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常常引发人类对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思考。今日，人们在奢望征服自然却引起自然的“愤怒”后，对生命有了更新的认识——敬天畏地，热爱周围的一切，把宝贵的生命用来保护美好的世界，这才是爱护我们自己。
自然有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文化也有被损坏的时候。如同敬畏自然一样，我们应当正视文化的价值，去挽救可能失去的或处于危险中的任何一个链条，做无愧于心的救赎。
我们不是自然的尺度
一列从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在晚上缓缓行驶。突然，强大而刺耳的刹车声传遍了整个车厢，座位顶上的行李包落了一地，不少已睡着的旅客被惊醒，开始议论纷纷。原来，列车快要到唐山车站了，这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三道蓝光，把火车都照亮了。民间谚语有“地光现，八成险”，司机出于本能而紧急刹车。接着，一场巨大的地震开始了。这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中国唐山7.8级大地震前的一个故事。这列车上1000多名乘客免于灾难，而离他们不远的唐山，却有几十万人未能幸免。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灾难史，史书记载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血泪让人不忍卒读。唐山地震之后，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人们在无限的哀思中哭泣，一面指责自然的无情，一面生出对自然的敬畏。
每一年，世界的各大洲都会发生许多重大灾害。灾害从人类出现之前一直到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始终不曾间断。人类把灾害分成了两类：一是天灾，比如地震、火山、台风和海啸等，是大自然带给人的无情损失；另一种叫人祸，是由于人的行为、观念不当而引起的灾祸。有时候，天灾和人祸不能截然分开，例如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表面上是天灾，其实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不加节制地抛出生产、生活废物等原因引起的。中国每年各地区经常发生的洪灾，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江河沿岸水土流失、植被遭到破坏引起的。令人们心有余悸的“非典”，也是因为人们肆意进食野味所致，最终成为全球的“病魔”。
1997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一条互相抵触的道路。”这个看法非常深刻，绝非危言耸听。由于人类长期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人口暴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问题面临巨大挑战。人类无论多么强大，也永远不可能超越自然而存在，永远都是食物链、生态链中的一环。那些在科技力量支撑下产生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只是自欺欺人。
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始终有限。虽然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们对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也慢慢开始有了防患能力。由于过于崇拜科技手段，人类过分自信地以为可以“改天换日”，即便不能，至少也能使天地翻覆。可是，人类忽略了自然的感情，忽略了自然界给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一种恩赐。2003年冬季，中欧发生了自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冬季的暴风雨来临时，洪水随之而来。中国黄河近年来由于保护不当，水土流失、河水匮乏、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而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都要仰仗“母亲河”的供给。
如今，在大自然频繁的灾害面前，人类无所适从。曾经见识了印尼海啸的人心有余悸地说：“无边的大海就如站起来走向你，水盖住了天。”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敬畏，加以崇敬和尊重，并善待上天的恩赐呢？
中国发生的灾难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奇怪的逆差不禁引起人们的诸多思考。中国传统智慧精髓的代代传承在其中似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落乌云涨，半夜听雨响”，“今冬大雪飘，明年收成好”，“四月不拿扇，急煞种田汉”等，这些民间古谚都是古人借助气候、农业、灾害、生产生活经验等智慧高度概括出来的。因为懂得应对灾害、顺应灾害的规律，所以人们才能一代代繁衍到今天。古代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风俗：视大山为神山，视湖泊为神湖，视大鸟为神鸟。这种对自然的崇拜皆源于对其的敬畏。
人类在认清无法超脱自然之外的既定事实，重新树立自然观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思想，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讲求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与现代的生态保护战略不谋而合，只是被大部分人抛之脑后罢了。
儒家思想认为“天”是超越人的外在力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在儒家看来，宇宙至大致上，人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人又不同于其他物种，乃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秀。研究天道不能不知道人道，研究人也一定要知道天，所谓“天人合一”，二者不可分割。
老子对宇宙和谐更是有着惊人的论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道，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万物之理”。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相对，违背自然规律，人就要受到惩罚。而庄子的“太和万物”命题，也是讲人应该顺应自然。从生态学来看，中国先祖们所讲的“天、地、人”，就是今天的“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所在，同时，它也告诉了人们一个至理：人类不是自然的尺度。
锤炼复原力
在受到重大创伤后，有的人能够迅速恢复状态，而有的人却总是持续低迷。其实，国家也是一样，在重大的灾难之后，也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复原力之于个人，要求人要勇于接受事实，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同时能够随机应变；之于国家，复原力的三个个人因素同样可行。面对既成事实，要直面它的存在，满怀自信，积聚足够的力量克服困难。
一个国家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储备自救的力量，以充沛的精力去迎接灾难，惟其如此，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得安稳。从1998年的特大洪灾到2003年的“非典”，再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国人都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一切皆得益于国家的自救储备与人力的团结。
就一个国家来说，灾难对政府的考察是多方面的。除了对面对灾害时的底气、勇气，以及执政力和凝聚力的考验外，还考察了政府的公信力。能够号召民众积极踊跃地捐款，并积极接受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援助，都是政府拥有自信的一种表现。同时，能够不被灾难击倒，也充分显示了社会复原力的增强。
在2003年“非典”中，有些患者可以顽强地与病毒作战并夺回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则不幸撒手人寰，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复原力不同。它并不简单取决于年龄和体质，更是凭借人在非常时期克服灾难的勇气和斗志。大至政府，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那么这种复原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能够经得住灾难的侵袭而保持执政的能力，也算是对国家复原力的一个考察。
当然，在灾难中接受考验的不只是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应变速度，民众的自救能力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两个小女孩，一个叫蒋德佳，一个叫廖丽，都是初中学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她们都被埋在了倒塌的校舍底下同一个位置。当昏过去的蒋德佳醒过来时，浑身的伤痛让她不由得发出痛苦的呻吟。就在这时，廖丽听见了她的呻吟声，担心她在疲倦中睡去醒不过来，就鼓励她坚强活下去：“千万不要睡，你一睡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就这样，两个小女孩在彼此鼓励中等来了救援人员。
与其说生死对话战胜了死神，不如说是爱心和勇敢挽救了她们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讲什么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彼此陪伴，可以减少恐惧和孤独的感觉，从而增加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在危难之中，两个小女孩还能想到去鼓励对方，可见她们充满了自救意识，她们有勇气一起面对那突如其来的灾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
虽然我们希望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可以有“英雄”挺身而出，舍命相救，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力量，而自救是不可缺少的。一味等待换不来希望的曙光，在有限的时间内，自救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几率。
织补文化的缺憾，接续文明的断层
远在西域的古老湖泊遗址罗布泊如今成了不毛之地。如果不是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这里，它还不为人知。汉代初期，它曾孕育了著名的古楼兰王国，可是几百年之后，有关古楼兰国的一切记载消失在史册之中，罗布泊干涸为耳朵形状的戈壁滩及沙漠群。人们对于古楼兰的消失提出了种种猜想，有战争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等多种。中科院钻探科学考察队在对楼兰古城遗址实地考察后发现，它的消失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大的可能，就是沙漠风暴和干旱的双重打击。
那些在世界上成谜的遗址，以及一些只在史册上有记载的古老国家，大都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洗劫而消失。当祸患来临时，文明会在这一刻静止，然后依靠复原力来重新焕发生机。通常那些复原力较差的文明，就会从此消失；反之，则会再次繁荣。
灾害无疑是文明损毁和消失、文化受伤的罪魁祸首。在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就遭受了一次巨大的考验。由于历史的悠久与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羌族的精神文化中保留了不少淳朴厚重的古代遗风。羌族大部分人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陡峭山坡上，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可是因为一场地震，许多古迹和遗迹消失无踪。由于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口口相传的形式继承，随着一些通晓羌族文化和技艺的羌族人的殒命，部分古老文化就此消失。这次的教训，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应该更进一步加强。
随着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前进，从一国或多国范围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冲突，到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新生活的建设，人类在文明史上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大步。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到保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进步。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在保护并珍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实质上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都是人类当前的首要任务。
现代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令世界各地别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旅游市场关注的焦点。秀美的自然风光、奇绝的名胜古迹自然有着无穷的魅力，同时，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风情也越来越具吸引力。中国巴蜀的民俗、苗疆的风情、西藏的质朴浑厚，都是中国旅游业中巨大的看点。
由于旅游业能够带来相对较高的利润，很多原住民渐渐放弃了田园牧歌的生活，而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旅游业。但由于市场条件下的旅游业已经过分市场化，为了满足旅游者猎奇的心理，原生态文化被加诸过多的人文色彩而遭到严重破坏。久而久之，不但原生态的历史文化环境变得“不纯净”，也消解了淳朴的民风和民俗，令古老形态渐渐失真。这种文化的流失是无形损失，经常被忽略。
实际上，如何利用旅游业的繁荣给民间文艺带来的契机，发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限制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从而合理保护民间文化的生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崇尚自然风光的优美，同样应该爱惜民族文化；在充分重视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同时，更应该谨慎处理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续问题，以避免再出现文化遭到重创之后，才开始建立文化抢救馆的悲剧。
我国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缺乏资金和从业人员；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有些甚至借继承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毁灭性后果尚未产生之前，适时建立起保护机制，促进文化传承，特别是有“口承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以尽量不破坏当地文化生态为前提，帮助他们将其落诸笔端，或跟随学习，将之传承。如此一来，在突发事件降临时，就可以避免很多文化传承的脆弱环境发生折断，方便人们快速地作出调整和反应，并为下一步的资源重建奠定坚实的基础。万不能在一步步向现代化行进的过程中，一点点地丢失最有分量的文化标识，以致犯了与中世纪、近代希腊相同的错误，在背弃古老优秀文化传统和败坏了道德品质之后，丧失数千载优秀的文明。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说：“虽然中国文明伟大而古老，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因为它的体制是在1911年和1912年才开始的。在一个古老而自豪的文明上建立新的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新的体制、新的军事，和人们属于这个国家的新意识。”
我们一直以“多难兴邦”来激励自我，然而，多难何以兴邦，在灾难中如何自我解救，这些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我们必须从中国历史上灾难最集中的时段开始，从1840年的海面出发，才能找到一个国家奋力崛起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