原向东西南北四方扩展，控制中原等于控制了神州的心脏，就能统治天下，让远方归附，四夷臣服。中国皇帝素来称为“天子”，也就是代表“天”统治一切。《诗经》中曾经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则为“天朝上国”。“中国中心观”慢慢地产生出朝贡制度这个附属品，并从中央向四方扩建和延伸，由边缘到中心，层层拱卫。中央处于拱卫的中心，即是“天下”的中心，“天朝上国”的思想由此定型。
追根溯源，“中国中心论”最初源于华夏文明的自豪感。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原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与礼仪制度。相对于中原地区，东西南北四方因发展落后，礼仪不合于中原，被视为“野蛮人”，即“夷”。随着“夷”的外延逐渐扩大，四方少数民族都被纳入“夷”的范围。有学者考证，大概从唐代开始，“夷”的称谓已出了国界，《旧唐书·东夷列传》中的“东夷”就包括日本和高丽。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会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想当然地认为四方皆“夷”，中华文明无所不“化”。不可否认，大清王朝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让它拥有了“傲视天下”的资本，络绎不绝的朝贡身影在大清帝王眼里是“天朝上国”威严的体现。当大清皇帝们还在仰望“天国”蓝天的时候，一直被视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已经“隆隆作响”，在工业化的喧嚣中开着火车跑了。
一艘庞大的旧船漂泊在风暴来临前的大海中，这几乎预示着国家会有一场大灾。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站在高处看一眼涌动的世界潮流难上加难。自大的文化中心感浸染了人们看待外界事物的视线，使人以一种有色的眼光把除自大感以外的一切东西拒之门外。在西方人面前我们保住了面子，于是马戛尔尼败退了，表面上“天朝”荣光无限，实际却一步步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思维陷阱。马戛尔尼几句话点出了“天朝”的硬伤，于是无数个马戛尔尼跟着来了。
梦醒了，被迫睁眼
今天，虎门的纪念碑依旧沉淀着150多年前的时代底色，如同这几个浑厚的字体，林则徐的那场销烟壮举在庄严的气氛中仍让人心潮澎湃。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晴空万里，广东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一群群赤膊的士兵正将一箱箱的东西投入一个大池中，池上搭放的木板上还有不少人在倾倒石灰，并不停地用力搅拌着……沸水翻滚，油烟上冒，直冲云霄，顷刻间弥漫了整个海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然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使得中国人对外来产品的需求很小。不难理解，无奈的英国人只能在广州以南的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这无疑击碎了已进入工业化、急需依靠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在中国赚钱的美梦。为了打开清帝国的大
门，他们把用在印度人身上的手段用在了中国人身上——鸦片的蚕食。
从1813年到1833年，短短二十年间，仅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就从中国掠走了三四亿两白银。对此，马克思曾有过强烈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但事实上，鸦片的危害不仅仅是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更严重的是它戕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让“天朝上国”的子民变成了委靡不振的“东亚病夫”。英国学者蒙哥马利·马丁在论述鸦片贸易的罪恶时，将其与血腥野蛮的奴隶贸易进行比较，他认为：“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要算是仁慈的；英国殖民者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直接利益要求维持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伤害他们的肉体。”
晚清时期，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皆吸食鸦片，置办烟具
当时的中国，“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置办烟具，为市日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奏请道光皇帝禁烟，君臣同心，便有了“虎门销烟”的一幕。中国自以为可遏制英国人贩卖鸦片的行动，却未曾想这恰恰成了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导火索。
1840年4月7日，销烟事件在英国政府内引起轩然大波，议会内吵声一片。主战派认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解释”。正如唐德刚在其所著《晚清七十年》中说的：“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最后，在利益的驱使下，维多利亚女王在对中国开战的文件上签了字。
1840年6月21日，整个清政府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却不知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正如同急风暴雨般向中国袭来。当天，英国军舰封锁了广州珠江口，向中国正式开战。7月5日下午2时30分，英军的19艘军舰向定海发动总攻，仅用9分钟就让中国定海守军战舰全面失利。此后两年，沿海反侵略战斗均惨遭失败。之后，有了1842年7月24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一份不平等条约。香港的命运走进了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的香港并不繁荣富裕，却是相当好的朝海港口。由于地缘和水运因素，这里控制了整个珠江出海口，可以辐射到以广州为圆心的整个广东海上贸易，相当于中国的“南天门”。得到香港，相当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无疑具有拐点的意味。根据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的说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英国用炮舰惊醒了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人们。从此，“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开始在西方列强的炮弹淫威下轰然瓦解，中国作为一个单元被动地纳入世界体系中。长期以来因文化优越而自诩的中国人突然面临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
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自此开始，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但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如许倬云先生所述：“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跳出井沿，睁大眼睛打量这个陌生而又广袤的世界。从林则徐编译的《四国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昭示着在中国已开始有人睁开眼睛观察外界，不再以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认识到在广袤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作为竞争对手而存在的“他者”，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早期探索并未从文化的更深层触动大清帝国失败的根源，但是他们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引导了文化思想领域上的观念革新。
从世界史角度出发，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实际上宣告它已从世界强国的体系中出局。中国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带着血泪与屈辱度过了百余年。英国以鸦片荼毒中国人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凭借炮火打开中国大门是强取豪夺的恶行，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却给中国这个已经麻木的躯体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中国人把鸦片战争看做是一种警示，从茫茫炮灰中认清自我，重新观察世界。
此时此刻，英国人以“暴力”方式为东方人展示了世界样貌，它从背后狠狠地给了腐朽的中国一脚。从这一刻开始，部分中国人似乎认清了一个事实：应该思考如何重拾自我，找到自己未来该走的路。
残断山河，烈火中求生
斜阳中，已是断壁残垣的圆明园遗址越发显得沉郁而凄怆，草地石缝间石影斑驳。不远处有长长的荷塘，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荷香，游人经过时低语几句，似小赞一下荷花之美，却没有人大声说话，因为圆明园实在不能与热闹结缘。140多年前，它还被誉为世界上最华丽的皇家花园，在那之后，它成了世界上最残破的皇家花园。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这是世界文豪维克多·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法国上尉巴特雷的一封信。
巴特雷是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一名法军上尉，他亲身参与了劫掠圆明园的事件。在他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回国后，他写信给雨果，征询他对所谓“远征中国”的看法，本想得到一些赞美褒奖之词，没想到从雨果那里所得到的却是愤怒的抗议和痛斥。
1860年10月18日，当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烧圆明园命令的时候，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暴行发生了。一座凝结着文明光芒，象征人类梦幻与诗化的建筑奇葩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愤慨和惋惜，这便不难理解有“法国良心”之称的雨果会写下上面的一段文字。
是什么触怒了英法联军，从而使万园之园成为一片断壁残垣？
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腐朽的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让出主权，签下不平等的条约。然而，这根本满足不了列强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的贸易，让中国变成自己一劳永逸的商品市场，从而攫取巨额利润，英法两国又在1856年10月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就是英法联军杀入北京时所犯的滔天罪行。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外有殖民国家的肆意侵略，内有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1860年，咸丰帝坐立难安，整个北京城腹背受敌，西方列强盘踞京师，太平军占领南京，直撼“龙脉”。
清政府这艘大船上的一些敏感的“船员”预感到了沉重的危机，“振作”与“自强”的声音日益震耳欲聋，这便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而告别被欺侮的境况。如何反抗来自列强的压迫？中西差别在哪里？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一系列的问题使当时中国的精英们十分困惑。为此，一些人进行了探索，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政府本身对于殖民压迫所作出的反抗。
很多人期待着洋务运动的优秀成果，也有人将洋务运动及洋务思想简单视为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实际上，作为一种自强运动和社会思潮，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
运动失败之后，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侵略日急的情况下产生的。洋务运动“以忠刚摄泰西之魄”，“以精思国制器之术”，以雪国耻为目的展开。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乃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清醒者发动的民族自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尽管洋务运动被归类为腐朽封建王朝最后的挣扎，但它表示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真地对待世界，明白中国应该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政治集合体，与英、法、日、俄、美等国在世界的范围内竞争生存。不过，当洋务派励精图治，打算借助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以及科技等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掌控清政府大船的“船长”却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860年，咸丰帝病死承德，载淳即位，其生母慈禧被立为“圣母皇太后”。不到一年，慈禧控制了国家大权，在同治帝载淳病死之后又立宗室载
为帝，年号“光绪”。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慈禧是第二个“武则天”。不过，她并没有武则天的气魄，反而坐视西方列强进犯中国的边疆。
慈禧进入暮年之后，只求安稳度日，尽量与外国人“息事宁人”，如果迫不得已要开战，也是消极抵抗，积极求和。1893年，中法战争本是中国赢得胜利，但作为战胜者的清政府与战败者的法国又和和气气地坐在了谈判桌前，失败者反而得到
了好处。列强们又岂能按捺住狼子野心？
紧接着，晚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又为中国的血泪史增加了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痕。在抵抗日本舰队的进攻中，中国动用的是洋务运动时期一手打造的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本来足以凭实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但由于指挥者李鸿章的错误判断，中国东北沿海不得不让日本军队踏足。而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也随着一艘艘被日军击中的北洋军舰的沉没而宣告失败。
从圆明园的残垣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弯下的脊背，看不到的是垂下的脸庞上滚落的泪珠。从中国的东部沿海，我们看到了北洋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过，看到了誓死冲撞敌舰溅出的鲜血。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我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在试探中求存，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在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普通民众，都在试图进行改革或反抗，这就是一种远航式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