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实在是过于让天朝没面子，这事当然跟慈禧光绪没关系，甚至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因为这约是李鸿章签的，这国就是李鸿章卖的。一时间从上到下，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李鸿章就这么成了他一开始就知道要成为的替罪羊。
平心而论，李鸿章也并不完全是冤枉的，所以面对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职，被褫夺穿黄马褂等荣誉，他一概无话可说，只有在得知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时，这位73岁的老人，才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时李鸿章闲居北京贤良寺，除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头衔，处于无官一身轻的状态。既然无官了，肯定不招人待见，只能于门庭冷落中，淡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于此时写了一首马关纪事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诗意之苍劲悲凉，令人不敢回想其少年意气时的名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很有担当，罢官之前，有一次恭亲王问他：“听说朝鲜乱局、甲午战争是由袁世凯引起，不知是否如此？”他只回了一句：“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
袁世凯同样没有装孙子，李鸿章马关遇刺时，他仍在辽东半岛，闻听此事一连发了几个电报问候伤情；等到李鸿章回到北京遭遇罢官，这时仗也打完了，他立即向奉派督办关外军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销差，赶到北京，首先就去贤良寺拜访业已无人问津的恩师，令李鸿章感慨不已。
这时李鸿章的马关日记已被国内各大报纸疯狂登载，该日记主要由他的书记员如实记载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很详细，其中包括条约签订后，春帆楼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段闲谈。
谈到十几年前，北洋水师远渡日本海，到日本近海炫耀武力，伊藤博文应邀登上军舰，被其现代化震惊得目瞪口呆的往事；反观今日，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李鸿章不禁感叹：“人才难得啊！”伊藤没有接话，反而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这已是伊藤第二次提及袁世凯，李鸿章回答：“小差事，无足轻重。”这就该轮到伊藤感慨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贵国没有人才啊！”
报纸上登出这段对话后，袁世凯立即声名鹊起，一时间，到茶馆去听袁慰庭讲朝鲜的故事及中日朝关系，在士大夫中成了一种时尚。李鸿章幕府文案于式枚曾有过回忆：“大家全部喜欢听他的议论，引为一世之雄。我暗地观察他的举止，确非寻常之人。”
不过也只是增加了声誉而已，一时半会儿袁世凯似乎也没什么好机会，于是他干脆请假回河南老家探亲去了。这是1895年4月底的事。
1895年7月的时候，因甲午战败，举国上下变法的呼声响入云霄。这时候袁世凯回到北京，经李鸿藻和翁同龢的推荐，在1895年8月2日，他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随后就被派到督办军务处去工作，“供王大臣差遣”。
光绪在召见时问了他对举国热议的变法的意见，这让袁世凯很是心潮澎湃，回来后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万言书，全文13000多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见识远在同人之上。反复修改完后，袁世凯于8月20日上呈光绪，给光绪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所在的督办军务处，成立于1894年11月2日，当时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攻占了花园口，朝廷急了，抓紧搞了这么一个衙门，由恭王奕担任总办，庆王奕劻任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应该算是一个临时的最高军事机构。甲午战争结束后，鉴于所有大清朝的军队几乎都不堪一击，朝野上下要求军队改革的呼声日高，朝廷便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
袁世凯能进入这个机构，算得上得偿所愿，奈何上班以后才发现，一切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王大臣想要差遣他。
不妨先说说衙门里的几位领导。恭王奕是个很牛的人物，如果当初道光死后是他而不是他哥哥接任皇帝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后来依然会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等等，但一定不会有慈禧当政。可惜的是，这个当年联手慈禧搞政变、推翻权臣肃顺的王爷，随着政治盟友慈禧的腰杆越来越直，自己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屡经打压之后，现在早已心静如水，在混日子了。
庆王奕劻在这本书里很重要，留待以后再细说，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以前穷怕了所以只知道贪污就够。
长麟不用多说，一个满人里的庸才而已，但绝不是最平庸的。
至于李鸿藻、翁同龢，这俩人是当朝清流领袖，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舆论、监察领袖吧！他们分别代表着北、南两方的清流势力，而在清朝，汉人南北不和，斗得很厉害，这两位的关系可想而知。好在两个人都挺看好袁世凯，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朝鲜的表现，确实光芒万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军务都一窍不通。
督办军务处里，只有一个荣禄真正是个人物。荣禄字仲华，1836年出生在一个“忠义”之家，祖父死于平新疆回乱，父亲、伯父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以荣禄16岁就顺利踏上了仕途，先当工部主事，很快就晋升为户部银库员外郎，大概相当于现在财政部或央行的一个副司长，那会儿的荣禄不过20岁出头。
可是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人生？荣禄同样遇到了挫折，巨大的挫折。
当时的户部尚书是军机大臣肃顺，他是咸丰皇帝的头号宠臣，精明能干，魄力非凡，只是气量狭小，眼里揉不得沙子，肚子里更撑不开船，但他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摊上这么一位上司，荣禄的日子不免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前方就会是万丈深渊。
事情起于吏部尚书陈孚恩，此人是肃顺的亲信，他了解到肃老大喜欢西洋金花鼻烟壶，而市面上没有好货，只有荣禄家珍藏着一些，就去找荣母要。做母亲的想儿子在官场上混，以后肯定需要陈尚书多多关照，便忍痛把家里的收藏全给了他。肃顺果然对这些宝贝爱不释手，听说是荣禄家藏的，心想他家里肯定还有，便直接管他要。荣家已经没有了，但肃顺不相信，荣家又确实拿不出来，肃顺就火了——你丫的瞧得起陈尚书，瞧不起我肃中堂？于是当后来荣禄得到一匹宝马的时候，肃顺就故意找人来索取，荣禄也是有个性的人，觉得你就算是上司也不能没完没了啊！遂断然拒绝，显得很不成熟。
肃顺从此开始指使人在公事上挑荣禄的过错，比在鸡蛋里挑骨头还要挑得细心。肃中堂是什么人？是可以让人当官也可以让人当不成官甚至可以要人命的人！被他盯上，可把荣禄吓坏了，赶紧辞了职在家避祸，才算保住了平安。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吓得带着皇后、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及文武大臣等人跑到承德去“避暑”，留下恭王奕主持作战及议和之事。恭王很赏识荣禄，让他当了巡防局总办，很有些实权。
第二年议和成功，联军退去，咸丰却病死在了承德，临终前立载淳为皇帝，即后来的同治，另外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类似于刘备托孤诸葛亮。
载淳是懿贵妃的儿子，懿贵妃因此母以子贵，晋升为了太后，即慈禧太后；原皇后则为慈安太后。
肃顺和慈禧一向不对付，认为这个女人有野心，在咸丰死前便建议仿照当年皇太极上位前顾命大臣赐死其生母太妃的做法，赐死慈禧，以防其日后干政。
咸丰人本善良，他也是因此才被道光立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忍杀自己的女人，只是布置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这事慈禧知道了，由此不便恨透了肃顺，更清楚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慈禧也很能干，她巧妙布置，谨慎周旋，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条反肃阵线，核心除了她自己，另一个就是肃顺多年的死对头、留在北京的恭王。
于是在回北京的路上就发生了政变，荣禄亲自带人在密云抓捕了肃顺，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最后顾命八大臣，赐死的赐死，流放的流放，罢官的罢官，只有肃顺是被绑到菜市口杀的头，荣禄做的监斩官。
荣禄此后官运很好，到1874年已经官居总管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工部尚书，绝对的位高权重，连帝师翁同龢都巴结着和他结拜成为异姓兄弟。
在后来李鸿藻和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争斗中，沈桂芬以一个户部侍郎的官职收买了翁同龢，通过他对李鸿藻的羽翼荣禄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偏偏这时荣禄无意间得罪了自己最有力的靠山醇王奕譞，更不应该的是，当慈禧太后决定要亲自挑选太监的时候，荣禄居然不识时务到了公开反对的地步，说此举违反祖制，绝不可行，结果把相当宠信自己的慈禧也给得罪了，再次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878年，他丢掉了工部尚书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事，两年后又因被查出贪污受贿而遭降两级调用，由提督降为副将，而且还是候补，自此只能在家赋闲。
赋闲三年后，荣禄静极思动，以购买枪支的名义，向朝廷报销了一大笔钱，总算是得以复出，但也只担任了一些诸如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专操大臣等华而不实的职务，不复往日的荣光。
就这样还不行，到1891年，荣禄被外放西安去当西安将军。这个官不小，也有实权，但远离权力中枢，对于荣禄来说更像是发配。在西安的荣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卷土重来。
机会来的时候已经是1894年，荣禄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准备了异常丰厚的礼物，并以此为名请求朝廷批准他进京为老佛爷祝寿，总算重新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恭王爱惜人才，在慈禧面前很为他美言了几句，加上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清朝节节败退之际，荣禄毕竟知兵，他提出的若干国防措施很获慈禧激赏，因此被留了下来，会同办理督办军务处，虽然排名不靠前，但却是军务处里真正的顶梁柱。
荣禄确实是个人才，在满族人里更是鹤立鸡群，所以很快就圣眷复炽，慈禧开始往他肩上压更多的担子，先是受命担任步军统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到了1895年，更升任兵部尚书，重新成为慈禧身边的大红人。
袁世凯对军务处这几位大佬的行情了如指掌，奈何他一时够不到荣禄，至于其他几位，对军国大事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缺少经验，袁世凯游走其间不得要领，眼看一身抱负无从施展，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老外们见清朝战败，朝野上下练兵呼声高涨，从国外购置先进军火已是大势所趋，毫无疑问这将是笔利润极大的买卖，于是就有洋商争相设立商行招揽生意，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买办，熟悉官场、人脉广泛者立即成了抢手货。
袁世凯穷极无聊之下，觉得做买办也是一条路。如果这条路走通了，他日后很可能会成为张謇老师季翁仁兄一类的实业救国者，可惜当买办需要几万元保证金，袁世凯囊中羞涩，又不愿放弃，便给王英楷写了一封信借钱。
王英楷俗称王胖子，祖籍东北海城，是个举人，家里很有钱。甲午战争时期，官军望风而逃，这个王胖子倒是在地方上组织起民间商团武装，很打过几场硬仗。那会儿袁世凯正在辽东搞后勤，两人相识相知，关系不是一般的密切。接到袁世凯的来信，王胖子立即携大量银票赶往北京，待到了解完事情的原委，忍不住就训斥了袁世凯几句：“以前看你英气逼人，以为胸有大志，现在看来，志向未免太小。”
袁世凯赶紧辩白：“洋人国务大臣退位后，往往进入商界，老兄为何责我志小？”
王胖子说：“他们那是经营自己国家的生意，而你当买办，是受洋人雇佣，和他们没得比。你又不识洋文，怎么去混？况且所谓买办，在于奔走官场，行狗苟蝇营之事，这也不是你的性格。”
见袁世凯若有所悟，王胖子趁热打铁：“如今朝廷新败，百废待兴，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为何不趁势大展才干，却偏生要去做洋奴才？”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袁世凯深深受教，表示将不畏艰难，力求上进。王胖子很满意他这个态度，表示在官场走路子在在要用钱，我知道你没有，但只管放心，我这儿有的是。
认准官场这条路之后，袁世凯便开始悉心谋划，他认为既然暂时还够不着荣禄，那不妨先从够得着的人那里做工作，而离他最近的，是李鸿藻。
虽然名字看起来很像，但其实李鸿藻和李鸿章没有丝毫血缘关系。他是直隶高阳人，人称高阳相国，曾当过同治皇帝的老师，相对来说是个讲究操守的高官。当年他和袁世凯的两个叔叔袁保恒、袁保龄关系非常好，因为这层关系，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偶尔也会给李鸿藻写信，自称“小门生”。不仅如此，1893年的时候，袁世凯还曾把李鸿藻的表侄赵学治奏调到朝鲜，多方关照提携，赵学治在表叔面前自然没少说他的好话。正因如此，之前李鸿藻才会在光绪皇帝面前推荐袁世凯。
走李鸿藻的路子，本来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牌，那就是他的结拜大哥徐世昌。徐世昌当年得袁世凯资助之后，先中秀才，再中举人，并于1886年中了进士，授职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编修。当时李鸿藻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徐世昌算是他的学生。
旧时最讲究师门情谊，学生像对父母一样尊敬老师自不必说，而老师也很少有不照应学生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李鸿藻对徐世昌印象很不好，就连徐一贯的谦虚谨慎，也被他认定为“虚矫过人”，这样徐世昌在翰林院就不好混了。其实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错，像甲骨文的发现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略相当于教育部长）的王懿荣就认为他是学林后起之秀。但是因为李鸿藻的不待见，徐世昌就得不到考官一类的肥差，更得不到外放知县知府的机会，只能拿着45两银子的年薪苦苦度日。长安居大不易，为了贴补家用，徐世昌甚至不惜以翰林院编修之尊，到达官贵人家做家庭教师，可即使这样也没什么积蓄。
每年春节，门生们都会大包小包的给老师送礼送钱，这是传统礼节，徐世昌必须遵守。可是他实在没钱，每次就只能包一个2两银子的红包给老师送去，未免太过寒酸，李鸿藻对他的印象因此愈加恶劣，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徐世昌自觉前途无望，就想不如申请外放，随便到哪儿去当个县官算了。此时他已在翰林院混了9年，算是老翰林了，请求外放一般都能如愿，但这是自跌身价的做法，很伤面子和名声。左右为难之际，他便写信给在湖北和江西当知县的两个堂叔，请教自己该怎么办。两个叔叔都认为他多年熬出来个资格不容易，翰林院虽然清苦，但循着资历一旦分发到中央部委，前面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就是混上个宰相也有可能，“自古宰相出翰林”嘛！而一旦外放出来，一辈子大概就只能做一个风尘俗吏了。好男儿要有大志向啊！两位叔叔是真为这个侄子着想，为了让他安贫乐道苦等机会，还分别给他寄了钱来，把徐世昌感动得打死也不走了。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袁世凯和徐世昌多有往来，对他的处境心知肚明，自然不会让他帮着引荐李鸿藻，而是率直相访。
袁世凯这一步走对了。原来除了赵学治等人的美言之外，李鸿藻的另一个亲信，正在天津小站与德国人汉纳根一起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因为和汉纳根不和，曾于6月6日给李鸿藻写信求助，信中提到袁世凯，说“袁道英气逼人，即议论亦颇有可采”。所有这些，加上袁世凯在朝鲜的卓著表现，无不让老李对这个后辈更加刮目相看。所以当袁世凯找上门来，并献上精心编写的“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一揽子计划”时，李鸿藻给予他的是毫无保留的赞赏和鼓励，对于袁一以贯之的主张——“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李鸿藻表示将竭尽所能帮他打开局面，推荐他编练新军。最令袁世凯感动的是，李鸿藻还暗示他可以跟荣禄打招呼，但翁同龢的路子，得自己去走。
翁同龢好办，他对自己本来印象就好，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自己就是明证。况且因为私底下对淮军的战斗力提出过批评，并大力主张编练新军，现在李鸿章乃至整个北洋都对自己很反感，作为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大人应该愿意提携自己才是。果然翁同龢对袁世凯的主张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帮助他。袁世凯唯恐火不到猪头不烂，居然又打起了李鸿章的主意。
翁同龢现在位极人臣，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能当上大学士。清朝自雍正皇帝设军机处之后，大学士其实已经没什么实际权力，所以有“大学士不入军机，不是真宰相”之说。但入阁，即当选大学士，作为一种崇高的肯定，依然是全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又有“军机而不入阁，贵而不尊”一说。
大学士一共只有6个名额，其中4个正选，2个协办，绝对僧多粥少。而且这个官不能靠提拔，完全是论资排辈，前面走一个后面才能补一个，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眼下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排名第一，是名义上的首辅，翁同龢则排名替补里的第一，也就是说只有前面6个人中有人辞职或者死掉，翁同龢才能当上协办大学士。
没过几天，袁世凯来到贤良寺，拜访李中堂。这个地儿袁世凯已经很久没来了，所以李鸿章知道他此来定有用意，只是袁世凯不说，他也不问，反正贤良寺门庭冷落，他闲着没事，乐得聊会儿闲天。
两个人就这么漫无边际地聊着，从欧洲聊到日本，从远古聊到今朝，等李鸿章聊到茴香豆的“茴”字有五种写法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沉不住气了，图穷匕见地劝道：“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像东晋的谢安谢太傅那样养望于长林之下，等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良将，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候羽檄交征，安车上路，才足见您的身价非比寻常。”
李鸿章已是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岂能轻易就被忽悠住？闻听此言，当即大怒：“停，停！慰庭，你这是给翁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很是沮丧，不过这只是个小插曲，影响不了大局。李鸿藻、翁同龢都很帮忙，尤其是李鸿藻，在朝廷上下只要说起袁世凯，便是一阵猛夸，说他“家世将才，精通兵法，富有作战经验，若启用他编练新军，定能练成一支劲旅”。
不光是夸，老李还把袁世凯介绍给了荣禄。荣禄当初少年得志时，身后的两大靠山，一是醇亲王，另一个就是李鸿藻，有这层关系，再加上他也确实对这个后辈久有耳闻，所以没等袁世凯道完仰慕，就真诚地给了这个自称门生的家伙一个建议，让他先编写一本关于西洋军队编练的兵书出来。
袁世凯知道这是荣大人在考自己，不敢怠慢，立即就行动了起来，把自己关在嵩云草堂，闭门不出，只邀请了一些懂外语、对西洋军事有所了解的人来，大家齐心协力，搜集整理并翻译了一大堆西方军事著作，尤其对德国和日本的陆军操典、制度、条令等等，都有详尽的介绍和解读，这其中，有一个叫王修植的翰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兵书出来后，荣禄极为满意，朝野上下更将之视为“奇书”，一时间袁世凯被打上了“军事奇才”的烙印，谁都看得出，他之被大用，只是时间问题了。
